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之后，是门罗

■卢冶

年年诺奖消息，如船行大海，波纹过后也就无痕，一直轮到“中国籍作家”莫言，才有了些烟花盛开、余霞难消的意思。或许是出于对“谁是‘后’莫言”的好奇，或许是受到邻国日本的卖书广告——“村上春树亲自翻译对手作品”的刺激，也可能是爆出了中国几大著名出版社的翻译“版权纠纷”问题，今年10月10日，加拿大女作家门罗的获奖，格外受到中国媒体和大众的关注。

其实，83岁的门罗虽然在中国名头不响，却早已享誉欧美，比起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来，算不得“黑马”。特别是，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就小说类的获奖者来说，的确是异数。有人说，门罗的获奖意味着短篇小说受到关注——在这个“纯文学”遭受边缘化和质疑、传统阅读习惯被颠覆、整个文学的机制都发生变化的年代，篇幅的简短似乎恰与“活在当下”的节拍相吻合。实则不然，读短篇，往往比长篇更需要耐心和阅历。一个晚上读一部长篇很容易，连读几篇短篇小说却很难，那意味穿越不同的大门。写作短篇，更是对作家的考验。就此而言，门罗的获奖或许更多意味着，在这标榜实验与机巧的“小时代”，那些披着“老祖母说夜话”传统外衣的现代故事，始终是人们心底最具魅力的小说形式。

门罗的小故事表面普通，内里却有着“温水煮蛙”的惊悚与痛感。小说集《亲爱的生活》、《逃离》、《爱的进程》等，讲述的都是平凡人被命运捉弄的故事，单提“内容简介”，很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通俗侦探爱情小说：富家女怎样与处理父亲遗产的已婚律师相恋并陷入绑架事件；年轻的士兵如何离开战场回乡寻妻，却在路上碰到另一个女人，与之坠入爱河云云。然而在故事的圆润流畅之下，其内在却别有深意，维持叙事、思想和语感的高度平衡，善与恶、生与死，就像任督二脉，不留纤痕却清晰可感。

可以说，门罗的作品既无关于“妇女解放”，也不是冒险加恋爱，而是标示着更根本的时代痛楚——现代的人们，失去了宗教性的、为生死赋予的稳定价值话语，于是乎，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从出生到长大，被施以文化和社会的魔法，便成为一件莫名之事。在门罗笔下，这一根本的被动性，往往在人的一举手一投足、在不经意的日常对话间豁然呈现出来。从《快乐影子舞》到《少女和女人的生活》，各样的奇迹在日常生活和宏大历史的角落生生灭灭，而它们与其说是出于对古老信仰的坚持，不如说是它的癌变：那是失去了信仰的细胞在倒戈一击，而最深的痛楚，是我们不知道痛在何处。

这个时代，我们所知已太多，感受已太少。在平静背后，门罗的提示触目惊心。有人称她的作品为“母系的圣经”，并不夸张。短短万字的一篇故事，却如基督教中的“圣徒画卷”，包含了一个女人和她的时代可能经历的各种重要的仪式：出生，婚礼，葬礼，战争……所有这一切，或者都在是精准地投射和演绎《圣经·传道书》中最著名的那一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像莫言用“生死疲劳”提示的那样，对于启示的期待乃是人类生活的常项。于此，莫言之后是门罗，或许是一种必然。（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