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重奖：把导向的声音放大

编者按

浙江大学两位教授张振跃和姚缨英，今年成为教师节一大看点。这两位一线教师，均拿到了100万元的“心平奖教金”。除专家评审外，学生的网络投票数，是决定他们能否被评上“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的最大因素。今天本报推出特别报道，让我们走近这两位敬业执着、爱生如子的教师，共同探讨大学教师的神圣职责。

焦点人物

“姚妈”：我最怕对不起学生

——记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姚缨英

■通讯员 吴雅兰 周炜

姚缨英随身带一本巴掌大小的便士贴，第一页记着自己今年下半年要上课的班级、时间和地点。周一到周五，天天都有课。即使不上课，来找她的学生也很多，各种原由的都有。她是学生口中的“姚妈”。“姚妈”当老师30年，她说自己最怕就是对不起学生。

“姚妈”怕迟到。她家住天目山路，平时骑自行车去紫金港校区上课。4年前初夏的一天，突降暴雨，“姚妈”一出门就被风雨裹挟住了。杭州城西道路上的积水已经淹没了小半个自行车轮子，交通已经瘫痪，公交车、出租车都指望不上了，怎么办？只有走着去。“姚妈”回屋里又多带了一套衣服出门。雨伞根本无法抵挡住凶悍的风雨，单薄的“姚妈”在雨里“挪”了一个多小时。到教学楼时，她先去洗手间换了一身衣服，不过头发还是湿的。当湿淋淋的她准点站在学生们面前，迎接她的是一片掌声。

一回想起同学们在教室等待的场景，“姚妈”心里就很暖，她觉得，学生需要她，就是她一切的动力，没有任何借口，都要准时赶去上课。

去年春学期的一堂课前，“姚妈”的嗓子突然不能发声了。“是上课呢？还是不上呢？”“姚妈”觉得缺课不好，就在家里一遍遍清嗓子，然后去了教室。之前上课从来不用话筒的“姚妈”，在那一天不得不抱着话筒说，即使这样，她的声音还是勉强能够听见。课上了一半，有个同学溜出去，几分钟后，把一盒西瓜霜放在讲台上；课间休息，“姚妈”发现自己的水杯不见了，有同学火速跑去为她打了水，说“姚老师，喝点温开水吧。”

事后，“姚妈”还一直在想，这样扯着嗓子上课，到底好不好呢？学生听不清，会不会影响教学效果呢？是不是应该换个时间讲更好呢？……这就是“姚妈”，只要与学生相关的事，就会让她“纠结”。

课外，来找“姚妈”的学生很多，要求写推荐信的，咨询专业问题的，请教题目的，重修课程的……而“姚妈”最不擅长的，就是拒绝，“学生有要求，我肯定要想办法满足他们的。”

电路原理（甲）I、电路原理（甲）II、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再加上各自的实验课，电类学生要面对8门必修课。拿到这样的课表，用大二学生的话说是“头皮阵阵发麻”。

怎样在有限的学时内，传授精炼而宽泛的知识，并激发学生融会贯通，有效应用？姚缨英从老教师那里得到了启发，开始调研、反复组织研讨，如何“并联”核心知识，“串联”系统知识，避免课程知识体系的碎片化和收敛性的思维。最终她决定对电类基础课程从课程架构、教材、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多方面进行调整，把8门课减少到4门课。

学生减负，对老师来说可就是“增负”，而且还有点吃力不讨好。老的课程体系已经沿用了30余年，老师们都已经驾轻就熟，而新的课程体系对教师的要求非常高，更何况，这样颠覆性的改革结果怎样还很难预测，有必要花这么大精力吗？

“总得有人来当这个吃螃蟹的人。”重新编写教材，重新设计实验，到国内外学习、考察、交流，姚缨英几乎每天忙到半夜。“我觉得学习不能就事论事，必须有所延伸、拓展，学会融会贯通，学会整合运用，这样才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如今，讲义已经出到了5.0版本，教改也在爱迪生实验班实施了6年时间。她的同事范承志老师说，姚缨英经常把前沿问题引到课堂教学中，“她的实验课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的拓展，非常考验学生的综合能力”。学生们则反映，上课时间少了，学习的兴趣却更大了。

在浙大工作10年，从一个普通的教师，到承担教材与课程的建设任务，再到组织整个电工电子基础教学团队的工作，“只要对学生有好处的事，我都愿意去尝试。”姚缨英说。她心底一直记得的一件事，是她应聘初到浙大，正赶上杭州的盛夏，但为了她儿子转学的事，学院的老师一趟趟地跑各个办事单位。姚缨英是一位母亲，是一位老师，是一位记得嘱咐和承诺的人，每一次应对新的工作，她心里想的都是：“一项工作交给我负责，这是一种信任，我不能对不起这份信任。”

“跃跃”：我挺有孩子缘

——记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张振跃

■通讯员 章咪佳

下午3点，记者到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张振跃的办公室。10平方米的办公室很紧凑，但非常文艺：办公桌背后，一块1.5平方米的黑板上，密密麻麻各种数学公式，朝南的窗边，一溜大大小小的绿色植物，最旺的一盆吊兰，去年这个时候还只是隔壁吊兰边上的一株小苗，今年已经生发出了一根根青葱的“兰花辫子”。

