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边缘走回“原心”

张亚丽 绘

■访谈嘉宾：

卫宝弟 上海市浦东新区工读学校校长

沈广东 南京市建宁中学（原南京工读学校）校长

朱 焱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校长

（南京市建宁中学原校长）

王春生 太原市明德学校（原太原市工读学校）校长

刘 燕 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副秘书长

■本报记者 刘博智 柯进

今年，工读教育走过60年，对个人来说，六十花甲，已是濒临暮年，但对一种教育形态来说，这仅仅只是起步。

但大家看到的却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的工读学校都摘下了“工读学校”的牌子，淡化工读痕迹，拆除了高墙铁丝网。

“工读学校”在改名后仍然面临种种尴尬——招不到学生，得不到认可，找不到经费。工读教育出了什么问题？类似的工读学校还能继续办下去吗？针对有严重不良行为学生的“专门教育”的未来发展之路在哪里？在追求个性教育的今天，工读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在浪潮般滚滚涌来的教育改革中，工读教育如何守住初心，返本开新？中国教育报记者约请了几位工读学校校长和专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工读学校面临哪些困难

记者：在您看来，工读学校目前面临的最大难处是什么？

卫宝弟：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法律问题。举个例子，一所工读学校准备走工读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在申请举办职业教育班的报告中，提出的法律依据是1985年的中央文件时，遭到相关领导笑问：“30年前的文件？”这绝不是笑话，而是工读教育面临的困境。国家在1981年和1985年分别颁发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试行方案的通知》和《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几点意见》文件之后，再也没有相关的文件下发。

刘燕：工读学校的招生和管理都没有法律的保障。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先后发生多起家长起诉工读学校的案例，由于我国法律中没有关于工读学校更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工读学校最终败诉。工读学校一方面要招收、教育那些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另一方面又没有法律武器作为完成预防青少年犯罪任务的保证。而且，工读学校一直被纳入普通教育范畴，间接导致了经费和投入的不足。专门学校承担着特别的教育任务，却没有相关设施、教师津贴、经费保障的说明。

沈广东：我觉得工作最难做的地方不在学校内，而在学校外。家长如何主动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提高家教水平，逐步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一体化，为孩子未来发展共同搭建健康成长的平台，是我常常思考的事情。特殊家庭的家庭教育的不到位，是最让我感到挠头的事。

记者：除了这些外部障碍，工读学校的内部管理还存在着什么问题？

王春生：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对工读学校而言，学生们的教育转化质量就是学校的生命线，但这仅仅属于“当前质量”，很难体现“长远质量”，长远质量是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好“当前质量”与“长远质量”的矛盾是目前最感到挠头的事情。

朱焱：我做工读学校校长时，我比较挠头的是如何化解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如何来提升教师工作的幸福指数。工读学校教师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并不仅仅是在校的工作时间，许多工作都在课外或周末时间来做，但工资待遇并不与之相配，积极性难以调动，原有的特教补贴远远不能与此工作相配。另外，工读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严重受限，大部分教师专业发展机会不多。

刘燕：说得没错，目前全国82所工读学校，分布在全国23个省。很多省、市、区只有一所工读学校，教师的业务进修都很难完成。国家没有对工读学校教师的培训计划与课程。目前，全国工读学校教师培训主要靠校本培训和中国教育学会工读教育分会每年一次的集中培训。师范类高等学校没有开设关于工读教育的课程或专业。

被误贴的负面标签

记者：如今，工读学校被误读和边缘化，有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王春生：一部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走进了千家万户，让全社会了解了工读学校，也了解了工读教育，然而它的负效应也油然而生，很多人因此对工读教育产生了偏见。其实，工读学校从诞生起，就有了它的独特性，有的城市有一所或几所工读学校，有的城市根本就没有工读学校，工读学校始终难以形成办学规模，这是工读学校发展受阻的原因之一。纵观中国工读教育的发展史，全国工读教育始终面临着保生存、保运作的严峻考验。“工读”称谓的标签负效应成为工读教育的“瓶颈”。工读学校始终处于规模小、经费紧缺、生源不畅、法规不健全、师资质量不高、缺乏理论研究的状态，导致缺乏对社会的吸引力，造成多数工读学校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朱焱：从高尔基工学团到北京海淀工读学校，工读教育的初衷是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行教育转化。但目前工读教育的课程设置问题较大，没有一套相对适切的课程，各个学校单打独斗，建设课程难度极大，教师本身水平也很有限。就现状而言，工读在萎缩甚至在变异为职业教育。同时，工读学校为了表明其存在的意义，在校学生数量成为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准的重要指标。所以，学校不得不“主动”寻找生源。然而，工读教育并非职业或普通教育，生源有其特殊性，不应该花过多精力在招生上。工读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教育转化的效果上，如何设置、实施课程才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学生来源应该建立一套科学体系，不要成为工读学校的负担。

