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校长的3通电话

　　纽约大学校长约翰·赛克斯顿最近再访上海纽约大学，他们通过美国纽大筹款平台为上海纽大教育发展基金会募集到2500万美元的海外捐赠。在海外，校友或者在校生、新毕业生家长为学校捐资办学是惯常活动。而到了国内，就有人问这个美国校长，出钱人出于换取利益的目的，会不会因此得到学校的某种承诺或倾斜，尤其是在招生环节上?

　　为此，已在任14年的赛克斯顿校长讲述了一个自己的故事。那是1988年，他刚被任命为纽大法学院院长的第一年，就在一周之内打了3通“艰难的电话”。第一通电话打给了法学院教育基金会的理事长，此人现在已是校级基金会理事长，赛克斯顿坦率地告诉他，他的一个家庭成员申请入学，却被法学院“拒了”；第二通电话打给了老校长，告知他的儿子也被“拒了”；第三通电话打给了自己的妻子：“亲爱的，你的弟弟还是被拒了。”

　　赛克斯顿的电话其实是奉告同僚、领导和亲人：招生与学生以外的其他事宜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因为钱权、情面乃至血缘而改变。如果一个学生符合入学标准、通过入学考评，那么无论他贫贱富贵，他都有权享有这所学校的高等教育。从院长到校长，赛克斯顿把这条原则坚持了26年，“别的学校我不敢说，至少我是这样的校长”。

　　一校之长、一院之长，真对招生不加干预吗？其实，在教育发达国家，校长管的最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找钱，二是找人。找钱就是动员各方募资兴教；找人就是普天之下寻觅最需要、最中意、最有价值的师资力量。至于招生，这是独立运行的招生委员会之事，校长没有什么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

　　人情世故是难以回避、难以谢绝的，唯有建章立制、依法合规，按照一套符合国情、科学可行的筹款与招生机制去办事，才可能出现赛克斯顿校长打出的这种“说不”电话。当然，不用打电话则更好。（徐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