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多校区办学困局

付业兴 绘

■本报记者 张兴华

有10多天，大学新生李阳就是振作不起精神来。她的愿望是去滨海城市读大学，志愿填报了青岛的一所大学，盼来的通知书上却赫然写着“费县校区”。这个校区地处山东临沂老区。“海”与“山”的不同，在李阳的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上学后李阳曾一度想退学复读，后来，在家长和亲朋好友再三劝阻下才算平静下来。

和上世纪不同，现如今，高考填报志愿，不仅要考虑报考哪所大学，还得考虑这所大学有几个校区，会去哪个校区上学，很多家长为此颇伤脑筋。“不只是地理位置的差异，还有师资力量的差异、文化底蕴的差异。这种种差异给高校多校区办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山东财经大学规划处处长魏承洋坦诚地说。

高校多校区办学带来“四宗罪”

“目前高校多校区办学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优质资源稀释、管理难度加大、运行成本增加和债务负担沉重四个方面。”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学生多了，一般大学都是‘万人大学’，少则两三万人，多则达到四五万人。现在把一个校区管理好就不容易，管理多个校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记者在青岛市黄岛区采访时，一位高校领导如是说。

青岛市黄岛区人口只有139.26万，面积约为2220.10平方公里。因其面海靠山地理位置优越，自上世纪末以来，已有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等8所学校在此建立了新校区。他们的校本部，有的在黄河岸边，有的在泰山脚下，还有的跨出省界。

“目前高校多校区办学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优质资源稀释、管理难度加大、运行成本增加和债务负担沉重四个方面。”在山东高校多校区办学研讨会上，济南大学副校长蔡先金这样总结。

一所大学的优质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师资力量、有限的教学设施、有限的文化底蕴，一经多个校区瓜分，无疑就稀释了。

一位老教授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所在的位于山东省西部这所大学，是上世纪50年代，为“备战备荒”，从省城某高校迁来的一个医学部，学校不大，当时只有30多位教师，但师资水平非常高，大多是“老牌大学生”。在长期服务当地农村医疗工作中，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一支师资队伍，特别是以医治农民常见病见长，被当地农民称为“咱老百姓的大学”。但是扩招后，这所学校一分为二，新校建在东部沿海。现在的情况是，老教授不愿挪老窝，年轻同志喜欢开放城市。这样一来打破了原来的教学梯队和科研氛围，出现了“西缺青年东缺老”的现象。“有一段时间，学校临床学专题研讨会都开不起来。”这位老教授感慨道。

优质资源的稀释，还表现在教学设施设备上。记者在一个有着9所本科大学的大学城进行调研。结果发现3所大学甬道没有硬化，5所大学的图书馆没有建起来，4所大学教学实验室没有得到完善，更让师生着急的是没有专门的阅览室、自习室。很多学生感叹：“来到新校区，就像当年知青去了北大荒。”师生生活、学习、工作的心境可见一斑。

呼吁要“享受老校区同样的大学文化”也是新校区师生的一个诉求。进了新校区，一片光秃秃。那“晨读的小树林”、“散步的林荫道”、“灯火通明的实验室”、“余音绕梁的音乐厅”，只是属于老校区的记忆。

不同校区之间的距离一般较远，有的甚至跨越地市。距离增加导致各个校区的相关机构之间的管理成本随之增加。各个校区师生员工之间的互联互通、交通组织，消耗了师生员工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了各个校区之间的正常开支，无形中增加了学校的运行成本。“特别是跨区办学、跨省办学，有的千里迢迢，光交通费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一位大学后勤处长说。

据这位处长介绍，现在他所在的学校有5个校区。其中3个校区在同一个城市，这是在新世纪初，国家提倡办综合大学的形势下，三校合并形成的，现在仍是3个独立的校园。其他2个校区是扩招后新建的，一个在东部沿海，一个在西部内陆。两个新校区周边都没有中小学和幼儿园，凡是有小孩的教师都不愿意到新校区任教，即使有教工宿舍，他们也不愿入住。只好轮流值班，车接车送。这位处长算了一笔账：5个校园，每天坐车上班的教工有500多人，需要20多辆大巴车，仅交通费每天就要15万元，一年超过500万元。如果再算上水、电、暖、气等其他费用，日常运行成本更加惊人。

