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 用人格影响人格

在教育中，一切都应以教育者的人格为基础，因为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只有性格才能形成性格。

——乌申斯基

编者的话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珍藏着几位难以忘怀的老师，时间流逝，也许我们会忘掉他们传授的知识，但总有一些东西铭刻心间——可能是认真得有些顽固的个性，可能是出口成章的才识，也可能是举手投足间的小习惯。它们以强大的魅力吸引、感染和影响着一颗颗成长中的心灵，让他们赞叹、钦佩甚至崇拜。

以人格培养人格，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最好的教育艺术。相比责任、坚守等好教师的品质，我们同样关注教师的个体生存状态，希望老师们自由地绽放魅力，丰盈着自己，也成就着学生。

生鸿飞：行走拓展生命的宽度

工科出身的我，1997年到武汉纺织大学工作，开始了长达15年的工业设计相关教学与研究工作。我唯一的业余爱好是远足。我的教学、科研、生活，甚至生命，都融入其中。

1991年，我认识了妻子。我们结婚后，经过两年的筹划，背着包，带着一张地图和两个月的工资去了神农架。途中，我因不习惯农家菜里的花椒引起头晕，以为误入黑店，让妻子拿刀自卫引发笑话。自此，我俩爱上了旅行。

2001年1月，我和妻子作为第一对环保志愿夫妇，来到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守护藏羚羊环保志愿工作。

天寒地冻，广袤无垠的青藏高原让我们在享受寂寞的同时，更催生对环境的很多思考。来到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地表土壤层之稀薄，草场退化之严重，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亲眼看到50年前勘探青藏铁路的工人的脚印，脚印里面的草，细细弱弱，只生长了十厘米。我和妻子都受到了震撼，更让我们震撼的是，在大自然面前人的脆弱。

环保的理念开始根植在我们心底，我也时刻灌输给学生环保理念，同时我们做了大量的基于环保的可拆卸设计、可回收设计等绿色设计，如无动力车的设计、应急逃生设计等，分别在各类机械创新大赛中获奖。

2001年至今，我七次进藏，七上高原，登上珠穆朗玛峰捡拾垃圾，进行高原动物迁徙调查及藏羚羊保护等工作；2002年，我组织武汉高校大学生，再度进入可可西里地区考察。

十几年里，职业使然，几乎每次西部出行，我都要参观各地的博物馆。由于学校的“纺织”特色，我对西部的纺织文化尤感兴趣。通过旅行，寻找纺织文化的遗迹。回到学校，我开设了“旅游地理”公选课，并在课堂上加入了纺织地理的内容，“纺织文化传播”公选课于2012年成为湖北省精品视频公开课。

2012年，我与另外7名环保志愿者一同参加“零距南极”活动，从阿根廷小城乌斯怀亚坐游轮去南极进行考察和拍摄，记录了冰川消融及座头鲸、企鹅、海豹等动物的活动。

“行走天地间，写意人生路”是我的理想生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而宽度却可以拓展，我用行走拓展生命的宽度。 (生鸿飞/口述 通讯员 涂耀威 侯庆/采访整理)

杨雨：别叫我美女教授

2011年到现在，我在“百家讲坛”主讲了“侠骨柔情陆放翁”、“纳兰心事有谁知”、“端午时节话屈原”3场讲座。

其实平时我基本不看电视，却机缘巧合上了电视。2007年，我第一次“触电”是在长沙电视台主讲李清照。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因为我塑造的李清照相比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女词人更率性、叛逆，更具有大丈夫气概，引发了不少争议和质疑。

当“百家讲坛”的编导因为看到网上的视频而联系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并不想去。编导劝说我，既然你热爱古典文学，难道只满足于自娱自乐、皓首穷经地做书斋式研究吗？学者不应该肩负起向大众传播文化的使命吗？编导的话说服了我。

之所以选陆游、纳兰性德、屈原这三个人物，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丰富、饱满，对他们的评价也争议颇多。我愿意挑战有争议的人物。

