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有什么用？

■丁伟

最近看了一本书，作者是法国著名作家夏尔·丹齐格，书名看上去不过是老调重弹：《为什么读书》。这个问题有什么好说的？儿时，老师、父母就告诉我了；长大后，专家、领导也告诉我了，简而言之，读书有用，有很大的用处！尤其是经历了“读书无用论”的荒诞岁月的人们，更是把读书看得非同小可，大至民族复兴崛起，小至个人功成名就，确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读完这本书后，方才觉得自己对于阅读的意义理解尚浅，结合这些年的私人阅读和课堂阅读教学，便有了几点想与人分享的“新得”。

“读书毫无用处”

阅读为什么有用，如果我说就因为它“毫无用处”，你是怎样的反应？

不少老师和家长最初提倡阅读，是因为他们发现读书对孩子的写作有帮助，前几年特别流行的话语是学习“好词好句”。孩子们打开课外书逐页圈画“好词好句”，以期能运用于作文，让自己的文采立竿见影地提升。不知不觉，提高写作水平竟成了读书最主要或是唯一的目的。在我看来，这狭隘了读书的作用，浪费了消磨在读书上的时间，委屈了那些花了几年或是几十年才写成的书。

早在几千年前，人类的阅读是一种何等庄严的仪式，因为文字的最初用途是将神谕、盟誓、律令等镌刻在石头、泥板或者甲骨上，人们怀着敬仰之心虔诚地阅读甚至朗读。今天我们却将阅读作为应付考试、沽名钓誉的手段，境界实在相去甚远。

反观这种鼠目寸光的阅读，当事人也许正沾沾自喜，却不知不觉中带坏了一代文风，学生的作文一味追求词藻的华丽，修辞的漂亮，诗词歌赋、名言警句的引用，读时满眼繁花，读后如过眼烟云。沉迷于“好词好句”的阅读，学生只会重复别人的说词，别人的想法，别人的发现，忘记了自己也有一双眼睛，也有一颗心，忘记了写作也要带着这两样东西，而非仅仅带着别人的书前往。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们逐渐推荐学生阅读一些名著，但学生往往提不起兴趣，我们总以为是学生的理解能力有限，却从没想过是不是“好词好句”败坏了学生的胃口，让学生的阅读口味变重了，清淡的、素朴的、自然的、本味的，已经无法刺激学生的阅读味蕾。学生尝不出平实具有的美妙味道，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痛惜的事情啊！

当然，每个人、每次阅读都可以有不同的目的，但无论带着何种目的去阅读，把书看作我们的良朋益友是最好的。无论是万里之外的大师，还是千年之前的先哲，都可与之畅叙幽怀，促膝絮语。而这样的朋友怀着寻找“好词好句”的功利之心是交不到的。我以为，对于学龄前和小学阶段的阅读，更应以“兴趣”为首位，对于他们来说，读书也未尝不可说是“毫无用处”的，读书的真谛只是因为或为了“好玩”，别无用处。我国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用“好玩”、“非常好玩”、“非常非常好玩”来阐释阅读的乐趣与意义，引来无数把读书视为人生幸事的男女老少，那景观与我们表面“扎实”其实死气沉沉的课堂相比，差别何止霄壤？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一位叫萧珊的女同学（她后来成为巴金先生的夫人）站起来发问：“金先生，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金先生答道：“为了好玩！”好一个“好玩”！什么是“好玩”？“好玩”无非是一种游戏心态，但游戏不是别的，正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心态。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说，当游戏超越了日常经验的束缚，身心获得了无挂碍的无限自由的欢愉，便进入了“审美的游戏”状态：“在这里一种全新的力在活动，因为在这里立法的精神第一次干预盲目本性的活动，它使想象力的任意活动服从于它的永恒不变的一体性，把它的自主性加进可变的事物之中，把它的无限性加进感性事物之中。”自由的阅读不就是这样吗？一心想着读书是为了什么什么，动不动就把读书和“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凑在一起，或有必要，但并不能确保把书读懂读透，读出滋味，因而这绝不是读书的“圣谛第一义”。

