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守住这团火

“你的床离炉子远，在我这儿多烤会儿火吧。”

“我算是暖和不过来了。” 谢悦瓮声瓮气地说。

“心里全结了冰？”

谢悦缓缓地摇了摇头：“是冰就好了。我心里——是几座坟……”

“我们一定会成功么？”

“我们应该成功。”

“我们会失败么？”

“当然有可能失败。”

——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

■本报记者 刘博智 柯进

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走过第一个10年。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人们聚在一起，透过黑白电视机那一小方屏幕，观看天安门前盛大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中，一群身着短袖衬衫的十来岁的孩子，鼓号喧天地列队走过天安门城楼。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镜头，如果不是电视里画外音的介绍，他们看起来只是一群普通中学生。

他们并不普通，这群孩子来自北京市工读学校（现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一所当年为了挽救有犯罪倾向和不良行为的问题少年而成立的特殊学校。他们把这个活动叫做向荣誉进军。

上世纪80年代末，工读教育从一个词变成了一段影像。1985年，根据柯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热播。工读教育那堵神秘的高墙被拆开了，原来工读学校并非缠着铁丝网的高墙、公安干警把守的铁门，这是一所学校，而非监狱，这里只有孩子，没有罪犯。

一个甲子过去，如今，工读学校隐姓埋名，躲到了教育的身后，除了偶然能够在媒体上看到对它的哀叹和嘘声，除此以外基本上看不见它的踪迹了。人们不再谈论它，在快速前进的教育改革中，也许，是人们把它忘了。

唯一没变的，是挽救和教育每个孩子的初心

毛头小子刘述常站在解放牌卡车的后斗里，斗志昂扬，他觉得自己像《青年近卫军》里的奥列格一样，正要启程去奔赴一场战斗。

卡车上与他同行的51名学生和老师，他们是一群拓荒者，他们来到距离北京市区30公里温泉镇，开办一所新的学校，准确地说，是开始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工读教育。

1955年7月1日，这个日期一直刻在刘述常的脑子里。这一天，北京市工读学校成立。

在当时，除了搞教育的人，听过“工读学校”这个词的，大多是从苏联小说里。苏联建国初期，混乱而无序的城市乡村边缘，流浪着一群违法的孩子，他们被一位叫做马卡连柯的教育家收留，一边劳动工作、一边读书学习，被称为高尔基工学团。

作为当时北京市工读学校的第一批老师，杜飞第一天报到就感觉自己进了龙潭虎穴。他一到教室，孩子们呼啦就围上来了，有的是掰着胳膊，有的是揪着腿，样子很亲热。杜飞立刻发现来者不善，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他的手脚动弹不得。“这可不是热烈的欢迎仪式，而是要给我个下马威。”

那时候，打架的事情最让他们头疼，老师们看得紧，学生们就偷偷打。“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放开让他们打。”刘述常向时任校长赵敬堂建议搞一个拳击比赛，来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

拳击赛的消息一宣布，学生们沸腾了。缠着白布条做腰带，登记挂牌，由体育老师做裁判的拳击赛，安排在每天的课外活动课。这样一来二去，堂堂正正的较量反而代替了私底下的争勇斗狠。

1979年冬天，北京市工读学校（此时，北京市工读学校已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工读学校）遭遇了第一个寒冬。那时候，学校刚刚经历“文革”停办，复办的学校招生困难、教育效果也不太理想。“学生反抗意识很强，冬天你生炉子，他就往里面撒尿。”

尽管看起来磕磕碰碰，时有矛盾，但是工读学校却有一种深沉的情感联系。

在这里，学校的司机师傅平时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跟着班主任老师满北京城寻找逃课的学生。王师傅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翻倒那些往事，“‘文革’的时候，有人要揪斗老师，呼啦出来几十个学生护着老师”。

前段时间，这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工读学校刚迎来自己60岁的生日，不经意之间提醒人们，这种教育形态也走过了60年。

60耳顺，工读学校回过头去，看到一路走来的变与不变。

校名变了，1996年，海淀工读学校也更名为海淀寄读学校，校长肖建国说：“这是为了保护学生，来这里的学生全部以寄读的身份，学籍保留在原学校，学生毕业后不会留下一点工读的痕迹。”

1994年5月，原国家教委决定，工读学校可以挂两块牌子，对内是工读学校，对外是普通中学的校名。

教育内容也变了，以前，工读教育招收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品行偏常和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如今，除了教育、矫治具有严重不良行为和品德偏常的未成年学生，它还要对这部分未成年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甚至连工读中“工”也变淡了。

