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看“诺奖”推动医学研究新局

　　只有大胆地走在创新之路上，促进中西医的尊重与对话，我们才有理由去拥抱医学的终极价值，而这正是屠呦呦给整个医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和意义。

　　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引来一片叫好声，但也有不同声音出现。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屠呦呦获奖给出怎样的启示？

　　屠呦呦获奖，各方声音蜂拥而至，有祝贺，也有质疑，一时间很难理出舆论头绪。更多人开始追问，诺贝尔奖是不是颁发给中医的，甚至掀起了一股中医存废之争的讨论。面对如此重要的历史时刻，难道不应该立足“诺奖”契机，在舆论议题设置上反思并审视中国的医学现状与发展吗？

　　面对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有争论总是好事。然而，许多争论最终转向了事物的对立面，成了中西医之争。这种非此即彼的争论注定是没有结局的。要知道，诺贝尔奖颁给的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而是能够治病救人的科学。不能站在医学的终极价值观上来审视屠呦呦和她的诺贝尔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科学就一定是西医吗？中医就一定不讲科学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还停留在狭隘的实验与证伪层面。殊不知，科学的意义已经在不断发展。从牛顿力学以来的近代科学观，到20世纪60年代生命科学和复杂科学的兴起，科学的内涵不是一直在变化吗？今天，当西方话语不断反思科学时，我们还依然停留在朴素的科学思维那里，将其视为唯一合法的认知范式，并借此对中医进行审判。除了二元对立，除了非此即彼，二者不能和解与对话吗？

　　屠呦呦从传统草药中提炼青蒿素，正是揭示了传统医学现代化的新方向。答案非常简单：创新拯救中医，创新拯救医学。医学创新的前提，是整个医学体制的保障与创新。我们需要以诺贝尔奖为契机，重新反思并审视中国的医学体制，开启医学管理与创新的新局面，而这同样需要舆论的跟进与支持。

　　试想，如果整个管理体制没有给医学创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整个药业注定会陷入一种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缺乏远见的生态体系。根据英格兰医学杂志提供的数据，2013年，中国和美国的药物研发投入分别为84亿、1193亿，而中国用于新药研发的费用不足20%。显然，如果用于新药研发的资金投入不足，再加上审批门槛的混乱，以及社会认可机制的多重设防，这无异于掐断了医学创新的喉咙。

　　其实，除了对医学研发环节的特别重视，还应该关注更大的行业生态。医学成果的生产，取决于多个研发环节的相互配合，而这又涉及到诸多管理部门的协同与合作。中医面临的情况可能更为糟糕。当前极为混乱的草药生产环节，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医的社会公信力。土壤污染、环境恶化、人为造假等现象越发严重，直接危及草药本身的药性和药力，而且同一草药的地域差异非常之大。显然，推动医学研究的新局面，需要食药部门、卫生部门、环保部门、工商部门等多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以此规范医药生产与研发的整个链条。

　　倘若没有鼓励创新的体制保障，屠呦呦和她的诺贝尔奖就只能是偶然。因此，只有大胆地走在创新之路上，促进中西医的尊重与对话，我们才有理由去拥抱医学的终极价值，而这正是屠呦呦给整个医学研究最大的启示和意义。（刘涛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15年10月8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