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兴国也应与时俱进

　　上个月初，笔者去韩国开会，偶遇老朋友、韩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朴炳光博士。那天双方讨论十分热烈，经过数次延长会议时间，结束后我们共进晚餐时已过九点。席间，他接到夫人的电话，说已将女儿从外语补习班接回家，让他放心。朴博士中年得女，女儿才小学一年级。他放下电话，无奈地对笔者说，现在在韩国，尤其是在首尔，这么大的孩子几乎人人如此、天天如此。笔者摇头报以苦笑，中国又何尝不是！课业负担繁重，中韩两国孩子可谓“同病相怜”。

　　教育兴国是东亚文化的传统内核之一。《礼记·学记》有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云：“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先秦以来，东亚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各民族次生文明“百花齐放”的独特文化结构。它在面对外来文明入侵时几乎战无不胜，不仅完整生存下来、一脉传承至今，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大推动了各国的发展。东亚因此蓬勃繁荣、执世界之牛耳千余年，可以说首先得益于本地区重视教育的传统。不仅古代，现代同样如此。战后东亚地区经济实现迅速恢复发展，特别是中韩两国异军突起，是与广泛普及义务教育制度分不开的。过去五六十年里，中韩两国的教育机器如流水线般生产出大批能写会算、掌握中等程度以上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青年人，他们作为科研人员、教师、记者、律师、金融工作者、医生以及数以千万乃至亿计的产业工人，为两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飞跃——“中国速度”和“汉江奇迹”。

　　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韩两国不约而同地遇到了一个难题：学生课业负担异常繁重，文化课虽然学得好，但学得很痛苦，创造力和综合素质不足，人才高度同质化，只出“匠人”不出“大师”。中国学生每周花在作业上的时间超过14个小时，排名世界第一；韩国学生每周学习51个小时，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多的。国际数理化奥赛的奖牌得主中，中韩两国学生长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在欧美高校里，中韩两国留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总是拔尖的，但在诺贝尔奖、沃尔夫奖、菲尔兹奖、图灵奖、普利策奖，甚至奥斯卡奖得主中，却罕见中国、韩国人的影子。钱学森院士晚年曾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改革才能谋发展，教育兴国也应与时俱进。教育改革是百年大计，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上面的问题，就全盘否定现行教育制度，尤其是以文化课考试成绩为核心的学生评价与培养体系。传统教育体系有其合理性，它是千百年来人们普遍认同的、最能体现公平正义的合法机制，其效用和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现行教育制度已日益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潮流，存在着种种弊端，其危害性日益显现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当然主要指东部发达地区）韩两国陆续走完产业化进程的宏观环境下，灌输型应试教育的使命可以说已基本完成。目前，中韩都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解决如何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国家阶段性飞跃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同步推进教育改革、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方式。笔者认为，改革首先应当全面考察西方的教育体系，结合本国实际吸取其精华，如全面评价，重视实践，鼓励发明创新，讲究活学活用，因材施教，为学生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等。应谋求教育人性化，真正实现去行政化、去产业化、去关系化，追求可持续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教改不能全盘西化，尤其不能抛弃自身的优良传统，忽视人生理想和价值观教育，使下一代失去本民族数千年来赖以存续发展的思想内核与精神动力。同时，教改进程必须是稳健有序的，应事先全面分析、预估其后果，避免冒进，及时化解过程中出现的新冲突、新矛盾，防止改革得不偿失。比如近年来被热议并试行的高考自主命题、自主招生等，事实证明，它形成了新的权力寻租空间，滋生了腐败。教改不应一窝蜂，在构建起完善的评价、监管体系之前，应慎重地、适度地逐步推进。

　　《管子·权修》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人才培养乃国之大事，探索并建立适应时代发展、适应国情民情的新教育体制，说易做难，任重而道远。（刘天聪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朝鲜半岛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