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重建的起点

敦煌飞天 （资料图片）

■王德岩

第五届北京传统音乐节首届乐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礼乐重建”，对“乐教”文化进行讨论。无疑，这有助于“乐教”文化在我国的传承和发扬。

在中国文明的早期，“上古教民，六艺之中，乐为最崇，固以乐教为教民之本”。这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乐教，它不是作为“艺”的音乐，也不仅是“六艺”之一的乐教，而是一个包含了几乎所有文明形式在内的文化统一体。因此，从起点上来说，乐教可以说是与文明自始相伴，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夏商周。发展最成熟的，也是我们唯一可以有文献进行了解的，是西周所建立的制度和传统。在周代的教育中，从小学到大学，无不以乐教——诗、乐、礼、舞贯穿始终。

春秋时期孔子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乐制度受到挑战，乐官散之四方，乐教显然受到了破坏。但对乐教传统最大的毁灭，来自于秦火。《乐经》毁于秦火，以致汉初不能尽复乐教。古代繁盛的乐教文化，到了汉代，因六经中的乐经已经沦亡，不复可考。因此，传统的乐教之乐，到了汉代，差不多算是一个终结。而有关乐教最重要的理论文献，却恰恰出现于这个时候，那就是《乐记》和《毛诗序》。《毛诗序》意味着乐教的解体，虽然它与乐记分享了诗、乐、舞一体的理论前提，但毕竟是从发言为诗的角度，从义的角度来探讨。同样，从汉代开始，诗渐渐摆脱音乐，走上探索语言自身规律的道路。这种探索完成的标志就是南朝沈约“四声”理论的提出——诗由此具有了从语言规律出发的自身的格律，而不必借助于音乐。诗教代替乐教成为教育的中心，“温柔敦厚”、“思无邪”成为教育的核心标准。然后到了宋代，应该说是以“文教”为中心，文以载道成为至高的目标。

乐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统一体，呈现出不同的侧面和维度。宗教维度是乐教最原初的意义与功能。它源于文明早期巫术时代的文化世界。这个维度，一方面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天人合一”的观念，它把乐提高到一种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来看待，认为理想的“乐”应该体现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有节有序、和谐统一。这种乐教观是传统乐教思想价值中最核心的部分，它在人性和万物相通的根源处奠基，在最根本处立足，对我们这个一切分割、片断化了的时代，具有永恒的魅力。

政治维度是传统乐教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乐教之为乐教所在。一是作乐是至高权力的象征和显示。根据文献记载，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每一朝代的兴起都必然伴随着“制礼作乐”之事，每一朝代都有着标志其文治武功的乐舞之存在。二是审乐以知政。《乐记》专门举述了三世之音和五乱之音。由音乐推断治乱兴亡。三是教化。就如《乐记·乐象》所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教化之所以能够移风易俗，使“天下皆宁”，是因为它能够为社会塑造多个层次的共同体，使社会不同层次的人群保持和谐。

修养维度的开创者和典范是孔子。他为一个人的修养所立下的次第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一个人最高人格的完成，是要通过乐来进行的，而成于乐的境界，是“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大乐境界，也与前面的宗教境界相通了。

从当下的评价来说，很多论者批古代评乐教系统或乐教理论不重视音乐的审美特征和艺术独立性，以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功能淹没了艺术功能。但这也恰是古代乐教精华所在——乐教产生于众艺未分的时代，到了艺术自觉和独立的时候，它的影响和活动基本就消失了，不能以后来的标准评价乐教时代的特点。或许，正是因为众艺未分时期的这些特点，乐教对我们今天这个因文化多元化而需要重新建构共同体的时代来说，才更有独特的意义。（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