我喜欢古典诗词，我的名字也是源于《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更巧的是，我的研究方向是唐宋词研究及批评，而我从小就学习琵琶、手风琴。要知道，琵琶可是词在唐宋时代传播的主要伴奏乐器。

自从上了“百家讲坛”后，常有媒体称我“美女教授”，其实我觉得“美女”这个称呼缺乏个性，我更喜欢大家叫我“湘女”。似乎从屈原《九歌》中的湘夫人起，“湘女多情”就成了公认的特点。网友们还给我起了个昵称叫“洋芋”，这个称呼我还挺喜欢，很亲切，就像我的学生叫我“杨姐姐”一样。我经常把课堂“搬”到岳麓山上的露天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欣赏自然山水，和学生谈古论今或者聊聊人生和爱情。

我给学生上课常常是这样“不严肃”的——我们围坐一起，偶尔我会带上自酿的葡萄酒，和学生一起“行酒令”，对不上的罚酒一小杯。有一回正好碰上教学督导来课堂督查，一进门他就愣住了：这个课堂的气氛不一样！我赶紧请他坐下，然后继续我们的高谈阔论。下课后，督导夸：“杨老师课上得好。”

说到“吟唱”，在我的发动下，中南大学今年成立了“中华经典吟唱研究与传播基地”，还以大学生为主体成立了吟唱团。今年6月文学院的毕业生晚会上，学生集体吟诵《岳阳楼记》，我还弹起琵琶为他们伴奏。有一次和学生吃饭，学生们兴致一来，一会儿拍着桌子吼上一首《将进酒》，一会儿站起来高唱一段《离骚》，一会儿男女生对上一曲《长干曲》……大家沉醉其中，非常享受。

在2011届毕业典礼上，我作为教师代表致辞，送给毕业生12个字：正道直行、悲悯情怀、豁达心胸！这也是我的人生信条。 (杨雨/口述 《湖南教育》记者 王昱/采访整理)

刘发建：对无趣的教育充满警惕

从教26年，我曾经花很长时间想教书对我意味着什么，自己要做什么样的教师。这种思考需要坚持，尤其是在这个大多数教师陷于某种固定生存模式的时代，你很难从别人那里获得可靠答案。

我的答案是，做一个有独立性、有想象力、有影响力的教师。这不再是年少轻狂时的浮想，而是经过岁月打磨、内心沉淀而愈加清晰的东西。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变得更好。

先说独立性吧，我觉得这是教育必须尊重的基点。人的意义在于独一无二的自我意识和追求生命价值的自觉行动。一轮轮教育改革，似乎并没有给教师的生存状态带来多大改变。忙吧？累吧？那就停下来想想，除了执行指令、听命于课程和教材外，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教育主张？这种主张是不是来自我们对教育的思考、实践和理解？

人教版语文教材有一篇题为《尊严》的课文：美国石油大王哈默年轻时和一群人逃难，沃尔逊镇的杰克逊大叔开仓救济大家时，所有逃难者都狼吞虎咽，唯有哈默坚持先劳动后吃饭。杰克逊大叔对女儿说：“你别看他现在一无所有，将来他一定是个富翁，因为他有尊严。”

带学生细读课文后，我问道：“哈默有尊严，请问那些逃难者有没有尊严？”大家脱口而出：“没有！”

我吃了一惊。一群骨瘦如柴的逃难者，不偷，不抢，接受了别人的救济，就没有尊严了吗？乞丐，是困境中的人，也有人的尊严。当我追问“你们有没有尊严”时，大部分孩子都说自己有，也有些孩子没吭声。我问一个不吭声的孩子：“你为什么没有尊严？”

“因为我成绩很差，常常被人瞧不起。”

那一次，我惊呆了半天：一个孩子仅仅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就认为自己没有尊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我无法直接告诉孩子们什么是尊严，但我那天明确地告诉所有孩子，所有人都有尊严，乞丐有尊严，成绩差的人有尊严，罪犯也有尊严。不敢说这样的教育就能让学生得高分，但当我引导他们独立思考时，想想，未来还是让人放心的！

