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 用青春守望校园

我的坚守 你的飞翔

每逢教师节，总有一种特殊的感动穿透我们日渐坚硬的内心。是那些平凡教师的付出让我们明白，为何平凡的背影日渐伟岸。

让我们听听他们内心的独白。

云南怒江州特殊教育学校的吉思妞在特教领域已经工作了16年，教师已经不足以概括她做的一切：“我只觉得我并不是老师，我是个母亲，是那一群残疾孩子的母亲，我仿佛感觉我是一棵大树，是一棵能为残疾孩子们遮风避雨的大树……”

她的话语太普通了，太平常了，但就在这平常的话语中，透出打动人的力量。时间赋予这些平常的话语一种理想和信仰的色彩。没有他们的守护，孩子将失去一片明媚的天空，是他们给孩子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有时候，我们无法想象他们付出的努力。湖南省保靖县夯沙乡立口教学点的龙光正在38年里仅仅挑书进山、家访劝学和往返家校的山路至少走了7万6千公里。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没有去寻找其他在世人眼里更好的出路，而甘愿留下来守护一个村庄的文化传承。在他们看来，那是他们心中不能失去的东西，坚守就是他们存在的方式和价值。他们所获的荣誉已经无法衡量他们的坚守，衡量他们的只能是乡人的口碑与人心，他们在乡土民间历史里，将是一代人心里的“文化英雄”。

是什么让他们作出如此坚定的选择？有时候不过是个平凡的念头。安徽淮南市潘集镇后圩小学教师王美荣在这所全市最偏远的农村小学教了20年了，留住她的只是最普通的一句话：“老师，别走！”她收获的是“春天刚刚到时的荠菜”……

在无数平凡的教师中，像他们这样的一定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不是没有机会到条件更优越的地方教学，或者换一个行业；他们不是不在意物质，不是不想给家庭更美好的生活。但当他们面对选择时，他们追随了自己的内心，给懵懂的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子成为他们赋予自己的使命。绝大多数教师的生活都是普通而平凡的，不会有这样那样的荣耀或波澜。他们的职业生涯践行着坚守这个词的内涵。

坚守是什么？是用理想对抗时间、困难，是用信念张扬生命的激情。这是他们的自我选择和价值认同，他们的坚守是孩子飞翔的力量。当你阅读他们的故事，会为他们的付出而感动。但或许，你不久又会遗忘他们的故事，而他们仍然在默默前行，无论风霜雨雪都挡不住他们的脚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们就是对这土地爱得最深沉的人。（张树伟）

龙光正：“后山片”的学校教了个遍

我来自湖南省保靖县夯沙乡立口教学点。到今年为止，我在村小当老师满38年了。

夯沙是我们保靖县吕洞山区最偏远的乡镇。因为交通最闭塞、经济最落后、发展最缓慢，我们当地人都喊这里“后山片”。

1975年2月，因为能写会算，我被全村男女老少顺水推舟，推上了矮坡村小的三尺讲台。在夯沙，矮坡村小最偏最远，离乡场有50多里山路。平时这里根本派不进老师，学生读书吊儿郎当的，读不到两年书就辍学了。

为彻底改变这种情况，我甩开膀子干起来。交得起钱的，交不起钱的，读得进书的，读不进书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一个不漏地把他们请进学堂。

在我的努力下，村民们慢慢学会了写字和算账，孩子们慢慢爱上了学校和学习。

1984年秋季开学，原来的两个民办教师同时离开，吕洞小学五六十个学生一时间面临无人管教的尴尬局面。临危受命，我二话没说，翻山越岭来到吕洞小学。很快，学校的两栋烂木房教学楼推倒重建了，还圈了围墙，砌了堡坎，学校和学生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我教的班级学生成绩从全乡最后，一下子跑到了最前头。

蜂糖小学也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1989年3月，前不挨村后不挨寨的学校被村民卖掉了，20多个孩子无处上学。为让苗家孩子实现在家门口读书的梦想，我主动去了那里，把烂仓库改成教室，和孩子们在“仓库学堂”度过了整整3个春秋。

