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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村的“启明星”

2013-8-29 16:20| 发布者: 123456000000| 查看: 7| 评论: 0

摘要: 农加贵开栏的话 总有一种奉献让人感动,总有一种坚守让人敬佩。在乡村,在城市,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1700万人民教师用默默的付出扛起了中国教育的如山重任。为了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人民教师的师德风貌,大力宣传 ...
农加贵

开栏的话

总有一种奉献让人感动,总有一种坚守让人敬佩。在乡村,在城市,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1700万人民教师用默默的付出扛起了中国教育的如山重任。为了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人民教师的师德风貌,大力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感人精神,充分展现当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的良好成就,进一步放大正能量,以正面典型引领教师队伍建设,引导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在第2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推出“教育脊梁——人民教师风采”重大典型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本报记者 杨云慧

“虽然已经坚持27年了,但我真不觉得苦和累。只要需要,我还会在这里教下去,尽自己的全部能力,教好学生,回报村民,帮助他们融入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农加贵

汽车艰难地在群山中盘转,忽然拐入躲藏在草丛里的一条山石小路。山路很窄,只能容下汽车左右两个轮子,年久失修,坑洼遍地。两边葱茏的青山寂静地肃立着,守望着这片曾经与世隔绝的桃花之源。

小路的尽头是一个被大山环抱的小山村,叫落松地。这个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最为偏僻的村子,有一个曾令人闻之色变的名字——“麻风村”。

在这个不到50户人家的小山村,有一所开办了27年、目前有21名学生的学校。从建校至今,这里只有一名教师任教,他的名字叫农加贵。面对外界的歧视和家人的反对,27年来,农加贵从未离开过这所学校,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这里的特殊群体。虽然他获得的“最高荣誉”也只是“广南县先进教育工作者”,但当地的干部群众,甚至县委书记提起他,都是连连称赞。

“麻风村”终于来了第一位老师

1986年,一名只有20岁的年轻人“壮着胆子”走进“麻风村”,并选择留下来。从此,村里第一次有了老师,村民们“为孩子办一所学校”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个年轻人就是农加贵。

“麻风村”初建时有56户180余口人,其中麻风病患者80余人,壮、苗、彝等5个民族混居。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多、逐渐长大,就学成了这个特殊村落居民最大的困难。然而,没有老师愿意到这个地方教书。农加贵的到来,让村民和孩子们看到了希望。

麻风病是一种极易流行的接触性传染病,可引起皮肤、神经、四肢和眼睛永久性损害。上世纪50年代,麻风病曾一度在广南流行,给当地群众带来深重灾难。由于当时医疗卫生条件较差,麻风病人得不到很好的救治,常常被村里赶出来,有的甚至被亲人遗弃。

“你再哭,再哭就把你送到麻风村。”当时,周边的群众对麻风病谈虎色变,常用这样的话吓唬哭闹的孩子,很多人甚至不愿提及“麻风”二字,而用“那病”来指,避如瘟神。当地政府把麻风病患者集中迁到这个大山深处偏远的地方,建立医治点集中医治。从此,“麻风村”便成了这里的地名。

为了防止病毒传染,当时仅有一条羊肠小路通向外界。在离村子6公里的村口,有一所当地人称的“医院”,实际上是防疫站。医院里的6名医生专为这个村子服务,同时也守在这里,不让人们随意进出。在医院和村子之间,有一个“中间区”,医院每隔一段时间将药品送到这里,村里派人到这里来取药,医生和病人不直接接触。

出生在广南县一个贫困壮族农家的农加贵,高二时不得不辍学回家。一天,在下坝小学当代课教师的叔叔找到农加贵,说“麻风村”想办学校,建议他去试一试。农加贵简直吓呆了,连连说:“不去不去!”农加贵的两个哥哥和父母也坚决反对:“不行!决不能去麻风村,我们决不同意!”“你可要想清楚,去了那里,将来还有谁愿意嫁给你!”叔叔劝农加贵,没那么可怕,不行我先带你去看看。

大约过了半个月,想了又想的农加贵还是随叔叔来到了“麻风村”村口的医院。医生们做农加贵的思想工作,告诉他,小孩子是没有病的,况且学校建在“中间区”,没有太大的危险,建议农加贵试一试。

农加贵终于答应试试,来到了位于“中间区”的学校。

那是农加贵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8个家长带着12个孩子来了,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五六岁,他们远远地站着,看着他。看到被病魔侵蚀得躯体严重畸形的家长,有的膝盖以下被病毒吞噬,仿佛在跪着走路,有的鼻子完全塌了,只剩两个黑黑的鼻洞。这样的情景,令当时的农加贵只想掉头就跑。