唯一没变的，是挽救和教育每个孩子的初心。

整个60年，工读教育的使命，就是为了守住这团火

那团篝火，一直烧着，烧着，在刘述常的记忆里，似乎整整烧了一宿。他最初对工读学生的芥蒂和防备，正是被这一把火烧得精光。

第二任校长王胜川刚刚到任，就组织了一场篝火晚会，学生们从显龙山上抱来柴火，在操场上堆成火堆，他们围着跳舞、唱歌、摔跤，在噼里啪啦的火苗中，好老师、坏孩子的界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坚冰一并融化了。刘述常第一次看到学生脸上那种毫无杂质的笑容。

王胜川指着火堆说：“每个孩子心中都有这样一团自尊之火，老师要点燃它，让这团火烧掉自身的肮脏。”

60年后，刘述常仍能够清晰完整地对着电视镜头将这段话复述出来，并非他的记忆超群，而是因为整个60年，工读教育的使命，就是为了守住这团火。

和刘述常这样的老前辈相比，张琪从教的年头不算太长，不过2004年从普通学校调到这里的她，也在这所四合院工作了11年，在工读学校待久了，她反倒觉得离教育的本质更近了一步。在这里，她感觉触摸到了教育本质里的柔软部分。

2004年以前，在铝合金和单向玻璃装饰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还没建造起来之前，像张琪这样的工读老师也大多没有什么心理学的专业背景，也不会为自己的教育方法找到专业的心理学解释。张琪相信一个办法，就是“将心比心”，用一颗心去焐热另一颗心。

初三女生李雨晴，第一次当着老师的面哭，是在海淀寄读学校的宿舍里，那天下午，她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恨都告诉了张琪。

在这之前，李雨晴留给其他人的印象，都是一个爱美、好动、热情洋溢的女孩子。“那是她的防御外壳，她是个内心敏感、脆弱、受过伤的孩子。”接触久了，张琪发现每次别人谈起爸爸妈妈时，李雨晴的眼神总是有一丝落寞。为了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张琪开始了一次次的谈心、一次次的家访，逐渐走进她的内心，整个过程就像“一点点攻破城堡的厚墙，救出公主”。

“80%的工读孩子来自问题家庭。这些孩子们没有得到正常的家庭教育。除此之外，升学的重压下，家长、老师一味地苛求，给部分孩子的自尊心和人格造成了伤害。渐渐地，他们成了异类，被误解和归类。”肖建国说。

原北京市工读学校教师谭鑫觉得，要将被雨水淋湿的柴火重新点燃是不可能的。直到1959年10月1日的早晨，他看到那面写着“北京市工读学校”的校旗，在东单广场立了起来，终于相信这不再是梦。

“工读学校学生参加游行阅兵，这不是捣乱吗！”几个月前，当他提出向教委提出希望工读的学生也能参加国庆游行时，对方倒吸一口凉气。在公安局那里，他也得到了相同的答案。

就连学生们也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只有老师们坚信这事能成，在那个满是尘土的操场，快三锤队、行进鼓队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然后找来校外专家一遍遍指导，最后找来领导看他们彩排。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等待奇迹的发生，奇迹最后也没有辜负这帮孩子。

今年，工读教育60周年年会在海淀寄读学校举行，谭鑫故地重游，感叹学校变了，原本残破的四合院翻修一新，新开了校史馆和专业教室，只有那一汪温泉，还在一直流淌着。

“在我们这里，教育是24小时不打烊的”

女生寝室的墙被一整面厚厚的玻璃替代，这让正准备从一所普通学校转过来的李霁十分好奇，她用手指敲了一下，玻璃对面罩着的窗帘拉开了，一个女老师笑着朝她招手，示意她过去。

寝室的隔壁是教师的值班室，同样摆着架子床，每天晚上，都有值班老师会在这里陪寝。将墙上的窗帘全部拉开，这里就像一间玻璃房，透过两面玻璃墙，能看到两个房间里学生的一举一动。。

为什么将寝室设计成这样？肖建国解释说：“这是为了补全一个完整的教育闭环，在我们这里，教育是24小时不打烊的。”

有普通学校的老师过来参观，问为什么男女要分班，张琪的解释也是“补全这张24小时的教育时刻表”。她说：“如果男女混班，白天带他们的老师和晚上陪寝的老师或许就不是一个人，那个孩子白天的问题，晚上的老师就不清楚，就存在着断层和时间差。”普通学校教育的阵地主要是讲台，下课铃声一响，一拍两散。但在寄读学校里，24小时的陪伴，从食堂到宿舍，从操场到食堂，几乎每一个与学生交流的瞬间，就是教育的当口。