管理难度加大也是困扰多校区办学的难题之一。现在，有一句打油诗在新校区很流传：“教师像候鸟儿，迎着太阳来，背着太阳走；学生像流浪儿，白天还有人问，黑天没人管。”教师不住校，上课才来，下课就走，学生就像没娘的孩子，无依无靠。这就是对新校区管理现状的真实写照。

“虽然网络发达，实行网上办公，但是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只有面对面、心连心才能让学生体会到温暖，受到感染。现在的情况是，老师离开网络办不了公，学生离开网络不学习。结果是，老师不认识学生，学生提笔忘字。”一位大学教务长对此现象无不讥讽。

管理难度加大，还表现在师生安全问题上。师生奔忙于各校区，特别是教师去各校区上课，交通安全就是一大祸患。采访中，某大学安保处长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案例：2008年2月25日8点10分左右，由鲁西南某高校通往日照校区的班车，在行驶至日东高速泗水段时，因雪天路滑车速快，车辆打滑失控撞向路边的隔离带，然后发生侧滑近30米，最终车体从中间断裂翻车，将部分乘客压在车下或甩出车外，最终造成8人死亡，13人受重伤。

这起交通事故已过去5年了，但它留下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只要打开网络，那《向XX学院车祸中死难的师生致哀》的帖子还在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资料显示，目前，全国高校新校区95％的正在建设，25%的仍在完善中，人员复杂，小偷小盗现象不断，有些校区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更让人担忧的是，建筑工地险象环生，安全事故防不胜防。采访中，一位学生处长讲了两件事情，令记者毛骨悚然。

去年秋天，某高校新校区正在建设实验大楼。这座大楼的地基足有10米多深，正位于学生公寓和教学楼中间。一天上午，一位大一新生为了抄近路赶时间横穿工地，结果掉进深坑，一截钢筋插入肺部。“多亏发现早，抢救及时，不然早没命了。”这位处长说，“不管怎么贴出警示标志，也不管怎么隔离工地，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你揪心。”

今年暑期的一个早晨，雾气很浓，能见度不到3米。一名女生带着耳麦出去散步，当她横跨施工道路时，正巧有一辆大型吊车开过。她没有听见车的轰鸣声，司机没有看到有人经过，结果悲剧发生了。

“这些年，面对多个校区，面对几万名学生。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怕吵，不怕闹，就怕夜里手机叫。手机一叫，我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坏了，又发生事故了。’”一位分管学生管理工作的副校长说。

多校区办学还可能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500亿元。据抽样调查，95％的高校都有贷款。沉重的负债压力，已经使一些高校举步维艰、焦头烂额。

这些学校的债务大体有三类：一类是贷款。这类高校少则有几个亿，多则有几十个亿。光利息就是一笔不菲的数目。银行催债时，他们再从别的银行贷款，“拆了东墙补西墙”。这几年这法子不灵了，因为银行看到了高校贷款的高风险，干脆拒高校于门外。“这下可好了，全校教职工就像水里濒临干涸的泥鳅，苟延残喘。财务室天天不开门，每位教师报销单据一大摞。看病、出差都是自己掏钱。校长看见银行的人就躲。”这位高校财务处长讲的这些故事，让人听来像小品剧本。

另一类是借款。主要是向企业借，就是学校没有钱让建筑企业先垫支。起初建筑企业认为“高校是国家的，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可是后来发现确实没钱。于是，双方从“合作伙伴”变成了“冤家对头”。有一天早晨，济南市某高校行政办公楼被建筑公司给“封”了，楼前站满了企业职工，他们打出标语：“还给血汗钱，我们要过年！”

还有一类叫集资。这类学校主要是向教职工集资，许诺给高利息。“一开始，看着高额利息动了心，有的人还向亲朋好友借钱，多的一户达到了上百万元。可是5年过去了，学校连利息都拿不出来了，教职工看不到希望了，于是，就纷纷去找校长。“校长也没办法，只好重复解释政策。那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样子实在可怜！”一位教职工又气愤又嘲讽地说。

政策主导与学校自我发展催生多校区

多校区办学，一方面是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驱动——高校合并办综合大学，另一方面也是学校自我发展所迫——扩招后老校区容量有限，只好另扩建新校区。

