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数百万女童的命运

　　那是1991年11月的一个早晨，津巴布韦一望无际的天空下，站着一位赤脚的农民。他个头很高，松松垮垮的卡其色裤子上印出一块块汗渍。他的孩子垂手立在一边，身上的藏青色校服破旧不堪。校长也在，他穿着深色西装，黑皮鞋上蒙着厚厚的灰尘。这个孩子是我们会面的原因，她13岁，在小学里门门功课拿第一，但她父亲因为伤病不能再下地干活儿，田里的收成连一家人的肚子也填不饱，更不用说供她上中学了。他掀起衬衫，给我看他背上的伤，村里的赤脚医生在伤口上涂了膏药，却丝毫不见效。

　　富人总是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他们会问：“既然女童教育这么重要，回报如此之高，家长们为什么不把女儿送进学校呢？”他们不能，因为穷。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女孩，在还未真正开始生活的时候就已枯萎，在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生下了孩子，如此一代一代，循环往复，陷入贫困的怪圈。

　　女童教育能够为发展中经济体带来最高的社会和经济红利，这已成为全世界共识。在女孩处于严重劣势的地区，她们的教育拥有变革的潜力。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全民教育呢？

　　当我在1993年创办“女性教育活动组织（Camfed）”时，千百万美元都被浪费在说服贫困的家长送女儿上学上。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完全不得要领，因为它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家庭会在精心权衡后选择怎样使用有限的收入。相比于女孩，男孩更有希望在未来找到工作，挣钱养家。这种迫于无奈的抉择每天都在无数家庭中重演，导致学校里男女比例出现结构性失调。这本是每个家庭在精打细算后理性选择的结果，却被解释成一种基于文化习俗的决定。

　　真正将女孩们拦在学校大门外的，并不是文化的贫困，而是贫困的文化。在低收入国家，上学的女孩本就是少数。她们知道，如果家庭经济情况恶化，自己的教育就会首先受到影响。这种无时无刻的焦虑感影响了她们的学习，从而减少了她们进步的机会。

　　女童教育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仅仅靠拔除她们上学路上的一两个障碍物是无济于事的。全民教育单单靠修建女厕所或提供卫生巾是无法实现的，单单靠发校服、发文具也是无能为力的。达成目标的方法，就是与所有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从教育部的官员，到贫困村小的校长；从制定政策的领导，到不识字的奶奶，每一方都可以为问题的解决贡献资源和智慧。

　　在Camfed的模式中，每一种资源都得到尊重和重视。这些资源中包括家长对孩子的爱，以及社区成员免费贡献知识和时间的意愿。社会资本、知识资本、制度资本、人力资本，这些资本在外部力量介入前就已存在，如果有效地加以利用，就能让从外部引入的财务资本发挥成倍的效力。社会资本是这个模式的关键。Camfed在选择受资助女童时，会遵循由当地社区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提出的意见，而不是外界强加的标准，从而加强了本地决策能力和社区成员的责任感。

　　制度资本是将想法转变为行动的框架。目前，Camfed已与5270所贫困地区的公立学校建立了合作，同时鼓励家长汇聚力量，参与学校建设。每一个项目的开展都会先征得社区委员会的意见，委员会的领导者也有责任在重要问题上发声，比如反对童婚。

　　知识资本对于解决女童教育问题至关重要。学生、家长、教师和当地领导者对很多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式，都有着细致入微的理解。当一个马拉维的母亲告诉我说，她可以通过一个孩子吃饭的样子判断他有多饿时，这种生活经验可能比“空降”的外部专家的意见更有价值。

　　要实现变革，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信心和年轻女性集体的力量。正如精英院校强大的校友网络那样，Camfed也为毕业生建立了校友网，目前已达到3.3万人。她们都曾是没有鞋穿、没有学上的穷孩子，如今已过上新生活，成为创业者和社区领袖。从津巴布韦到赞比亚，从加纳到坦桑尼亚，这一“良性循环”已经改变了超过350万儿童的生活。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女孩，在那天早晨，她安静地听着父亲和校长讨论她的未来。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一句话让我落泪：“如果我有机会，我一定会做一些伟大的事。”

　　教育不应该是“如果”的事，教育是基本人权。现在，那个女孩成了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她跟我谈起，“上班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护士对一位贫困的妇女很不尊重。我对护士说，别那样跟她说话，因为我的妈妈也和她一样。那个护士很震惊，她以为医生不可能来自这样的家庭。”

　　她理解贫困，因为她曾生于贫困。她结婚了，有两个健康的孩子。为那些未能像她一样成功改变命运的女孩们哭泣吧，为她们的孩子和她们孩子的孩子哭泣吧，然后擦干眼泪，行动起来，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能够解决，也必须解决。（安·科顿 作者是2014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教育奖得主，本文由徐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