每个星期，老师夏坤会有一半的时间睡在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值班室里。

在这个小小的隔间里，夜晚来临，同学都睡着，学生许雷就会偷偷溜到夏坤的值班室里跟他学推拿，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一次偶然的机会，夏坤发现许雷对推拿特别感兴趣，运动医学专业毕业的他早年学过推拿，借着这个机会他倾囊相授。

夏坤的指压和揉推，给总以“硬汉”形象示人、不服管的许雷做了一次“心理按摩”。卸掉戒心的他，将自己的家庭、挣扎和梦想，一点一点地告诉了夏坤。

时间再往前捯一些，他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那时这里还叫“海淀工读学校”，没有玻璃墙的宿舍，学生住在一间大教室改成的宿舍里，床铺一个挨着一个，门口横着一张床，值班老师就睡那里，“害怕学生半夜起来跑了”。这样的环境，夏坤也睡过几年，学生晚上起来上个厕所，都得从他床边过，一来二去，他的神经衰弱、失眠症的病根就这么落了下来。

现在说起来也挺可笑，当时他最害怕的，是学生们晚上趁他熟睡，将他揍一顿。

周一早上8:05，老师陈饶和撸起袖口，瞅了一眼手表，这是一周里他最紧张的时刻。

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升旗仪式就要开始，自己面前的学生队伍里，还有5个没有来学校。“是不是堵车了？不会又逃了吧？”陈饶和一边翻开手机通讯录，准备给那几个没来的学生父母打个电话，一边用余光扫了一眼隔壁班的队伍：“瞧，不也有仨还没来吗？”

国旗前，每个班主任面前，延伸出了宽两人、长不等的队伍。队伍的长短，似乎成了他们教育能力的一个量化，“这是个脸面问题”。

在这里，老师要跟一种“5 2=0”的惯性作斗争。2天的社会、家庭影响，最终可能抵消5天学校的教育效果。寄读的生活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生活，日常生活、学习、饮食、洗漱、活动、就寝都有规定，但诸多的锁链，周末一回到家全解开了。“养殖池里的鱼苗，把它放回了汪洋，再想让它回来，就难了。”

守住一所学校就是守住了一座阵地，守住了孩子和家长最后的一根稻草。可是这根稻草，从来就不是掌握在工读学校自己手中的

躲过了十年浩劫，工读依然难逃停办的命运。

“说不让办就不让办了。”改革开放后，北京朝阳工读学校遭遇过一次停办危机。当时的校长刘瑞峰去教委讨要说法，教委的领导什么也没说，拉着他去看少年管教所。刘瑞峰说：“你甭拉我去，少管所我看多了，它跟我们的工读学校不是一个性质，你想把我们的学生都送到那儿去，这是绝对错误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工读学校变成了一片谁也不愿提及的“禁区”，它逐渐消失在了领导们的发言报告中，消失在了领导视察的路线里，也消失在了惯常的评价体系中。尽管学校名录里有他的身影，但它却成了尴尬的透明者，成了“房间里的大象”。

肖建国记得，大众对工读教育的误解是从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开始的。大家对工读的理解，简化成了一段经久难灭的影像记忆：那些怒不可遏的脸、出血的嘴角和握紧的拳头。

电视热播的时候，主管教学的徐校长正在当班主任，他给家长写信的时候，一位家长向他反映：“能不能不用你们工读学校那个信封？这样的信封寄到家里以后，我们感觉在亲友、在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来。”

经过30年的发酵和固化，混乱失序的环境、败柳残枝的学生，透着一股劣质味的教育，似乎已经成了大家对工读学校和工读学生颠破不灭的印象。

有时候张琪觉得，跟刻板印象斗争，就是跟一块铁板死磕。

在被一位知名导演看中，成了一为小有名气的特型演员之后，李蕾和她的母亲决定跟海淀工读学校一刀两段。李蕾的母亲惦记着学校官网上挂出的一张李蕾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言的照片，她找到学校，希望能删掉这张照片，她希望抹掉李蕾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所有印记。

上世纪90年代末，工读学校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更名运动，一大批工读学校改头换面，即便是在自己学校的简介里，他们也是羞羞答答，不愿把自己的身份挑明。比如在一份工读学校的宣传彩页上，会看到这样的话：“这是一所融文化教育、法制教育、心理调适为一体的新型寄宿制学校。”

尽管如此，在许多家长看来，这里仍是问题青少年的“集中营”，送进这里学生会“交叉感染”，只会越来越差。

一项名为“世纪之交的工读教育”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的研究数据表明，60万人口左右的城市或城市社区，需要特殊保护和预防犯罪的未成年人约1000名左右，需要一所能够吸纳300—400人的工读学校。

