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 用奉献播撒希望<br>我愿意 用心灵呵护学生

编者的话

如果把教育学生比作培育一颗颗种子，那么，老师就是阳光，温暖着学生的心灵；老师是雨露，滋润着稚嫩的幼苗，种子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都离不开阳光的照耀、雨露的涵养和沃土的栽培。在老师关爱的目光和精心的呵护下，“小苗”渐渐长大。在漫长的岁月中，将小苗培养成参天大树是为人师者永远肩负的责任。教育是大爱是仁爱，当老师，需要有一颗博大的责任心和爱心。今天，让我们向所有可敬可亲的老师说一声：老师，辛苦了！

于漪：师生的仁爱超越亲子之爱

教育事业是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们所从事的教育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是在为国家培养后代，为千家万户培养后代，这是倾注爱心的，师爱高于亲子之爱。亲子之爱存在血缘关系，师生之间则没有；但是师生之爱超越了血缘的范畴，是一种仁爱、大爱。

教师爱学生不是挂在嘴边、写在纸上，而是要身体力行，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

陶行知先生说，“爱满天下”。怀着一种仁爱和大爱，看孩子的感觉会不一样，会感到每个孩子都是生动活泼的艺术品。教师如果想到他们是国家的宝贝，是家家户户的宝贝，就会发现孩子们各有长处。我觉得，最调皮的孩子也是最可爱的孩子，我喜欢调皮捣蛋的男孩。调皮捣蛋的学生至少有两个优点：一是身体好，二是点子多、思维活跃。小时候打个架算什么？这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常态。我批评他们，但从来没有惩罚他们。

如果能把学生的幼稚、不成熟、偏激、毛病当作常态，那就会爱护孩子，发现他们身上闪光的东西，带给他们成长的收获。部分老师却恰恰相反，觉得这个孩子不懂，那个孩子太差，不愿意去教。这样的老师，就说不上有爱心。想办法把不懂的变懂，把差劲的变好，这正是老师的本事，什么都懂还需要老师做什么？

了解孩子的兴趣爱好，尊重孩子，这是师生关系的黄金法则。深入研究他之后，才会有教育的针对性。兴趣是可以移植的，老师用心去加以引导，学生就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教育在于引导，而不能苛求。如果老师对调皮捣蛋的学生进行语言的暴力，训斥他“你怎么能这样”，就可能让他在错误的泥潭里陷得更深。

教师的仁爱、大爱的重要体现，是在孩子的立身做人方面给予引导，教他们亲近真善美，识别和抵制假恶丑。我的学生里会出现社会精英、骨干力量，那我可能对未来社会的走向产生间接影响，想到这里，就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要帮助孩子形成旺盛的求知欲，对事物保持好奇心，为事业的长远发展打好底子。教师的仁爱和大爱促成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人才，通向个人的教育梦，也通向一个更大的中国梦。（本报记者 董少校 采访整理）

代天久：当好“挑夫”我一生无悔

从1999年开始，组织上安排我到南广镇杉木校区当校长。杉木村背靠海拔1000多米的七星山，今年5月才通水泥路。在此之前，学校的教学用具、师生生活用品都是我用背篓背上学校的。

去年5月开始，翠屏区实施了农村学生营养餐计划，但营养餐只能配送到交通方便的校点。为了让学生能准时吃上营养餐，我主动承担起运送任务。

从山下有一条通往杉木校区的盘山小公路，路程有近20公里，但不通车，为了将营养餐安全、及时地送到孩子们手中，我选择了走这条长满了野草的山路。

每天早上5点，我准时起床生火做饭，吃完早饭后走到镇中心校，8点左右领到营养餐，沿着宜珙路至还阳村，横渡南广河，再走近两小时的山路，把近40斤的营养餐背到杉木校区，偶尔有点感冒也没有间断。如今已背坏了两个背篓。有3次不小心滑倒在一米多高的土坎下、稻田里，浑身湿透。看到孩子们津津有味地吃着营养餐，我感觉再累也值得。