3年后，我按上级安排又回到本村的矮坡村小教书，一直到2007年春天。

矮坡村小停办后，我又来到了立口教学点。在这里，我再也不想转移了。目前这个点上只有我这根“独木”在支撑，一旦我撤退，立口、张王、蜂糖、俄力、矮坡五个村的孩子连个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都没有了。

38年里，我以吕洞山为圆心，辗转苗寨最偏远的学堂，把自己执教的线路图只画在吕洞山区夯沙乡“后山片”这个地方。说来不知道你们信不信，我的学生里有20多个孩子相继上了中专，读了大学。我们苗寨的文化人越来越多了，我的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通讯员 田亚君 采访整理）

吉思妞：残疾孩子遮风避雨的大树

我是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六库镇人，傈僳族。到现在已经和孩子们在一起24年了，其中有16年特殊教育经历。

1989年9月，我中师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山村小学任教。1997年9月，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调入怒江州特殊教育学校任教。学校是怒江州唯一的特殊教育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到这里上学的孩子都是听力残缺的聋童。这些聋哑孩子来自四面八方，残疾状况也各不相同。有时候，一个班级里的学生，年龄差距会特别大，最小的只有六七岁，最大的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一个简单的字母或生字、一句平常的日常问候语，往往要重复教几十遍、上百遍。工作非常辛苦，单调、枯燥又繁重，但一看到孩子们那天真无邪、渴求知识的眼神，想到家长把孩子交给自己时的那份信任和热切期盼，我就觉得自己担子更重，责任感更强。我深信普通教育培养的是祖国的明天和希望，特殊教育同样也能擎起一片蓝天、一弯残月。

关心学生的生活、关心学生的健康，是班主任的职责所在。学生年龄小的才四五岁就远离父母寄宿在学校，大的已经十八九岁，对社会有一些模糊的认识，作为班主任，我认为必须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才能了解他们的生活动态。记得一个叫熊利柱的兰坪籍学生，那时他10岁，聋哑加智障，可能是家里困难营养不良的原因，看上去只有5岁孩子那么高，自理能力也很差。有一次上体育课，在赛跑过程中，由于手脚不太灵活，他摔倒了，膝盖被摔得直流血，当时的他指着自己的伤口哭个不停，还边哭边四处求救。前来为他裹伤的我望着眼前的一切，看到他那求救的眼神，感到心里一阵阵的痛，不知何时，眼里噙满了泪水……

作为学校的教育教学骨干，我总是坚持这样的教学观念：特殊教育学校没有“差生”。孩子们喜欢我的课。有一次，单位派我出差，一个一年级的小同学看见我坐着车要走，就抱住我的腿哭个不停……看到那样的情形，看那一双双渴求的眼神，我要瘫痪了似的手脚一时软了下来，也忍不住和他们抱在一起大哭一场……那一刻，我只觉得我并不是老师，我是个母亲，是那一群残疾孩子的母亲，我仿佛感觉自己是一棵大树，是一棵能为残疾孩子们遮风避雨的大树。 （本报记者 张树伟 采访整理）

林兴久：办好海角渔村“潮水班”

我是福建省福安市溪尾镇溪邳小学的一名教师。工作38年来，我一直在溪邳小学任教，今年被评为福建省“最美乡村教师”。

溪邳是福安市溪尾镇的一个偏僻海角渔村。20世纪70年代，整个渔村在岸上只有四五栋房子，渔民们在船上作业，吃住也在船上，渔民的孩子上学主要看潮起潮落，涨潮时来上学、退潮时呆在船上。

当时，渔村里没有几个文化人，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让适龄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我根据潮起潮落来安排教学，办起了“潮水班”和“渔船上的补习班”。我们上课不分周末或节假日，只要台风天来了或小水时渔船靠岸了，就组织学生到校上课。渔船靠不了岸边，我就赤脚踩着滩涂爬上渔船，集中渔船上的孩子补课。对于一些落下课程较多的学生，我就一对一单独辅导功课。

