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完善,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多个领域的面貌。 ■单承彬 最近,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一个论坛的演讲中指出:“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没一个在大陆受过中小学教育。”因为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兴趣、想象力和创造力,学生变成了“考试的机器”。郑也夫的看法自然有绝对之处,也经不起逻辑的推理,但他的看法确实触到了当前教育的某些痛处,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大媒体、网站竞相转载。 把学生培养成“考试机器”,只是郑也夫批评当前中国教育诸多缺憾中的一个方面,其矛头直指中小学教育的考核机制。从教育的角度讲,教和学的效果都需要考核,考试是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尽管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历来备受诟病,但它仍然不失为当时比较公平、科学的选拔人才的办法,甚至有教育研究者认为科举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教育史的一大贡献。同样,新时期以来中国教育改革最直接的一个成果,即是考试。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完善,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多个领域的面貌。考试,因其标准客观、程序规范、操作简便,仍然是当今教育考核的主要手段。 当然,我们不否认不恰当或过度的考试也会严重扭曲社会的良性发展。考试内容和形式的单一,会让无限的高贵的知识和素养变得苍白和庸俗。一个理性的和谐的社会需要文化的支撑,当知识转化为素养,并体现在多数社会成员的言行举止上,这样的社会才是良性的、高尚的,亦即有文化的。如果知识过于功利化,或者说知识只是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不再具备人生幸福的属性,它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人们因此不再希望畅游知识的海洋,不再醉心于文化艺术经典,不再指望用知识装点人生,当然也就没有了探索真理、创造新知的乐趣。 当然,知识也有技术或技能的层面。驾驶车辆之前需要考取驾照,试想如果只是上交一份驾驶理论的答卷,而没有对车辆实际操控能力的考查,会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可悲的是,我们今天的多数考试往往侧重于单纯的知识和既有的理论,这样的内容多数是陈旧的、空洞的,缺乏现实的质感和未来的指向。所以如此,其本质原因在于考试设计者和主持者的惰性,答案明确统一,形式简单固定,整个考试过程就极易操作,省心省时省力,说到底,仍然是思维僵化顽固、态度冷漠粗暴在作怪。 考试的过度泛滥,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凡事必考,凡考必以分数定优劣,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痼疾。五花八门的考试让大家疲于应付,所有教学、培养的规划和方案逐渐为考试而设置,书店里随处可见的是“考试宝典”、“考试技巧”、“应考指南”之类的图书,甚至中学的作文教学都设计出各类题目的“模板”。如何尽快找到唯一的“正确答案”,成了整个社会的思维定式,考试分数的高低,自然也就变成了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全社会范围内的学力竞赛现象,导致了社会对学历的迷信。最近央视正在举行“学生汉字书写大赛”,就暴露出这方面的许多问题。许多选手分门别类地集中背诵平时难得一见的冷僻字,参赛时也只求简单的写正确,而不考虑诸如笔画、笔顺、间架结构等汉字的基本特性,不考虑汉字特有的美感和文化内涵。这种对待汉字的态度,倘成风气,恐怕不妙! 考试在为社会选拔人才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让无比高贵的教育事业蒙羞!教育的崇高使命往往因过于注重考试或考试设计不当而悄悄流失。 我们必须明确,学校教育的对象,将来绝大多数是社会中极其普通的建设者。基于此,我们应该培养他们强健的体魄、健全的心灵、科学的思维和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而这些恰恰是时下的考试手段所无法达到的。诸如学生的安全教育、社会规范教育等必要科目,因为不方便进入所谓的“考试”体系被边缘化。中国古代一直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理念,也因为考试而极度泛化。人和社会的多样性、多元化,被无谓的考试消解,而同时消解的,还有创造的活力和人生的精彩。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考试只是教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作为一种必要手段,它应该为教育服务。教育对象和教育目标的丰富性,决定了考试也必须有丰富的形式。强调复制统一思想和观点的考试,影响了教育的品质,背离了教育的目的。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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