没想到，背营养餐的事引起各级领导的关注和重视，我所在的杉木小学甚至所有的农村学校改造已被提到上级的议事日程，现在南广河上的新桥通了，杉木村也通水泥路了，营养餐的运送很快就会得到解决。学生吃的营养餐不用背了，但精神的营养餐永远都需要人背上，当好“挑夫”是我一生无悔的选择，我希望同事们继续当好山村教育的“挑夫”。我坚信，教育的明天会更好！（陈楠 整理）

桂希恩：对艾滋病人最好的药是爱

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唯一得主，200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999年，一位来自河南的进修医生告诉我，老家许多人染上了怪病，很多人无缘无故地死亡，多年来从事医学研究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我很想去实地考察一番。这一年的6月，我第一次来到河南，也是第一次走进文楼村。那一次只带了11根管子，结果抽检的11个人中，发现有10个HIV呈阳性，我非常意外，因为这个村子里病人很多，而且这些人都卖过血，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这些血还可能给别人。这个村就是后来受到全国关注的中国艾滋病第一村。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和大学教授，看到这种情况，如果视而不见，不做点自己能够做的事，我会觉得对不起这些人。

2001年5月的时候，我联系到几位生活困苦的艾滋病人，给他们垫付了路费，说服他们来武汉配合研究治疗。医院怕引起其他病人的恐慌，把他们安排到闲置的旧房子里，但周围的居民还是很不理解。但是艾滋病患者同样享有平等的生命尊严，与艾滋病人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被传染，更为了给当时的社会舆论传递一种正能量，我把5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里，跟他们同吃同住了5天。

那几天，每次给他们抽取血样都是在自己家里进行。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可能。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我还是习惯自己来。我自己也被抽过血的针头扎过两次，所幸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正常的防护措施我是有的，但是我从来不戴手套，因为我的手没有破损，给病人看病，是不会感染的。我愿意跟他们做朋友。“对艾滋病人最好的药是爱。”（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汪亮亮 采访整理）

李丽：我的幸福是儿女满天下

这些年来，无论是讲座，还是咨询，我总是免不了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一名高中肄业生，2003年放弃从商，选择从事青少年心灵健康和家庭教育公益事业，老师的幸福是桃李满天下，而我的幸福是儿女满天下。

因为这份公益事业，我有幸与成千上万个家庭和孩子结缘，儿子小强（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位。2011年夏季的一天中午，本该在长沙市某重点中学读高二的小强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湖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渴望我们帮忙解开心结。

原来，在他3岁时父母离异，十多年来，他跟父母的交往话题仅仅建立在钱和成绩上，彼此缺乏陪伴、沟通、了解，读高一时，本来就不够自信的他，被一份青涩的恋情所伤，自尊心严重受挫，成绩一落千丈。

那天，我们像老朋友见面叙旧那样，聊得十分投机。当孩子把我当朋友敞开心扉的时候，我乘胜追击地邀请他当志愿者，陪我们一起到外地一所著名中学搞讲座。那天临走时，我跟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宝贝，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我的儿女遍天下，今天我又多了你这个乖儿子。”没想到他立即亲切地叫了我一声“丽妈妈好”。

自从我跟小强有了第一次的畅快谈心后，他成为了我们中心的常客，我们举办各种活动，都有意把他请来当志愿者。2012年的教师节，小强打来电话说：“丽妈妈，今天是教师节，我真的好感激您和中心的哥哥姐姐们对我的帮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回到原来的学校读书了。丽妈妈，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挂断小强儿子的电话，我在心里说：其实，最应该向儿女们说感谢的是“丽妈妈”。如果没有你们的需要，就没有我存在的价值；没有你们的信任，就没有我前行的动力。

现在，我常常怀念经历过的很多很多故事，有些故事似乎都很久远了，又似乎就在眼前。那些已经长大或者正在长大的儿女们，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你们在“丽妈妈”心中的形象，永远是那么生动而美好，并且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精神滋养。（本报记者 王强 采访整理）

邵春亮：少数民族学生给了我太多的幸福

我是大连理工大学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同时兼任少数民族预科班班主任，从1986年起，到现在已经做了27年。我带的是来自新疆的40名学生，分属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锡伯族、蒙古族等8个少数民族。这些学生既有当代青年人的共性，又有少数民族孩子的特殊性，因此，多年来我都尽力用爱心和责任心去做好每一件事。

