群众路线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究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党的群众路线是怎样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对群众路线的来龙去脉进行探究，是非常有益的。 ——编者

■李曜升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战略部署，牢记和坚持党的宗旨的重要举措。

群众路线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的主旨，是要使我们党与群众、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群众建立正确的关系，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沿着党的奋斗历史轨迹，对群众路线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进行探究，是非常必要的。

群众路线的提出

群众路线从党诞生之日起，在党的遵义会议之前的红军时期具备了雏型，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雏型的代表作。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后曾明确指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党的一切活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党的六大制定的10大政策中又指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争取广大工农兵群众”。由此可见，群众路线的精神在党的早期文献中已初见端倪。

群众路线概念的明确提出，首见周恩来同志1929年9月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就筹款工作指出，“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在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已经孕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里的分清敌、友以及文章中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已经提出并从理论上基本解决了划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群众范围、区别群众中的基本群众与非基本群众这个群众路线的首要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表明党已经有了“一切依靠群众”的强烈意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为党奠定了思想路线的不朽之作，极力倡导调查研究这个“从群众中来”的主要方法并批评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所作总结报告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实际上已将群众路线视为党在革命活动中应当经常和普遍实行的方法，具备了群众路线的雏型。

群众路线是对党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使党认识到旨在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战争必须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相信群众。由此，党完成了由从事群众工作到具备群众路线雏型的转变。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就印证了这一点：“一九二一年建党后，经过了十四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多少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形成

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群众路线的形成提供了保证。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党在延安这个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得以对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党关于群众路线的经验自然也得到了提炼，形成了完备的科学形态和精深的理论内容。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标志着群众路线的正式形成，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使群众观点趋于系统化。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有关论述为群众路线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实践论》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群众路线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完备的哲学依据；《论持久战》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述深化了“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重点阐发了“向群众学习”的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论述，从不同角度拓宽和加深了群众路线的内容。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则是群众路线代表作。文章详细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不仅如此，文章还提出了运用这一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时要注意的两个具体方法，即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这样，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原理、矛盾学说中的个性、共性原理转化成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标志着群众路线的正式形成。

研究中共党史的日本著名学者宇野重昭，曾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视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将文章重点阐述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尽管这种将毛泽东思想视为“一种主要应用于实践的，以立场、观点、方法为核心内容的思考形式”的观点不够全面，但从中足见毛泽东这一著作在毛泽东思想、抑或群众路线的形成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高度概括，形成了以下4个方面内容的群众观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党除了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党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每一言论、政策、行动都以是否符合人民的权利为最高标准。

一切向群众学习的观点。要求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遇事同群众商量，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人民群众的解放，只能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去斗争、去争取；党是人民群众解放事业的引导者，党的责任在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不能“运动群众”。

随着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群众路线也随之上升到了指导思想的地位。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还将群众路线（“所谓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从此，群众路线更加为全党所熟悉，在各项革命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的运用。

群众路线的发展

群众路线形成后，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努力和实践，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娴熟运用和全新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群众路线作了重要论述。针对蒋介石悍然对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毛泽东基于对人民群众的高度自信，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大气魄，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的著名论断，发展了他在建党前夕、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朱德在《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则从军事教育、战术运用、政治工作、实行奖励4个方面具体论述了军队工作如何走群众路线的问题。随之，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党对其政策的决定与改变、党的政策中的正确部分与错误部分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以取得群众的了解与拥护。邓小平则以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了群众路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导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缘故吗？”

新中国成立后，华夏大地，满目疮痍，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我们党成为了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这种执政地位造成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及脱离群众对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这种情况下，党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新的环境下如何继续贯彻群众路线？这些课题历史地提到了全党面前。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视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全国人民新时期的总任务。八大对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认识与确定集中地体现、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发展群众路线的时代突破。除此之外，八大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把能否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视为一个领导者好坏的重要标志；把是否会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视为可否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重新阐述了群众路线，抨击了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提出了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的5条措施。这些论述，使群众路线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对于全党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有着长远和深刻的指导意义。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新的矛盾、新的情况，要求群众路线在处理人民内部的人际关系上有新的突破。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系统地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把人民内部矛盾一般地视为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个群众路线的主旨问题，是建国之后群众路线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理论标志。

群众路线品尝过民主革命18年、建国后头7年的酸甜苦辣，在理论上达到成熟并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从此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一帆风顺了。后来出现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群众的自愿原则，把群众运动理解为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并且在某些方面，将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所有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党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失误与挫折教育了我们党。1962年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的讲话，把民主与集中、从群众中来与到群众中去联为一体，集中阐述了党内、党外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刘少奇的报告，则科学地辨析了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指出“群众运动必须从实际出发，必经是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这次会议恢复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但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和发展同样是在曲折中前行。十年“文革”，林彪、“四人帮”肆意歪曲、践踏党的群众路线，破坏党政、党群、军政、军民关系，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文革”偏离党的八大，违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宗旨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沉痛教训，需要认真记取。

群众路线的创新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始了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群众路线也由此开始了新的发展。

全会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包括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奠定了思想基础；全会作出的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最集中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全会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为群众路线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遵义会议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创造了良好前提一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揭开了群众路线再发展的新篇章。

在党成立60周年前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文献。它第一次将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视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称之为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第30条第2节对群众路线的涵义、形成、内容作了高度的概括。这些标志着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发生了新的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经济上关心人民的物质利益，使人民从党的富民政策中得到了更多的实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党在政治上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大大加快了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七大、八大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而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党内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又在于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妨害我们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种种因素的滋生和发展，缺乏清醒的警惕和有效的斗争。

1989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群众路线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决定》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把能否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兴亡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唤起了全党对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危机意识；把群众观点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把共产党员如何对待群众看作是根本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党性问题；在群众观点4个方面内容的基础上，又充实了“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群众和引导群众前进”的3个方面内容。这些内容既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又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对于怎样保证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决策，怎样克服党内的消极现象，加强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做了系统、全面、切实的规定。这些标志着群众路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创新。

群众路线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独创的根本工作路线，凝聚着党的集体智慧，来之不易。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