有人形象地说：“发展意味着数量的扩大和增加，就像生物成长中细胞的分裂一样。”我国高校多校区的出现，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经阶段，虽然多校区办学带来种种弊端，但是多校区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其内在规律和合理性，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

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步入了快速发展期。过去精英教育时期专业设置过细、学科综合能力不强的状况越来越不适应时代需要了。在这种新形势下，高校合并办综合大学就理所当然地被摆上议事日程。于是，由政府主导，对学科传统有关联的尤其是属于互补性的高校进行了整合。这就使得原来在一个城市中的不同高校被归属到同一个综合大学的框架之中，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一夜之间便忽然拥有了多个校区。

这种现象在国家重点大学密集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最为明显。主要的合并方式是以一所重点大学为主，其他高校并入。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几所学校合并后组建成一所新学校，起用一个新校名。譬如，2000年4月，由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合并组建了长安大学。1999年9月，由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业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山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7个教学、科研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类学校校区多，而且更为分散，路途更远。长安大学主要有3个校区，即位于西安市区的老校区700亩，离老校区30公里的渭水校区1700多亩，离西安市区180公里的太白校区200多亩。

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使然，那么第二个原因则是学校自我发展所迫。高等学校普遍扩大招生规模后，原来的老校区容纳不下那么多学生，扩容扩不动，只好到城郊去征地新建校区。“城郊土地相对费用低，也有城郊当地政府为了吸引高校落户给予优惠政策的原因。如济南市长清区，新世纪初的商业用地一亩上百万元，而高校用地只有十几万元。”一位高校后勤处长介绍说。“新建校区后，就能扩大招生，相应地，国家按招生数拨付的人头费也相应扩大了。招得越多，拨钱越多。所以，那些年高校圈地运动盛行，就几年工夫，大多数高校拥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校区。”

上世纪，在山东莱阳县城有一所建于1951年、以农科为主的本科大学，名叫莱阳农科学院。2001年该校到青岛市城阳区创建了新校区，2007年3月更名为青岛农业大学，地理位置、学校称谓和校容校貌焕然一新。结果是，办学景象今非昔比，博士来了一大批，录取分数线涨了一大截。正因如此，小城市的高校千方百计向大城市附近靠拢，内陆的高校千方百计往沿海搬迁。这些高校这样做的理由是，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能够吸引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他们采取的做法是，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选址征地建新校区。于是，我国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一批新校区应运而生。

多校区要科学布局，传承统一的大学精神

要解决因校区分散而带来的诸多问题，最关键、最迫切的是构建科学的多校区办学管理体系，合理定位科学布局，传承统一的大学精神和文化。

据统计，目前全国普通高校2142所，有1959所高校拥有多个校区，占到91%。多校区办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前不久，记者在调查和采访的基础上，专门组织驻济南高校的多位代表召开了一个多校区办学座谈会，邀请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学者和高校行政领导，共同探讨对策。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我国多校区办学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要解决因校区分散而带来的诸多问题，最关键、最迫切的是构建科学的多校区办学管理体系。

山东大学高教管理中心副主任刘志业提出，要借鉴国外多校区办学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大学体系。多校区在西方也有很多类型，既有一所大学所属的不同校区，也有多个分校构成的大学系统。后者基本都是由公立大学组成，据统计，美国公立大学毕业生中，80%都是在这类大学系统中培养出来的，其中尤以美国加州大学最有代表性。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我国大学的多校区管理问题时，都以加州大学为蓝本。

刘志业说，美国的大学系统其实是多个公立学校结成的松散联盟，各学校独立性较强，各学校的特色比较明显，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我国大学的多校区，其实是主体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只承担着学校发展的一部分功能，与主体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改革和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办学效益最大化，需要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国情实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校区办学之路。

山东财经大学规划处处长魏承洋认为，多校区合理布局，明确定位、突出特色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山东各高校正在进行尝试，为各个校区确立不同的功能定位。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山东大学将着眼于大学系统的战略全局，明确济南、威海、青岛三个大校区发展目标定位，济南校区将重点发展医学学科、人文学科和传统学科，威海校区重点发展空间学科、应用学科和特色学科，青岛校区重点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涉海学科，三个校区形成统分结合、优势互补、一体发展的山东大学系统。