每天上课前十分钟，我都会给学生播报新闻，让学生了解国家大事，还有青年人喜欢的时尚信息。逢周末休息，就与学生一起去爬山，一同走滨海路木栈道，一同去参观现代博物馆、达沃斯会议会场、自然博物馆等，既锻炼身体，便于交流，又增进感情和了解。北京奥运，神七升天，世博会开幕，南非世界杯，我和学生一起在电视机前收看，一起放声高歌。

每到中午，我们一起到清真食堂用餐；每逢古尔邦节、开斋节，我和老伴都在家里摆流水席，做出地道的清真大盘鸡、炒羊肉、馕包肉，连续几天，让全班学生轮流来吃上一顿，让他们远离家乡仍然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为了深入了解这些少数民族学生生长、生活的状况，工作之余，我还自费多次赴新疆家访、考察，走过天山南北，到过大雪封山的果子沟，穿过无边的沙丘与戈壁，体会到他们上学路上的艰难之后，我不只是善待他们，而是张开双臂用炙热的胸膛将他们揽入怀中。

27年来，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和我建立起亲人的关系，从最初的老师、“老爹”，到后来的“爷爷”，我和学生们几乎融为一家。对这些孩子，我格外用心，从内心深处尊重他们，呵护他们。元旦，我给预科班每名学生写了一张贺年卡，收到贺卡，孩子们的回应是那么的热情，我知道他们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和期盼。

谁爱孩子，孩子就爱谁，少数民族学生给了我太多的幸福，他们的成长就是我最大的财富。买买提·尤里瓦斯已经成为克拉玛依市人大代表、奥运火炬手；郭文强博士后毕业，已经成了新疆财经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院长；吴庆胜现在是乌鲁木齐铁路局科研所电务研究室主任，被评为铁道部科技拔尖人才。哈密提已经是乌鲁木齐市开发区安监局局长……每逢节日，我家电话铃声不断，手机要被短信撑爆了。付出爱心，就会得到幸福的回报。学生说老师是一个平凡的人，能将平凡普通的工作做成精品，做成极致，就是一种升华。

虽然我年事已高，但我的心还年轻，我仍然走在寻梦的路上，走在播撒党的阳光的路上！（本报记者 刘立凯 采访整理）

李银环：给残疾孩子更深的爱

1988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第一个工作就是到北京市通州区培智学校担任特教老师。24年过去了，我还在这里。

在很多人眼里，残疾孩子们就像是一只只丑小鸭：思维迟钝，行动迟缓，有的浑身上下还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但我觉得，他们需要爱，他们能成才。

教育的真谛就是爱心的无私奉献。但爱残疾孩子只有“爱的情感”和“奉献”还远远不够，教师还要尊重学生、了解学生、理解学生、引导学生。教育时要格外细心，“因材施教”。

我对孩子们从不呵斥，从不出现鄙视的目光，他们回答问题有错误时，我就用微笑、耐心、启发、等待，引导他们正确地回答。当他们犯了错儿，我会摸摸他的头，用眼神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我从不急于批评，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一群身患残疾的孩子。他们有耳无法聆听，有嘴无语争辩。要保护他们的自尊心、上进心，就要让孩子们感到老师一丝关怀的眼神，一个轻柔的动作，都饱含着从心底流淌出的真挚情感。

我记得一个姓王的孩子，家里因为经济困难要退学。看着孩子被家长接走时一步一回头的样子，我从心里舍不得。我骑车100多里地赶到他家，对他的父母说，让孩子来上学，问题我来解决。感谢残联给他送来了资助，学校给他减免了学费。那个孩子后来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并在体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多次代表市、区参加全国特奥会、市特奥会，获得多块金牌、银牌，为我市、我区更为学校争了光。

24年过去了，我教的近百名残疾学生中，有多人获得了市、区红领巾奖章。现在，他们有的已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工人、农民，有的顺利进入了普通学校或高一级的学校。我坚信，残疾孩子也能成才，我愿做特教花园里的一名园丁，一直做下去。（本报记者 施剑松 采访整理）