其实，阅读本身就是一种生活，而且可以是日常的生活方式，读书与生活融为一体，独立自足，怡情养性，悠然自得，乃至无所用心，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无穷的呢？丹齐格郑重其事地说：“读书毫无用处。正因为如此，它才是一件大事。我们阅读，因为它无用。”这样的“无用”，就是道家庄周所说的“无用之用”，就是把阅读当作一种寻常的也是审美主义的日常生活，在丹齐格看来，阅读根本不是生活的对立面，阅读即是生活本身，只是“这种生活更严肃，但没那么激烈，少一分琐屑轻浮，多一分稳定耐久，更多自恃的骄矜，更少空虚的自负，同时伴随着各种弱点，骄傲、羞怯、压抑、退缩。在功利主义的世界里，阅读为我们维系着一份有利于思考的超然。”我觉得，一个教师自己能如此读书，又能把学生引入这种境界，才算把书教好了，他注入的功利心越少，就越会对孩子的一生产生看不见、摸不着的“大用”。这就是我的新“读书无用论”。

“书是一棵钻出坟墓的大树”

丹齐格曾引用阿尔弗雷德·雅里（不知是不是那个同名的法国戏剧怪才）《沙漏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描写书的形象：“书是一棵钻出坟墓的大树。”丹齐格的一番解释也十分耐人寻味。他认为，读书的唯一深层原因是与死神决斗。即使死神最终获得胜利，但书籍却能持久地与之抗衡：“伟大的帝国化为历史的烟尘，我们再也记不起它们的名字，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千年以前诗人的作品。死亡是一种忘却，当然如此，但它更将生命一笔简化。读书为我们还原了生命那些值得崇拜的纷繁驳杂，由它们来对抗死神的傀儡。图书馆是墓地唯一的竞争对手。”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读书是一种传承，它可以复活逝去的历史，绵延古老的文化，丰饶不朽的精神，我们的世界都是从这看似荒芜、死寂、“坟墓”一般的故纸堆里生长出绿意葳蕤的大树。以前总说“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其实，“读死书”倒是有几分真实，书本来就是“死”的，不过是一大堆静止的符号组成，一本没有打开或合上的书，与一只空盒子没有任何区别。但同时，这些“死”书却又比许多当下更鲜活，更具有生长力，更能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读得生意盎然。

中国古代文人雅士深谙此道，例如他们在品鉴书画时常常寄情翰墨，每每收藏到一件心仪的作品，除了把玩，还会将自己的感受、评价乃至作品的渊源及考证作于其后，一些藏家更是制作独特的印章，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传承给后人，满怀着对作品的尊重、欣赏和感激。如此这般，我们才能了解作品的每一次流转和传承，也赋予了作品更高的价值。我们的孩子在阅读时似乎少了这份传承的意识，读书的使命似乎只是从里面获取一些“知识”，读完一本书，只为自己得到了一些知识而得意，从来不去想，先人们经历了多少磨难和失败、耗费了多少代人的心血才总结凝练出这些知识。很多学生阅读历史书籍时，了解了几个历史事件，便自大地说：“我知道四面楚歌，我知道一笑千金……”得意于自己所获的同时感叹过历史的悠久和辉煌吗？敬佩过历史学家的艰辛和严谨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却不知感谢、欣赏与尊重。我们之所以站得高、看得远，得益于巨人几千年的生长，我们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巨人肩膀的一部分，与前人共同托起未来，这才是传承。

这种自我陶醉式的满足带来的往往不是知识的增进，而是它的支离破碎。须知，并没有纯然独立的知识，知识是附着在文化的肌体上的，语文知识如此，其他知识亦然。比如大数学家克莱因曾写过一本《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如果数学老师在指导学生学习数学、阅读数学书籍的时候渗透一些知识背后的文化背景，数学学习该有怎样的情致？文化是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从古流到今，积淀在河床上的便是留在知识深处那浓浓的诗意，深邃的义理，厚重的史韵。正是文化才使知识具有了丰富的血肉、内涵和旨趣，具有了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命。因此，如从文化之流中取一瓢，当关注它的源头，它的去向，而不是机械地、孤立地认识它。以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例，从大学到中学到小学，不分年龄通通背诵，背得喜气洋洋，作文、言谈更是随手拈来，以为都明白了个中意蕴。如果能够多读一点海子的其他作品，了解一下诗人短暂的一生，也许就理解得深一点。海子不是写点儿小诗，采点儿小花，弹点儿小吉他的文艺青年，他是竭尽全力冲击文学和生命极限的人，诗歌是他深邃思想的外衣。当我们朗朗齐诵“面朝大海”的时候，应该知道海子还说过：“我把家安在海上，所以注定一生四处漂泊”；当我们觉得他想“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时，应该知道诗人借“马”暗示对尘世的幸福一直留有怀疑，他随时准备出走，“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当海子写出“幸福”二字，两个月后就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看似轻松幸福的一首诗，只有联系了语境与背景，才能感觉到其中的生存思考、终极叩问早已沉重得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

