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齐“减负”系统工程的短板

连日来，《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在全社会公开征询意见，社会反应的强烈程度、持续程度超出许多人的预期。对于“减负”规定，一些人的反应是不可能实施下去，有人统计从1955年7月有关部门发出第一个“减负令”，至今“减负”已被前前后后喊了9次。还有人指出，即使“减负”顺利实施，引发的社会问题，如课后补习热潮、招生中更多的不确定，也会让政策实施效果背离初衷。但是，在吵吵嚷嚷的声音中，有一个声音是一致的，即减负是个“一揽子工程”，需要家庭、学校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那么，减负这个“一揽子工程”中，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厘清“减负”的社会环境里究竟有哪些主要的不利因素，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设计这个“一揽子工程”的构成。

“减负”与家长。家长是构成抵消“减负”效果的直接力量，小学生都明白学校的负担减下去了，妈妈会带来更多的负担。即使学校不能补习、教师不允许补习，市场上的补习机构如影随形，发挥对学校“减负”的“代偿作用”。而且，政府还不能像对学校一样，禁止补习机构的正常商业行为。这样，不仅“减负”政策的效果出不来，家庭还增加了教育支出。

“减负”与学校。学校反对“减负”吗？尽管“减负令”直接针对小学，但是，除少数学校担心影响自己的社会声誉外，大多数小学并不反对。没有作业，教师的工作负担也少了，何乐而不为！“减负”如果真的造就一个严格执行上级命令、下午三点半就关门的学校体系，这个“减负”的副产品——一个低效、臃肿的公立学校体系，将会让我们花更长的时间去改革它，美国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公立改革已经说明了问题。

“减负”与课程。为“减负”，政府一直征求普通公众的意见，这当然很好，但却没有一个专业的机构系统分析一下学生负担的来源究竟有哪些。考试竞争是直接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甚至只是表象而不是实质性原因。课程标准在平衡知识和能力之间的摇摆，学生评价方式、招生制度的落后，学校只会按照知识点考试，不区分选拔考试与达标性考试，不体现能力测试和内容测试之间的差异，都说明了教育理论、学业评价和测量方面的技术进步还远未体现在我国的考试、评价制度中。课程管理和考试评价制度落后才是学业负担重的直接原因。

梳理不利于“减负”的社会环境，会迫使我们仔细想一下“减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如果是为了减少学生的学习压力，释放学生的天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那么，“减负”目标的实施至少有三个前提，第一，“减负”但不给补习机构留空间；第二，“减负”但不减学校责任，鼓励学校开设丰富多彩的课程；第三，“减负”要改课程标准和评价标准，迫使学校由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和情感培养。这样说来，“减负令”需要“减”学生作业，但小学要“加”特色课程，只减不加，会启动传统体系的“代偿体系”，会促使传统体系演变成“低效体系”，这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其实，对于“减负”的制度意义，国外学者可能看得比我们清楚。9月14日，隶属于美国三大电视网络之一的CNBC财经电视台的全球英文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教育计划——从芬兰的剧本开始？”的文章，与众多的华尔街精英、投资界名人一起，讨论中国的“减负令”意味着怎样的教育改革方向。有学者认为这说明中国在朝着芬兰教育体制走，其主要特征是轻松、自然的教育状态和高质量的教育结果（芬兰在历次全球PISA测试中都名列前茅），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朝着美国实施国家考试之前的状态走，即持续的教育经费增长但教育质量下滑，工会力量强大但绩效问责缺失。这说明，至少在这些嗅觉敏感的投资界人士看来，“减负令”应该意味着未来中国基础教育方向的选择，如果仅就“减负”而谈“减负”，不考虑增加什么改什么，那视野就狭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