张赛芬：爱是榜样是坚守是付出

16年前，我从一所初中调入浙江省舟山职业技术学校担任班主任工作。职校的学生绝大多数听惯了训斥与批评，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看着家长们期待孩子成功的眼神，我深知肩上的担子很重。

爱是一种榜样。我十分注重教师的言传身教。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我带头打扫教室、寝室。凡是学生积极肯干的，绝不指手画脚；学生不会的，我就手把手地教他们擦玻璃、叠被子、整理房间。别看我是女教师，遇到脏活累活照样抢着干，结果我所带班级的教室、寝室的整洁程度令学校里的许多女生都自叹不如。

爱是一种坚守。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一天将近有14个小时都在校度过。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与那些陷入早恋泥坑的学生促膝长谈；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向生活有困难的学生伸出热情之手；记不清有多少次，我陪着发烧的学生挂盐水到半夜；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利用休息时间去学生家里登门家访。

爱是一种付出。为了每一个孩子，我始终把工作放在首位。有一次，我的左手臂突然肌键撕裂，疼痛剧烈、不能动弹，但我还是忍着熬到双休日才去治疗。这种精神也感染了学生，曾经有一批学生顶着40多度的高温在船舶厂实习焊接，很多人的脸和脖子都脱皮了，但没有一个人中途放弃。问起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孩子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们的班主任。

爱是一种共鸣。作为一名非专业教师，我考了钳工中级工证书，能熟练地操作钳工、焊工、汽车修理工的活，这让学生们觉得我不是“门外汉”，有共同语言。我是一名“指挥家”，每年学校举行大合唱时，我亲自上台指挥；我是一位“导演”，主导的小品、歌舞总能在元旦文艺汇演中获好名次；我也是一位“教官”，由我们班学生组成的国旗班总能在学校的升旗仪式上出色地完成任务。我发现，当我真正成为学生们认可的朋友，当我真正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和心灵，师爱就不再是空乏的说教，而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了。（本报记者 蒋亦丰 采访整理）

杨海山：点亮孩子们的大学生活

我今年60多岁了，读过军校、当过兵、参过战。2007年6月开始，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南苑六宿舍楼里当宿管员，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的孩子们青春朝气的面孔，就仿佛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打心眼儿里喜欢和疼爱。

2011年1月5日，后勤中心提出要更好地为学生服务。从事理发二十多年的我提出免费理发，特别是针对那些有困难的学生。于是，我从家里拿来了电推子、剪刀、毛刷、直板夹、卷发器等理发工具。这些工具，都是原来我开理发店时留下的。可刚开始的几天没有人来理发，难免有些失落。3月6日是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终于有人来找我理发了，我便穿起了熟悉的白大褂。这一天下来，竟然有7个同学来理发。很多同学还跟我要了电话，准备下次再来。从那之后，我每周的周六周日，在门卫室为同学理发，从来不收钱，非常受欢迎。南苑六舍一共有男生约400人，大部分都在我这里理过发。我的最高纪录是连续3个小时为8名男生理发。我现在已经成了同学们的“理发师”了！

除此之外，我还在空闲时间帮孩子们修修雨伞、拉链和台灯之类的。孩子们上学也不容易，我能义务为他们提供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科研中，也是我最快乐和最有成就感的事。现在修补领取记录的本子已经快写满了，孩子们信任我，我也有能力帮助他们，这让我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在学校的日子久了，和孩子们都熟悉了，也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有女同学因为母亲去世抱着我痛哭的，我就倾听并安慰她；有过年因父母离异无家可归的，我就把他带到家里吃年饭；有因毕业各奔异乡而失恋的，我则跟他一起分析利害关系、理清生活的思路……

孩子们一个个每天在这里来来往往，一届届搬来这里又从这里起飞走入社会。我旁观着他们的生活，体察着他们的欢喜与哀伤。平时也乐意跟这些孩子们聊天，帮他们分析一下生活中的问题，从旁观者的立场给他们一些建议，看到他们年轻的面孔驱散了愁容，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很多孩子毕业后也常回来看我，说有多感谢我。其实，我想说：孩子们，我应该感谢你们，是你们点亮了我这个老头子的生活！（牟靖 整理 赵滨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