还有专家提出，合并院校在校区无法增减的情况下，可采用以学科为主体、学院为建制的分区办学模式，这是一种在人力成本和运行成本不能改变的条件下，降低管理成本、合理配置资源的选择。有条件的合并院校，也可采取校区置换方式，减少校区，解决校区过多带来的问题。山东建筑大学、山东职业学院、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等都采取了校区置换方式，扩大了规模，减少了校区，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效益。

对于同城新建校区，专家们建议，可采用基础教学区和专业教学区分阶段办学模式，好处是能保证文化的连续性和资源合理配置，避免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保证每个学生在校内的相对公平，从而保证同一所学校的“产品”品质基本统一。异城异省建校区的高校，在文化无法统一的条件下，可采用分校区相对独立办学模式，即分学科和学院办学，但要与大学主体不重复，好处是便于学科建设和管理，有利于保证质量、办出特色。

“要善于把信息化手段运用到多校区管理之中。”山东省教科所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杨玉春提出，在信息化时代，多校区高校应注重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建立基于信息化支撑的高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其好处是可以实现多校区之间的资源共享，避免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均。虽然部分高校的校区分布不集中，甚至有的是异市、异省，但是采用标准化的数据管理系统，理论上可以实现多校区之间的科学有效管理。

济南职业学院院长申培轩认为，传承校园文化是高校多校区管理的核心。多校区管理要展现学校整体风貌，体现“一个大学”的理念，注重“校魂”传承。这种精神传承，在新校区师生的心理上需要经过拒绝、沉默、顺从、适应、融入、同化等较长的过程，要缩短这种过程，需要重树大学精神，这是大学的灵魂，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最高境界。大学精神需要大师来带头营造。大学不应该表现出过强的功利性，新校区建设要注重人性、精神、情操等方面的因素，传递并形成自己的精英文化，引领学生走向文明、高尚、进步。校园文化的传承，还需要在新校区汇集诸多名师，形成良好的学风、校风。在新校区更要建立新的师生关系。同城校区应保持文化的完整统一，异城校区，可在保证基本制度政策统一的情况下，给予更大的灵活性，鼓励因地制宜，形成特色。在多校区办学的现实情况下，要尽量多地实现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地弥补文化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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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的多校区管理模式

美国多校区大学在长期的发展探索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有加州大学的“事业部型管理模式”和康乃尔大学“一校多制型管理模式”。

加州大学始建于1868年，目前已形成在校学生超过21万人、教职员工超过16万人的大学系统。这个系统由伯克利、洛杉矶、圣迭戈和旧金山等10个各自独立的分校组成，各分校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加州大学的组织机构包括总校(评议会或董事会)、分校(校长、校务委员会等)、学院、系(所)四层机构。董事会为加州大学最高权力机构，负责重大战略性决策和在全校范围的资源分配，任命总校长等；总校长提名副校长、分校长、图书馆长等重要官员，负责全校性事务，对董事会负责；分校长是各自分校区的首席执行长官，在处理分校内的事务时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事业部型管理模式特别适用于巨型大学组织，这种模式在管理上具有联邦分权的特点，学校重大事件的决策由总校进行，日常管理各个分校相对独立。这种“集中决策、分权管理”的管理方式，既便于保证战略决策的正确，又有利于调动下属各单位的积极性。事业部管理模式的不足之处是由于各个事业部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考虑问题往往从本校区出发，忽视整个学校的整体利益，不利于校区间的协调和学科的交叉融合。

一校多制型管理模式以康奈尔大学为代表。康奈尔大学是由企业家康奈尔和学者怀特两人携手合作创办，从一开始就兼具公立和私立双重性质。在它目前的13所学院中，私人捐助建立9所，政府资助建立4所。这种“公私合营”、“一校两制”在美国是比较少见的。康乃尔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为董事会。其下是由董事会推荐的、由400多位著名教授及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议事会，其实就是智囊团。校长是全校的最高行政领导，下属有16位校级行政官员——分管教学、科研、规划、财务、法律、投资、大学关系、校园事务、信息技术、学术方案、公共事务等。一校多制型管理模式常用于投资模式多元化的高校，不同的管理体制，为学校的管理提供了便利,使其充满发展的活力。（本报记者 汪瑞林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