但农加贵最终没有跑,反而坚持了27年。

1986年9月3日,这个日子农加贵记得牢牢的。这一天,他走进了“麻风村”小学的教室。

这是一间用土坯建起来的屋子,中间一分为二,一半是医院用来放药品的,另一半就做教室。可教室实在不像教室,只有几张学生从家里抬来的七长八短的桌凳,一块一米多宽的黑板是用墨水染黑的,学生既没有课本也没有书。

农加贵到叔叔那里,打算找一些旧课本、旧书来给孩子们用。一年级的课本找到了两本,二年级的课本也只有两三本,课根本不知道该从何教起。没办法,农加贵只有教孩子们拼音和记100以内的数字。

“那个时候害怕吗?”“怕!我不敢和孩子们接触。比如孩子们写字握笔方法不对,我只有自己比画着教大孩子应该这样,然后由大孩子再去教小一点的孩子。”农加贵告诉记者,后来自己虽然适应了一些,“但我并不安心,还是想着要离开。”

“后来为什么留下了呢?”记者问他。

“村民对我太好了,孩子们也太听话了,他们都太需要我了!”农加贵连着说了几个“太”。

学校开办之初,还没有上报县教育行政部门,农加贵是村民自己请的代课教师。任教第一个月,村民们家家户户凑钱,一共凑了35元作为他的工资。村民们把钱放在蒸锅里蒸了消毒后,再请医生转交给农加贵。

当年10月,村民联名提出办村小的申请得到县文教局的批准,“麻风村”小学正式成立,农加贵成为学校唯一的老师,加上学前班,学校一共有3个年级。

作为代课教师,政府每个月给农加贵发19元工资。为了让农加贵留在村里教书,村民们自发集资,每月额外补助他30元,并一直持续到1992年农加贵转成公办教师。此外,村里又给农加贵划拨了两亩地,由村民帮着栽种和收割,还帮他饲养鸡鸭改善生活。村民们的好深深地感动了农加贵,一直不安的心渐渐安定下来。农加贵要求自己,“尽全部能力,教好学生,回报村民”。

为了孩子们走出大山过上正常生活

第二个学期,学校从破旧的“中间区”搬到了村口相对好一点的“医院”。

学生每天从6公里外的家来到学校读书,不管风吹日晒,都准点出现在教室。“27年了,除非生病,村里没有一个孩子迟到或早退,更没有人辍学。”每天,孩子们从家里带来冷饭当作午餐,从不抱怨。农加贵告诉记者,即便这样苦,村民们还是要把孩子送来读书,他们急切地希望健康的孩子能走出这座令人窒息的大山,融入到山外的世界中。

3年后,孩子们要转到村外学习。但周边村子的群众对麻风病认知有限,坚决不同意“麻风村”的孩子转到自己村里上学。

看着孩子们脸上的泪痕,看着村民们沮丧的神情,农加贵的心里也异常沉重:“难道这些孩子从此就要失去学习的机会?新的一年级学生又招进来了,但看到哥哥姐姐们从此不能再读书,从此就要回到村里耕田种地,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自然也没有了。”

多少夜的辗转反侧,农加贵最终做出决定,自己来教这些孩子,一直把他们教到六年级。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村干部时,村干部又惊又喜:“农老师,这样你忙得过来吗?”“我会累点,但我能做到!”为了这些无辜且可怜的孩子们,农加贵下定了决心。

从此,农加贵开始了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复式教学。每天,他先安排高年级的孩子预习或写作业,再开始教低年级的孩子;低年级孩子在开始复习时,他再去为高年级的孩子上课。在这种循环的复式教学中,农加贵也摸索出一套适合这些学生的教学方式,不断注入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莲城镇中心学校校长黄座富说,农加贵的教学方法得到了专家的肯定,和近年来倡导的新课改理念非常接近。农加贵外出办事,孩子们就能在教室安静地自主学习。

“你在这所学校教书,有过被人歧视的时候吗?”记者问农加贵。

“有!每学期开学时,中心校都要集中学习。有认识我的老师就会躲我远一些。在讨论时,我发表意见,就会有鄙视的眼光投来,好像在说,你一个只能教‘麻风村’的老师能有什么水平。”说这话时,农加贵的表情淡淡的。

1992年,“麻风村”学校首届学生毕业了,要参加县里组织的毕业考试,学生们有望到县城上初中。但当初孩子们被拒之校外的阴云依然笼罩在大家的心头。农加贵提议:咱们改个村名吧,填写资料时不要填“麻风村”了。村民一致同意,但起个什么名字呢?一位村民想到自家栽种的花生,也叫落花生,这个村子四周满山遍野的又是松树,将两种植物的名称各取一个字,“就叫落松地吧!”从此,这个让人谈虎色变的村子有了新名字。