尽管没有数据证明中国的“问题少年”的数量下降，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工读生的数量正在逐年减少。可以为此做注脚是一些教学行政部门的领导们谈及工读而色变的表情。当他们宣布此地没有工读学校时，就像根除了择校一样，根除了一项纠缠在教育之上多年的顽疾。

工读学校没有自然的学生来源，来此的学生都是“半路出家”。而在刘瑞峰做老师的时代，工读学校的学生都是由公安派出所、居委会及家长强制送进来的。

如今，强制入学逐渐让位于依赖普通学校的“软强制力”。贵州省凯里市第四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向正元在接受采访时说：“对问题学生，普通学校会和家长商量，要么去工读学校读书，原学校保留档案和发放毕业证，要么就劝其退学。但是，很多家长会采取转学等措施，避免孩子进入工读学校。”

普通学校“择优录取”，工读学校“择劣录取”。可是，优劣之间的那条界限，却是模糊不清的，这其中有很多秘而不宣的算计。

在一张饭桌上，上海一所工读学校的老师徐芝茹遇到了另一所工读学校里负责招生老师，她提出自己多年来的一个疑惑：“学生不良行为多出现在八年级，为什么到九年级才被送到工读学校？”

这位老师回答说：“普通中学八年级的学生上课纪律最乱，学生的问题最多，对学校的声誉影响不大，普通中学现在生源也很紧张，把学生早早地就送来，他们拿什么吃饭？学生上九年级时，学校担心这些差生在中考时影响学校的平均成绩和声誉，普通中学才不得不把这些包袱甩掉。”

工读学校的迁徙和出走，在顺应北京迅疾的城市化的同时，背后也响起了那些重污染企业撤离北京时人们同样的叹息和嘘声

有的时候，陈煊会出现幻听，耳朵里反复出现一段熟悉的声音，先是车轮摩擦铁轨的咯噔声，这种有节奏的声音由远及近，然后是火车冲过站台的呼啸声。

他就读的工读学校坐落在上海南郊的一个工业区内，从五楼的教室的窗户望去，不远处是被铁轨切割出的大片农田。上课时，轰鸣而过的列车时常将老师的声音压成蚊讷。

他描述自己的学校是“一所架在空中的学校”，顺着楼梯从5楼走到3楼，被一扇大铁门紧闭的大铁门挡住，他需要穿行到楼体外的旋梯才能下楼，因为楼下两层被区里财政部门占用，学校实际使用的只有3层。

工读学校作为普通教育序列的一个环节，不仅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于巨大的“失语”空白期，而且在地理空间上，也被推向边缘。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工读教育（2007）”普查数据，大多数工读学校位置处于城市郊区，平均距离市区14.2公里。在北京市，除了一所工读学校在三环以内的城区，其他的几乎都在五环周边，有的甚至接近六环。

在一份北京地图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晨用白星标出了工读教育的位置，用红星标出它们原来的校址，呈散射状。“随着城市发展以及工读学校的持续‘被污名化’，使得这些学校出现招生难和办学难困境。再加上，北京城市中心地皮价格连番走高，迁址成了这些学校无奈的选择。”陈晨说。

工读学校的迁徙和出走，在顺应北京迅疾的城市化的同时，背后也响起了那些重污染企业撤离北京时人们同样的叹息和嘘声。

陈晨说：“搬迁后，代表学校软实力的优质资源逐步流失，一些教学和管理经验丰富的老师，由于学校太过偏远，纷纷选择离职。”

在经济欠发达区域，一些工读学校不得不依靠学校自身创收，比如房屋出租、基地活动收费、培训、办职业高中等途径获取资金以补充义务教育阶段开支。

“3∶3∶3”，学界常用这个比例来形容工读教育的发展状况，即走出困境、步入良性循环、取得办学效益的占三分之一；初步摆脱困境、解决生存危机，正在稳定发展的占三分之一；尚未走出困境，办学形势仍不乐观，生源原来越少的，占三分之一。

工读学校已经由巅峰时期的157所减少到不到70所，分布于全国22个省市，有的省份至今还未有一所工读学校，包括像山东、河北这样的人口大省以及西北边远贫困地区。

红砖黑瓦的平房校园还在，校园中部的大水塔还在，圆形的大门还是老样子，65岁的余华贤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母校——合肥工读学校，只为能看上母校最后一眼。

前段时间，他还和一些老同学刚刚在这里办过50周年的校庆，一帮老朋友说说笑笑，将上学时的回忆拿出来一遍一遍地咀嚼。几天后，他得知，这里很快就要被拆除。

余华贤望着一段正在修建的道路发呆，他目光所及之处，大房郢路将从学校的废墟中穿过，合肥最后一所工读学校也就这么消失了。

（刘述常、杜飞、张琪、谭鑫、李霁、李雨晴、陈饶和李蕾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