一些家长由于要谋生计，不得已让孩子辍学，我就一次次登船做家长的思想工作，一直到家长把孩子送来上学为止。有个学生叫江宽潮，现在是福建省未成年犯教管所的民警。小学期间，他曾辍学在家两年，整天在船上帮家里做活儿。经我多次登船劝说，家长最终把他送到学校，后来他还考上了中专、大专。

38年来，我基本上就呆在溪邳村和临江村，所想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孩子教好，我不能辜负渔村人对我的期待，也不能愧对人民教师这个岗位。令我感到无比自豪的是，不少的渔村孩子考上了大学，有了出息。据不完全统计，溪邳村现有大、中学生120多名，尤其是今年考上本科的就有16名。

由于常年居住在海边，经常上船给学生辅导补课，甚至经常踩着海泥上渔船，久而久之，我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手脚疼痛，现已畸形，行走艰难，严重时痛得死去活来，但我从没迟到过一次，也没有请过一天假。

2012年5月3日，我正在上课，突然剧痛难忍，随身所带的药用上后还无济于事，最后昏倒在三尺讲台上，同事们把我送到卫生院抢救。第二天，病情略微好转，我依然踏上三尺讲台，继续工作。校领导担心我的身体吃不消，要调我回中心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或请假休息，或者提前病退。溪邳村的家长们听闻后十分不舍，学生家长刘明福紧紧握住我的手，极为激动地说：“林老师，只要你在这个学校，我的孩子绝不送到其他学校就读。”我听了十分感动，也决定继续坚守在渔村任教。 （本报记者 龙超凡 采访整理）

王美荣：从“姐姐老师”到“妈妈老师”

我是安徽省淮南市潘集镇后圩小学语文教师。1994年大专毕业后，我本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学校试讲，从此就对学校、孩子有了放不下的牵挂。没想到，我在这所全市最偏远的农村小学一待就是将近20年。

记得刚来这里的时候，学校没有食堂，周边也没有小饭店、小卖部，我又不会做饭，只能有一顿没一顿地胡乱做点、吃点。住的地方就更简陋了，用秫秸子隔起来一间小屋子，既透风也透亮。没办法，我自己找来化肥袋子缝在秫秸上。白天还好说，孩子们都围在我身边。到了晚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学校。学校不远处有几座坟，我倒不怕“鬼”，就是怕有坏人突然出现。

不管怎么苦、怎么难，一站到讲台上，我就把什么都忘了。

因为学校教师少，我每学期要带不同年级的语文课，每周都要上30多节课。除了带课之外，我还是学校语文教研组的组长、少先队辅导员、留守儿童之家辅导员。

记得班里有一个学生，经常逃课，学习习惯不好，学习成绩特别差，家长都几乎放弃了他。寒假期间，我去他家家访，慢慢地与家长交谈，直到家长认识到配合学校教育孩子的重要性。通过我和家长的配合教育，现在这个孩子每次考试都能考到80多分，家长见到我都对我特别尊敬，总说是我让他们的孩子有了出息。

这些年，调离的机会有好多次。有一次，当我得知区教育局准备把我调到条件比较好、离家也很近的平圩中心校时，我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但一想到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没有老师愿意来，这里的孩子离不开我，我就打定了主意——不走！其实，每次只要有一个孩子对我说：“老师，别走！”我就迈不动离开的步子，我离不开这群可爱的孩子。

我爱每一个学生，朴实的学生和家长也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我的爱。冬天，有学生家长给我送来自己亲手做的棉鞋。春天，有学生的奶奶去野外挖荠菜，让孩子带给我。还有什么比这些情意更重？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带好这些孩子？

眨眼间，我当老师快20年了，我也从一个“姐姐老师”变成了“妈妈老师”。人们总说教师很伟大，可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在做喜欢的事，和伟大无关。看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快乐地学习、成长，我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本报记者 宋伟涛 俞路石 通讯员 李双红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