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总把“校闹”当做一个感情问题

■邓海建

规则与是非，最怕感情出面“和稀泥”。日前，有媒体报道，一名男童近日在昆明某幼儿园内死亡，现在幼儿园已被封闭，门口摆满了花圈、遗像等。男童家属称因孩子莫名死亡，但幼儿园不给说法才出此下策。幼儿园则回应称没有推卸责任，希望先查清死因。

孩子殒命校园，着实令人唏嘘。责任谁担、真相何在，权力部门需要给家长一个无欺的交代。但即便幼儿园对幼童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应的惩罚也需要司法和执法机关“落锤”，而不能沿袭“以暴制暴”的逻辑，去伤害侵权者的合法权益，更不能以此扰乱其他孩子正常的受教育权利。这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者，受害，不可以成为侵害别人的理由。二者，遵循公序良俗、维护公共利益，是公民义务的底线。

我们身处的社会，既是一个风险社会，更是一个契约社会。校园内的悲剧，需要框制在法治边界内解决。民事责任也好，刑事责任也罢，情归情，理归理，以大闹学校的姿态横行私力救济，只会使得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为侵权者。

遗憾的是，这些年，地方部门在处理“校闹”问题上，“以情代法”的思维已成流弊：弱势者恒有理、“闹闹才解决”等非理性法则，盛行在校园纠纷之上。譬如一向遵纪守法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海岩当了5年北京理工大学校长，也等于当了5年被告。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他每年都要收到若干张法院传票。据说，这位著名的力学专家在法庭角力中还没有一场胜诉的记录。至于因学生在学校受伤或死亡，而跑到学校摆花圈设灵堂、砸门堵路的场景，似乎隔三差五都在各地上演翻版。

《礼记·学记》有言，“严师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眼下观之，各色“校闹”事件中，法治底线轰然坍塌，遑论师道尊严？在这种破窗效应之下，教育者人人自危，甚至很多学校不敢搞体育活动，也不敢搞社会实践——教育成了缺钙的“软骨头”，不仅教育教学规律无法恪守，基本的权责关系也被诡异打破。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令人拍案惊奇：解决“医闹”问题，尚有《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等刚性规则维护，“校闹”则成了上演丛林法则的法治盲区。

在一个健康而理性的博弈平台上，学生及家长的权益固然要保护，校方也不能总是如“软柿子”般被拿捏。这就需要两个层面及时“转身”：

一是制度设计要懂得公平与平衡，而不是囿于情绪一味“求稳”。及至2013年，全国两会上依然有代表委员呼吁尽早制定《校园安全法》，厘清学生发生意外的责任问题。只是，新法迟滞，遇事只能从零散的《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或笼统、或层级低、或效力弱的法令制度中寻求答案。

二是地方教育部门不能总是“欺软怕硬”，学校更不能总是当“小媳妇”。学校不是“无限责任人”，如果“稳定”真的“压倒一切”，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怪现象就可能上升为一种明规则。学校不仅是校长的，也是师生的；赔偿款不仅是学校的、教育部门的，更是公共财政的。引导涉事双方依法维权、合法表达利益诉求，不仅是司法的责任，也是行政作为的义务。

一句话——如果“校闹”总是“情有可原”，教育的三尺讲台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讲？（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