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1994届毕业生

　　2014年底，《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报道，主题是“斯坦福1994”，勾画了1990年入学、1994年毕业的斯坦福本科生的命运。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史上，很难找到如此戏剧性的一届学生。他们入学时，几乎还不知道电子邮件是怎么回事。等他们毕业时，互联网异军突起，而且“发射点”就在他们读书、毕业的地方。不管着眼于历史还是现实，斯坦福一直是硅谷的核心。他们毕业于“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乃至从计算机专业到哲学专业的学生，都跳入这一大潮，向世界推展互联网。一代互联网的领军人物，也在这届学生中诞生。2014年，许多1994年毕业的学生返校参加二十周年的重逢会。与此同时，斯坦福本科的录取率已经低于哈佛，成为世界最难进的学校。这代人的光彩，自然举世瞩目。

　　然而，《纽约时报》　报道的标题，竟是《性别差距比互联网更强大》。报道揭示：这届学生总共1700人，男女平分秋色。女性在其他领域都很出色，比如有奥运金牌得主等等。同时，也有许多女生极富冒险精神和创意，当年曾在一系列工程竞赛中出人头地，如今也有一批女性在苹果、谷歌等高科技公司供职。但是，成为新兴企业创建人、亿万富翁的，则大多是男性。即使有几个相当成功的女性创业者，所达到的高度也远远不能和男生相比。当然，这里的一个原因，是许多有创业潜力的女生嫁给了创业的男生，自愿选择了“安全”、“轻松”的工作，让丈夫去“出生入死”。然而，人们还是不禁要问：既然夫妻双方都是创业者，为什么就不能倒过来？

　　另外，即使计入这种婚姻的因素，男女在高科技业中还是严重不平衡。比如，自1998年以来，女性在高科技从业人员中的比例，以及女性在高科技业管理者中的比例，都大幅度下降。本来，人们觉得互联网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特别是提供了摆脱那种男性中心的传统公司结构的机会。女性用自己纤细的手指敲击键盘，化解了男性的“肌肉优势”。如今阴盛阳衰也是美国普通劳动阶层的大势。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高科技业，女性本应一马当先。怎么结果恰恰相反？高科技界是否有性别歧视？

　　最近几年，关于高科技界性歧视的报道时有耳闻。比如，《纽约时报》几年前就报道了几位女性高科技人士创业融资的经历。一位女性见到投资人时，话题不知道怎么就转到婚姻家庭上来。当对方得知她丈夫喜欢长距离自行车时，马上问长距离自行车对性功能有无影响。后来她到处融资无果，最终得到一笔钱，是属于专门鼓励女性创业者的资金。当然，还有几桩性骚扰的诉讼，都沸沸扬扬了一阵。

　　斯坦福出身的若干高科技界大佬，对女性的轻视也是有名的。比如，PayPal　的创建人、Face-book的投资人Peter 　Thiel曾写过一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他明确地提出了“女人是祸水”的理论：“自1920年代以来，接受社会福利的人数之大增和女性获得普选权（这两个选民集团对于个人自由主义者来说是臭名昭著的）已经把‘资本主义民主’　变成了一个自行矛盾的词汇。”他宣称自由与民主已经无法互相协调。

　　这位　Peter 　Thiel　虽然不属于“斯坦福1994”，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于斯坦福本科毕业，接着在斯坦福读法学院，1992年获得法学博士，和1990年入学的“斯坦福1994”一届的在校时间正好重合。在这个时代的斯坦福创业者中，他属于“教父”式的人物。比如，他1987年创办了《斯坦福评论》，是本反主流的极端个人自由主义的杂志。这个杂志延揽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生，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他创办的PayPal公司。这些人再接再厉，各自又创办了一系列企业，形成了在高科技投资界绰号为“PayPal　帮”的集团，颇有点一手遮天之势。其中包括特斯拉汽车和Zip2的创建人Elon Musk。另外还有位更为年轻的，就是“斯坦福1994”那一届的David 　Sacks。他貌不惊人，甚至很蹩脚，女孩子似乎没有道理多瞧他一眼。然而，他自有其独特的方式引起女性的注意，那就是在《斯坦福评论》上与女性开战。（薛涌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