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与老师

■陈开玖

老师和教师是不同的。

从心底认可并以之为学习者的人，称之为老师；教师则是一种职业。

同时，它们还意味着彼此关系的疏离和亲密：“老师”这种称呼显示的亲密关系，是内心认同的、有温度的。也因此，它扩展了词义范围，从课堂、学校领域扩展到实际能力和学习的范围，并且在情感色彩上拓展为一切有敬意的技能德行人群，譬如，木工老师、泥水匠老师等等。

任何人的觉醒，老师或者孩子，教师或者儿童，都是心灵的觉醒，感情是感到了才有情。读完维特根斯坦的《文化与价值》（又名《维特根斯坦笔记》），深切打动我的，首先是句子，语词即行动，那么多露水般的清新妙语和隐喻，闪亮其间，你会觉得维特根斯坦有一双奇妙的眼睛和行动之足。其次，则是勇气中的生活形式。

他这样写道：

“把一个人放到不正常的环境之中，一切事物都将不像正常情况下那样进行。他的各个部分都显得不大健康。重新把他放回正常的环境之中，一切事物都将生机蓬勃，显得很健康。然而，如果他又不处于正常的环境之中，那会怎么样？在那种场合，他只好让自己以残废者的形态出现。”

“你可以给思想标上价格。有些思想价格很高，有些思想则不那么高。一个人用什么支付思想的代价呢？我认为：要用勇气。”

这种勇气是什么？是心有所动，心有所属，且与外在行动一致。

最近参加某“自由学校”的活动，在和几位受邀“大腕”前往学校的途中，我追问了一句：“目标、目的和自由有关系吗？”显然，无论如何推敲目标和目的的语词哲学含义，它们和自由之间必然是南辕北辙的。这也正是哲学的悖论。知行统一也许是每个人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善的研究者，践行所体现的也许未必全是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个拥有广阔视野和想象力的人，“必然会在许诺方面慷慨大方，在兑现诺言方面力不从心”。但是，他又是这样理解伦理学的：“要冲破我们的牢狱之墙，那是完全而又绝对没有希望的。伦理学，就其根源于想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说点什么的愿望而言，不可能是科学。它之所说绝不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它见证着人类心灵的一种倾向；对此倾向，我个人禁不住要抱着深深的敬意，并且，无论如何都不会嘲笑它。”这种心灵倾向，便是勇气支付思想的代价。

因此，在1920至1926这几年里，维特根斯坦放弃知名大学教授的工作，到奥地利南部的山村做小学教师，用心唤醒、指导和鼓舞孩子们，生活俭朴近乎困苦。他在大学里影响力本是如此之大：学生奉其为偶像，纷纷谈论他的学说，甚至学起他的装扮，学者把他的著作当作圣经一字一句地分析。可是维特根斯坦强烈地厌恶大学和学院的生活，厌恶大学教授之间虚伪的社交生活及其对学术研究的恶劣影响，他说，大学是个令人窒息的地方，让人无法思考。他认为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有害的，他把他们提到一个对他们而言不自然的高度，却没有培养出他们在此高度上的工作能力。维特根斯坦选择了他在这个阶段内心认可的生活形式，这便是他的方式和勇气，言行一致。

他的小学教师生涯并不愉快，因其对小学生进行体罚，学生家长把他告上了法庭。但是很多年后，维特根斯坦传记作者找到他的学生，学生们深情地回忆他们的老师维特根斯坦，不说他一句坏话。陈嘉映先生在《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及其转变》一文中如是描述：“在他那些小学生眼里，维特根斯坦是另一个人，他不仅敬业尽职，而且对学生们满怀关爱。他用多种方法鼓励孩子们主动投入学习，尤其注重用富有趣味的实例来解释事物的原理。”

维特根斯坦早期和后期的观点，正是在这样心灵和言行一致的行动中改变和延伸的。一个人梦想的事物事实上并不会得到绝对实现，能够延伸的只是一种趋势，是内心深处成长起来的、由经验转化为言词的独创性形式的写作风格和行走风格。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中精确地描述过，他生活和个性中动荡不安、不断探索和改换兴趣的特点，与精致作品的完善和文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矛盾。这种矛盾，便是内心勇气的行动，在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统一的语言边界里的寻求。奇妙的眼睛和行动之足，在尘世间。

在教师节前，读完了手中这本维特根斯坦的《文化与价值》，是自问也是追问：做教师的人，就是老师？谁在你走后多年，深情怀念你作为教师的付出和爱，谁一生内心唤你做老师。相遇是偶然，如同一本书和一个人，一个人和另一群人，凭借专业度、表达力和言行一致的行动力，走进内心的你我精神交互。（作者系大学教师、作家，与张文质共同主编《女教师的生命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