这位和台湾歌星张震岳有同音名字的数学系教授，潮流范儿一点不输明星：一件横条衫，一条灯芯绒休闲裤，底下一双跑鞋，老潮老潮。

整个办公室的人和环境，很适合做摄影工作室。

数学老师光有文艺范儿是不够的。数学这门学科，是全中国多少人的噩梦啊。昨天去采访的5个文科生记者，一看到一黑板的公式就眼晕。

“光是这么讲数学公式，确实是非常抽象，深奥。”张振跃说，上数学课，真要下功夫。比如他上课，课外要做很多“潮流”功课：

“不要看我头发花白年纪大了，我内心很年轻的。”张振跃讲课，流行元素不断，比如讲面积，他引入“大小S（既是台湾姐妹明星花的代号，又可以作为面积缩写S的指代）”的比喻，教学生一下能记住算法；讲错题，他一一点评学生的问题，最后冷不防冒出一句：这个可以有。或者这个，真不可以有——带着小沈阳一般的表情与口吻。

因为诸如此类的冷笑话，张振跃在学生里头就得了花名“跃跃”。结果就是，深奥的数学课，吸引得全校学生都想选。

今年大一有学生选不到跃跃的课，想了很多办法不奏效，就直接来找跃跃：“老师，我真想听您的课。您帮我开开后门。”

还有不少选不到的学生，索性就到教室去蹭课，没有地方坐，就去老师休息室“暗度陈仓”挪椅子。弄得跃跃一上课，老师休息室里休息、改作业的老师，都得站着了。据说后来来蹭课的学生就劳居（老练）了，自己带着折叠椅来听课，想坐哪儿坐哪儿。

“哈哈，我还是挺有孩子缘的，大孩子、小孩子，都不‘排斥’我。”张振跃的办公桌上，有两张他1岁的小外孙的照片，孩子在美国。今年暑假，张振跃就“飞的”过去做了两个月“保姆教授”。“美国很多小小朋友，不喜欢生人亲近，可看到我了，还让我给擦鼻涕呢！”

在生活中，张振跃最最享受的，就是老师这个职业带来的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喜。

跟张振跃聊天，他会不自觉地以这样的句式感叹：“啊，做老师就是这点好……”

他说，有一年，学校来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家讲课，很多老师、学生都要去听讲。结果门口就发生推搡。有个学生看到别人推他，也不往里挤了，马上义正言辞走到那人跟前去理论，“你怎么推我老师！”

“做老师就是这点好……”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刚到浙大竺可桢学院上课，那时候混合班的学生常常要轰老师下台，讲得不好，一点面子都不给。90年代初，张振跃第一次在混合班上课，就看到后排有个男生在摇头。后来，年轻气盛的张振跃，讲课、解题、改作业做到滴水不漏，三板斧下去，学生全服气了。

就在今年教师节当天，张振跃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前几届竺可桢学院毕业生小苗写来的邮件，这个学生现在在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MRI的实验室读博士。当年，他进竺院的时候，是一个数理很差的理科生，一看到数学就有抵触心理。就在大一一年，学生认真地听了跃跃的课，被教授工整的板书打动，还渐渐发现所谓艰深的数学分析，居然可以那么清晰易懂，自信大增。这种自信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小苗说，听张老师的课，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这份自信。这鼓励着他做出了后来的种种选择，发展越来越优秀。

“嘿嘿，做老师啊，就是这点好……”

各抒己见

这是一个起点

■邱利民

浙江大学重奖一线教师引起社会关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这个起点，离我们教育改革要达到的目标、离改变我们担忧的教育现状的期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身为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我们绝大部分人眼中的一流教授，是那些能拿到大项目、做出大成果、写出有影响论文的高显示度人才。科研优先的观念已渗透到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例如，人才选拔和青年教师引进首先评估的是科研能力、科研业绩和学术发展前景，至于是否忠诚与热爱教师这份光荣而神圣的职业，是否具有教学能力和热情，却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可以说，我们是按照未来优秀科学家的标准在选择今天的大学教师，而这两份职业对人才的要求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教师最需要的品质是“成人之美”，而科学家，需要的是非凡的科学想象力和像磁铁一样的定力。好老师与优秀科学家合二为一，教学科研比翼齐飞，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磨炼。

但我依然认为“重奖”是一个好的起点。因为我们最终要解决问题，“理念”必须靠“分配”来体现。从这“一百万”起步，科研和教学的权重慢慢达到一比一了，到那时，我们也许可以自豪地说：“教学科研并重”了。（作者系浙江大学青年教授联谊会会长）

重奖有导向作用

■何频

9月10日，浙江大学姚缨英、张振跃两位老师坚持本科一线教学获百万元奖励，迅即成为高教领域的热点新闻，引发社会热议。笔者以为，重奖教学特别优秀的教师，犹如一剂猛药解毒瘤，能够震撼人心，起到鼓励教师投入教学的导向作用。