其次是想象力，包括对自身和对职业的想象力。很多人觉得，教师职业就像毛驴拉磨，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很难有什么作为。我不甘心这样无趣地做教师。这种不甘心让我对每个无趣的教育细节充满警惕和改造的冲动。“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你不知道我听到这个顺口溜有多么惊讶！鲁迅，那么有趣的人物，学生为什么会怕呢？从此，我开始研究鲁迅。可以自信地说，听我上鲁迅的课，没人会觉得乏味。2009年，我写的《亲近鲁迅》一书出版，事先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把书稿寄给钱理群先生。没想到，他很快回信，而且为我写了一万多字的序言。知名大学教授与无名小学教师就这样有了交往，后来我们合作编写《小学生鲁迅读本》，反响很好！

最后说说教师的影响力。我一直认为，教育就是影响人，一个好教师，绝不局限于影响一个班的学生，还包括对家长、对社会；一个好教师，还要有意识地追求和扩大教育的影响。很多教师抱怨社会氛围不好，家长不配合等。但是，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能做些什么，让教育变得更好。 (刘发建/口述 本报记者 张以瑾/采访整理)

陈耀：“走火入魔”很快乐

如果不是真的很喜欢“科学”这门课，我很可能十几年前就改行了。因为在中国，小学科学课教师很边缘。

儿时，生活在农村的我自由快乐。现在的孩子很可怜，他们没有亲近自然的童年。我想让他们的童年快乐起来。

“头儿，我们什么时候去找甲虫？”二年级的小缪悄悄问我。不一会儿，我就带着他们出现在学校的菜地里。

这个场景在19年前出现过，师范毕业后，我来到一所农村学校，每周六带着50多个学生，在金蟾山上采集植物标本。那时，浙江省很多年轻人最值得炫耀的时髦事是开一辆五羊本田摩托车。我却鼓动家里人凑了几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桑塔纳。那可是我不吃不喝几年的工资总和。我就是开着这个宝贝，周末带着孩子们去野外科考。

2003年夏天，我来到温州市实验小学。商行天下的温州人，在这个急剧城市化的环境里快节奏运转。学生回家后一头扎进电子产品的世界，周末忙着上各种补习班。亲近大自然显得遥远，科学实验听起来像是科学家的事。

在学校里，我用自己的储蓄买了设备，组建了航模俱乐部、F7方程式车队等，但我仍感到迷惑和失落——相比农村的广阔天地，城里孩子虽然有实验器材，却没有自由的空间与轻松的心情。

能否让孩子在家里有自由的角落，摆上喜欢研究的东西，做喜欢的研究？我向学校提出启动“角落中的世界”科学计划。没想到，家庭实验室很快推广。学生在家里自由进行的各种奇怪的研究不断给人惊喜。

有人说我像走火入魔的疯子，别人都是赚钱养家，但我却倒贴钱。这些年，我开坏了自己的两辆汽车，贴进去了十多万元买实验器材。有人以为我是神经病——这么大的人，带着一帮孩子抓昆虫、养蜘蛛。

可我觉得，有一份事业让我走火入魔也是一种幸福。有时我觉得，比起学生，自己更像个孩子。我的学生曾在作文里这样描述我：“我从来都是直呼他的名字，就是这个瘦不拉叽、眯着小眼睛的老师，活力四射、唾沫横飞地陪我度过了快乐的5年。”

其实，于我个人而言，荣誉已到顶峰，让我感到最享受的，就是做学生们的“带头大哥”，像星探一样，发现绽放科学灵感的孩子，陪着他们一起玩、一起疯。

近两年，我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农村学生的科学教育中，参加了“苹果树之友”科学公益活动，带着农村的孩子们在科学的世界里走火入魔。 (陈耀/口述 本报记者　俞水/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