“当时我去看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不敢说自己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怕别人知道就是‘麻风村’,而是说来看另一所学校的成绩,顺便给‘落松地’的学生看一下。”中学的老师没有怀疑,便让农加贵查了成绩。令农加贵高兴的是,10名学生成绩优异,全部都被录取了。

接着,农加贵又带孩子们到县防疫站做了体检,并将学生的健康资料送到县文教局存档,以免将来发生其他意外。县文教局也对这10个孩子的情况加以保密。

说到送孩子们去县五中上学的情景,农加贵眼睛湿润了。他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帮他们把吃住安顿好,然后准备回家。可这10个长期与世隔绝并被歧视的孩子,一步不离地紧紧跟着他、看着他,什么也不说,但眼中充满了不舍……

1992年,通往落松地村道路上的警戒线被拆除了,医生也撤离了,宣告当地麻风病的历史已经结束,外界对这个村的看法也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

这一年,学校迁进了村子,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历史。要建新学校了,村民们高兴得像过节似的,主动集资4000多元钱,投工投劳500多人次,用一个月时间建起了两间土木结构的教室,平整了一块水泥篮球场,砌起了围墙,添置教学设施,莲城镇落松地小学从此正式挂牌!

也就在这一年,农加贵从一名代课教师正式成为公办教师。

他是村民的技术员、采购员,学校的“伙头军”

27年的风雨同舟,农加贵与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从当初的怀疑、担心到熟悉、了解,直至现在的信任、依赖,这样的变化非一日之功,全都取决于农加贵坚持不懈的信念,真诚与朴实,热情与豁达。

学校搬到村子里后,农加贵更是被村民当成“座上宾”,这家请、那家请,他也没有任何忌讳,与村民和学生的感情更深了。

作为村子里学历最高的人,村民要读个信写个信,或是村里要发一个通知,都会找农加贵帮忙。农加贵平时也没有其他爱好,就爱摆弄一些电器,慢慢地他通过自学学会了维修技术,村民的电视坏了、收音机不响了,就抱着来找他。这个时候,农加贵从不因工作忙碌而推辞,一有时间就抓紧帮忙修理,需要配个零件,也是自己掏钱。

渐渐地,维修范围扩展到各式各样的农用机械、开山钻眼的工程机械、新式的高科技家电,农加贵边修边学,不断提高电器维修技能。有的村民不便外出,购买家电、生活用品、农用物资也全部依赖农加贵。一到休息的日子,他就成了采购员。

2002年,村里办起了成人技校,他教村民一些种植、养殖实用技术,原定每周只上两晚,可村民的学习热情高涨,要求增加到四晚。他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这一答应,他的工作就更忙了,白天要教两个复式班,晚上要给村民上课。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后,县里考虑落松地村的特殊情况,给21个学生每人每天3元的营养补助,并特批了10个寄宿生生活补助。这项工作的增加,又让农家贵成了“伙头军”。每天早上7点,他要准时为21个学生做早餐,面条或是米线,还得保证有一点肉或蛋。早上8点开始连轴转地上课,中午11点下课后,他还要带着几个年龄大的学生生火做饭,每餐两菜一汤,每周能吃上两到三次肉。

“累吗?”“习惯了,不觉得啊!”农加贵总是这样回答类似的提问。

得知记者来采访农老师,村民苗家全立刻迎了上来,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农加贵的学生。“20岁的大女儿已上广西打工,小女儿今年中考,可能考得上广南一中呢!”苗家全高兴地告诉记者。

“他是我的老师,我大儿子9岁了,现在又在他教的三年级读书。小儿子马上也要上一年级了。”村民董向国指着农加贵对记者说。

27年来,“麻风村”学校共招收了92名学生,已送走6届62名毕业生,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公务员,还有企业老总。“我教过的学生都太好了,时常与我联系。两年前我父亲去世,有一个学生还大老远赶回来看我。”农加贵说。

如今,落松地小学共有3个年级、21名在校学生,农家贵就是21个孩子的第二个家长,帮孩子们消除心理障碍,并通过申请社会援助等方式让家贫的孩子都能上学。在农加贵眼里,这个曾被人们歧视和充满恐惧的小山村,如今已渐渐远离了传染病,村民们的脸上也逐渐露出了笑容,也许这就是他身为人师的最大快乐所在。

由于地处偏远,按广南县最新的教育发展规划,落松地小学在短期内不会撤销。但一直到现在,县里依然很难派新教师去接替农加贵,这意味着农加贵还要在这里坚守,或许他要付出的将是一生最好的时光。

“工作上我真不觉得苦和累,只要上级需要,我还会在这里教下去!”说这话时,农加贵没有夸张的表情和语气,黑黑瘦瘦的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但记者能感觉到,这话真的来自他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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