教学与科研，本来都是高校教师的立身之本，如车之两轮不可偏废。曾几何时，正常开始逐渐变为不正常，政府和高校对于教学鲜有奖励，而科研奖励却名目繁多，奖金越来越重。在科研奖励越来越重、教师评价彻底倾向科研的政策之下，教师的主要精力投向科研，疏于教学。这种重科研轻教学的积弊，反映出高校浮躁的学风和功利主义的泛滥，严重动摇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中心地位。

我们应该承认，政府部门、高等学校近年来也为加强教学中心地位付诸不少努力。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加强教学工作的文件，设立一批批质量工程，评了教学名师，各高校也相应采取措施予以贯彻落实，在教师节学校多半都会颁发一些教学奖励，但整体而言，政策支持的力度还不够大，尤其是缺乏与科研奖励类似的重奖。作为老师，也不是说都认识不到教学的重要性，只是面对项目申报的关键时刻，我们常常就可能忽视了教学工作。我们既然在理论上承认教学与科研同等重要，为什么科研能够重奖，教学就不能重奖呢？浙江大学的百万元奖教金绝对是营造重教氛围的有益尝试。（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

褒扬优秀师德师风

■杨磊

重奖一线教师，无疑是对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现象的一次纠偏。但是，我们不能不心存疑惑的是，这一举措能够持续多久？究竟能不能在全体教师中巩固教学为本的理念。因为，浙大重奖的奖金并不是由学校经费列支，而是由校友出资。

高校教学与科研本该并重，并且教学是根本。但是，一些科研成果是"速效救心丸"（看得见、摸的着，上得了台面、出得了成效，申报课题能带来经费，发表高层次论文能提高大学排名，这在急功近利的当下社会不可能不受到追捧）。很多高校都纷纷推出科研强校战略，重奖科研成果和科研拔尖人才。那些埋头一线教学，兢兢业业备课，精心谋划课堂设计，讲究课堂效果的老教师心灰意冷，年轻教师则唯科研的风向标而动，抢项目，争课题，发论文。商业化倾向侵蚀了高等教育的殿堂。

怎样才能从思想上重视教学，从制度上保证对优秀教师的重奖，值得深思。培养人才，关键在于给予学生什么样的教育。因此，重奖教学成果卓著的教师，是回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浙大此举还有待于完善，各高校也应该借此深刻反思，从培养人才的战略高度出发，制定出台一系列能持久、能赢得教师普遍欢迎的措施、制度，扎扎实实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让广大教师真正能够心平气和、安心踏实做好教学工作。而不是靠一个仅有的噱头效果博一下眼球。（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高教方圆

教学科研，孰重孰轻？

■陆国栋

目前通行的说法是高等教育有四大任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四者关系如何？各占多少权重？个人认为，所谓大学，人才培养毫无疑问是第一要务，其他任务应该更多地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同时把诸多优势转化为人才的优势。那么人才培养应该占主要地位，51%的权重？够吗？好像还是不够。

2011年的教师节，浙江大学宣布设立由浙大校友段永平和夫人刘昕捐资设立的“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基金”，以表彰功底扎实、业务精湛、教学效果突出、关爱学生成长的优秀教师。去年教师节浙江大学开出首个百万奖励，今年教师节同时开出两个百万奖励，并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甚至有若干高校教务处长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仅凭教学奖励百万这是真的吗？

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对教师的考核一直以科研成果为主要考核目标。“心平奖”的出现，为的就是扭转这种偏差，鼓励更多的教师把精力投入人才培养。

我把高等教育的几大任务作一比喻，人才培养就像农业，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成才的长期性，往往不易产生即时的轰动影响；科学研究就像工业，比较容易量化，比较容易得到直接的回报；社会服务则犹如商业。人才培养真的像农业，如果把学生比喻成一颗种子，她的成长需要土壤、水分、养分、阳光、空气、季节，等等，至于未来长成什么样则取决于诸多因素，大学教育只是为学生的未来打下一个基础。

教与学是学校中最基本的关系。教师投入精力不足、学生学习兴趣不高是高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个人认为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固然有学生功利性学习的因素，但根本问题还是教师的投入。正所谓没有投入、就没有回报；投入越多、回报越多；回报越晚、回报越丰厚；教育恰恰就是没有明确即时回报的事业，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

当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学习主动性被引燃，学习的功利性自然降低，学生的成长可以预期，也就造就了优秀学生。我深知，基础教育阶段的改革更难，牵扯面更广，大学的改革还是可行的，唤醒学生，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更重要的一点是，大学改革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做法，否则我们的学生不适应，我们的教师不习惯，我们的资源也不够，我们必须探索中国特色高教改革发展路径。

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矛盾是世界性的难题，设立巨奖有助于营造重教氛围，我们还需倡导教学自觉、积淀教学文化，要扭转高校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除了设计奖励还需要更多的制度保障。

这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逐步回归人才培养本位，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让我们继续期待！（作者系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