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能否实现“逆袭”

　　《纽约时报》知名评论员大卫·布鲁克斯曾撰文提出“奥德赛期”这一概念。它通常指在青少年期与成年期之间的尝试、选择、徘徊。这一时期是子女从学生生活转换到成人生活的“一跳”。不同的社会与文化对“成年”的理解虽有差异，却有一些共同的基本标准，如经济独立、结婚、组成自己的家庭。在20世纪60年代，大约有70%的30岁的美国人达到这个意义上的成年；但到2000年，这个比例不足40%。

　　有研究指出，“奥德赛期”与高竞争、高压力、高期待有密切关系。青年贫困蔓延全球。在美国，2011年统计的失业率为9.1%,贫困率为15.1%，30岁以下的年轻家庭1/3处于贫困线以下；在法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该国最大的学生联合会提出数据显示：年轻人找到第一份稳定的就业岗位的平均年龄为27岁；在俄罗斯，高房价与受限的发展机会，使年轻人选择离开祖国；在亚洲，日本学者三浦展在其著作《下流社会》中指出：比较于过去人人期望的向上流动，这一代普遍的特征却是向下流动；在台湾社会呈现成M型（中间阶层塌陷）结构后，年轻一代被称为“草莓族”，鲜艳、脆弱且不耐挤压。

　　在中国大陆，青年贫困面临更为复杂的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快速发展所加剧的代际之争。改革开放35年，人们已习惯向上升迁的速度，“向上流动”成为“更好的生活”这一中国梦的核心。然而，在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一个正常社会10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历程，被压缩至30年。30年间则主要由三四代人——譬如1950、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占据重要的位置——瓜分了发展的红利。这几代人还年轻，让他们腾出位置、告别舞台，尚需时日。也就是说，他们挤占了未来几代人成长的机会和空间。

　　譬如，一个出生于1960年代的人，超过其父母，实现家族的代际向上流动是顺理成章的常规轨迹。然而他的子女，既便是要保持与父辈大体一致的位置，也不再是易事。对于多数家庭来说，更为切实的命题为：如何防止家族代际之间明显的向下流动。

　　笔者曾在北京高校3000名在读大学生中做过相关问卷调查，就发展空间而言，多数学生认为，他们的成长空间较父辈更为逼仄——这便是资源与机会上的代际之争。

　　2013年，“逆袭”成为热词，指在逆境中反击成功。现实中，最正当的通道是借助教育成就梦想，即知识改变命运。屌丝逆袭打出的旗帜便是教育公平或教育机会均等：不管处于什么境地，借助教育都有可能提升自己的境遇。

　　吊诡之处在于：平等是一个价值正当、动员有力的说辞，身处低位时，“我要和你一样”，没有明显差异时，“我要和你不同”——即价值上的平等诉求，实质上的特殊需求。“平等”作为一个价值，它的存在功能正在于批判与揭示不平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者威廉姆斯说：在现代社会中，从理论上强调平等的做法，总体上是一种对抗性的反应；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目标，还不如说是对不平等的一种抨击。在平等的讨论中，更为清醒的提问应该是：哪些平等是必要的？哪些平等是不可能的？哪些不平等是不能忍受的？哪些不平等是必要的且受欢迎的？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公平不过是诸多公平之一，即教育公平仅有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均有较为均衡的保障的前提下，才能有效运行。若无后者的综合保障，希望以教育公平的薄弱之力，来推动社会诸多层面的公平，无异于螳臂当车。

　　寄望教育公平所实现的逆袭，有一明一暗的两个治理逻辑：显白的逻辑是教育功能的异化——人们期待教育成为夷平社会阶层的利器，实践中，教育更准确的功能是充当重新洗牌的核心机制。教育公平允诺社会团结与融合，实质却以成就等绩效为标准导致新的社会分裂。荒诞但合理的逻辑由此成立：促进整合与团结的教育却成为稀缺机会分配的代理机制。

　　隐微的逻辑则在于：在教育公平所主导的民主社会中，正在举办一场规模盛大的赛跑，政治层面上的平等参与动员，经济层面的投资收益诱导，让越来越多的人卷入竞争——不管是兔子，还是乌龟，都来比赛跑步。这场比赛要持续地玩下去，就不能让乌龟彻底绝望而退出，在过度的训练下，乌龟确实跑得与兔子相差无几。

　　它（他）们除了成为跑步选手之外，已经不再是自己了！这个通道的设计正当吗？符合理性与道义吗？让兔子离开田野，来到没有尽头的跑道上，一圈圈地跑下去；把举重运动员乌龟也骗来，让它忘掉举重，学习跑步，以兔子为参照，努力地往前爬，或者自我励志，或者自我埋怨，或者嫉恨兔子，摧毁自己。现实中也不难看到坐着老乌龟的奔驰车的小乌龟直接甩掉了赤脚善跑的兔子。

　　在这场诡异的赛跑中，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教育既是冷酷且功利的稀缺机会分配的代理者，更用一套充满正能量的心理按摩术，化解种种怨言疑惑，维持着人们对规则的信任与服从。（刘云杉 作者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