宋代理学家陆九渊有一句名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可以用来揭示两种不同但又相关的阅读立场或方法，“我注六经”是客观理解书本原始意义，而“六经注我”则是利用书本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对原有的观点加以引申、发挥，乃至建立自己的新思想。

读书要有基本的立场，不能信马由缰，像汉儒解诗那般冬烘先生式的捕风捉影或过度诠释。不过，今人读书、评书或教书，似乎还没有从汉儒解诗的阴霾里走出来。六朝文学研究专家詹福瑞先生收集了民国时期研究古典文学的18篇论文，结合自己的理解，写作了《不求甚解》一书，其中有胡适的《〈西游记〉考证》、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苏雪林的《玉溪诗谜》（节选）、阿丁的《〈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陈寅恪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和阿印《林黛玉的悲剧》等等，都是深入浅出、沁人心脾的大作，很值得我们语文教师一读。例如，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很不客气地指出：“《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了，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詹福瑞先生说，胡适这段话对于小说理解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都堪称精粹”，其实，它又何尝不是阅读的精粹呢？

鲁迅先生曾在《伪自由书·不求甚解》中引用他的老师对“不求甚解”的理解：“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释，而只读本文的意思。”“只读本文的意思”，听上去容易，其实也是不简单的。一些教学专家上的“深度阅读”教学示范课，总是给人如入侯门、深不可测之感。看了詹福瑞先生的这本书，倒有如梦初醒的感觉。想起李欧梵曾用武侠小说的叙事笔法辛辣讥刺当下的这种“文本解读”，更增添了一份读书的自信，那些直扑“文本”城堡的文林高手，虽然杀声阵阵，却还是屡攻不下，“理论破而城堡在”，不也可笑乎！读书还真需要回归“只读本文的意思”的朴素状态。冯友兰先生在《阅读的危险》一文中提出的四点建议，可以看作是对这句话的绝妙解读，他说：“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一精其选，二解其言，三知其意，四明其理。”从文字理解入手，到明白文意，再到领悟道理，拾级而上，渐入堂奥，那就是很不错的阅读了。

当然，这不等于说，阅读只需要掉书袋式的纯客观接受，最终变成书的奴隶，让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孟子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用时尚的说法，这叫“站着读书”。读书，应当提倡这种昂扬站立的批判姿态，或质疑问难，或择善而从，或借题发挥为我所用，如此等等，总之，要让读者的心灵活跃、颤栗起来，进行沉思冥想，这样，我们不仅复活了书本的知识与思想，还可能创造性地扬弃、发展这些知识与思想。丹齐格鼓励读者“应当像个小偷一样”去读书，他说：“我们宁愿偷渡进入作者的大脑去拿走我们想要的东西。”小偷总是把好的东西取走，留下不值钱的东西，读书也是如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甚至发明己见，推陈出新。

我始终相信，允许学生质疑会激活他们的思维潜能与智慧灵性。我的课堂上，常常出现学生的质疑之声，例如，在上《太阳》一课的时候，孩子们争得昏天黑地，我觉得他们说得比专家有道理，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这才是有价值的阅读！

阅读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与承袭，更是创新与超越的过程，不能盲目崇拜名人、权威，不能拜倒在经典的脚下爬不起来，应该鼓励孩子们在阅读中建立起自己对命运的感受，对事物的理解，通过读书增强思考能力，即使面对“圣书”、“圣人”也要敢于质疑，敢于辩驳，善于从否定中找到智慧发展的方向。

读书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作者系江苏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