卫宝弟：上世纪90年代后期，各地工读学校因为时代发展的需要，纷纷淡化工读痕迹，改变办学模式，拆除高墙铁丝网，招收托管学生和职高学生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改变，工读学校的本质定位一直没有改变，一直是教育转化“问题学生”、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专门学校。相对于普通教育，工读教育仅仅是一个特殊的小团体，全国目前仅有60多所同类学校，教师、学生数也少得可怜。同时，相关研究工读教育的学者寥寥无几。工读教育开办60年来，始终没有系统的教育理论的支撑，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系统理论上的缺失，也使从事工读教育的教师缺乏理论的支撑，大家摸着石头过河，缺少方向引领。

记者：那么，当前社会对工读教育抱持什么样的看法？

刘燕：现在对工读学校持认识，基本上分三种：工读学校的存在说明社会有阴暗面，而当今的社会应该不存在阴暗面，社会不需要这种教育；把有问题的孩子集中在一起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他们应该在普通学校里被全部“消化”；工读学校应该严管，让这些孩子因为害怕则不敢再有不良行为的出现。这三种观念会带来两种结果：一种是不办工读学校，一种是把工读学校办成另一种少管所。

沈广东：坦率地讲，我不认为工读学校被误读和边缘化了。至少从我所在的南京工读学校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看是这样的。教育行政部门无论是教师队伍建设，还是经费投入等都在给予了大力支持，这样的关心和支持只在增加，没有削弱。从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生源数量来看，近年来，虽然学生总人数有所减少，但南京工读学校的学生仍然保持适当数量，没有出现原学校不想放、家长不愿送、学生不肯来，导致生源严重下滑的现象。

适度的惩戒依然有效

记者：在推崇个性自由的今天，工读教育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作为一种探索多年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形态，工读教育有哪些理念和经验是至今依然不过时的？

王春生：工读教育60年，其形态和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工读教育的理念从由经验型向理论型迈进。但是它有些理念和经验今天仍然在指导着工读学校教师的教学实践，比如注重品德行为的教育转化及行为偏差的帮矫工作，在教育方法上注重严慈相济，以心育心，在具体生活情境中教育转化学生。

朱焱：工读教育的许多理念并非是为工读学校量身定做的，而都是基于教育本质和规律的，比如“做中学”、“教学做合一”、“行走教育”。当然，工读教育也有一些独有的教育手段，比如适度的、遵守法规制度前提下的“惩戒教育”依然有效。

刘燕：工读学校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教育形式，它不因人们的臆测而决定其是否存在，它是因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工读教育经过60年的探索，在去标签、提高培养层次、向社会延伸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并且实践证明都是非常好的经验。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的理念。工读教育不是用来惩戒问题学生的教育，工读教育同样是培养人的教育。

记者：工读教育是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青少年进行的一种教育。随着时代的变化，工读教育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如今，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王春生：工读教育这么多年，其功能和内涵逐渐发生着变化。首先，教学模式由过去单一的法制教育、思想教育向多功能、深层次发展，管理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其次，办学形式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由单一帮矫教学模式向劳动技术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教育上发展。

刘燕：工读学校应该是一种特殊教育。工读学校为一些未成年人提供学校保护甚至部分家庭保护的成分，这是一种陪伴式教育，以维护他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权益，提供个性化教育来修复他们在成长中心理受损的部分，调整他们的外在行为，建立或完善他们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和积极的自我评价体系，提高他们学习和生存能力，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专门学校是义务教育的一部分，缺少这类学校，那些行为问题孩子完成义务教育就会有很大的困难。也许这样的学生不多，但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世界，这也是教育公平性的体现。

朱焱：但实际上，工读教育办学定位不够清晰，学生未来发展道路依然是个大问题。有迹象显示，工读学校从半工半读逐渐会演变为半普半职的形式。大多数学校实际上就是普通教育的学制和教材，针对性较差，收效不甚明显，也有些工读学校在承担着较为专业的职教任务。

工读教育怎样良性发展

记者：未来工读教育的发展方向在哪？怎样才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卫宝弟：从理念层面，我认为未来工读教育的发展方向应有三点：一是明确专门学校成为“专门医院”的战略目标，家庭、专门学校、社区之间的联动预防和调适机制不断完善；二是形成专门学校教师特有的教育教学、转化策略、管理风格，岗位育人、学科育人的经验；三是形成具有时代特征、专门学校特色的评价标准、转化要求、教育方式，将“培养适应教育的学生”转变为“做适应学生的教育”。

朱焱：我觉得首先应该彻底厘清工读学校的定位，去除“工读”的标签要彻彻底底，不要半遮半掩，从根本上剔除家长和学生内心的阴影。对进入工读学校的学生也需要明确的标准和底线。厘清后的“新工读”必须立足基础和现状，尽全力编纂、规划课程，调整学制，构建多元的教育和发展目标，根据实际情况甚至可以调整学段年限。“新工读”需要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先、评优、评职称、评荣誉都要另辟指标，以保证教师利益。

记者：为了实现这种良性发展，还需要哪些政策、制度扶持、配套？

刘燕：最关键的是在法律方面缺乏明晰的界定，哪些未成年人应该进入工读学校、如何进入工读学校、在工读学校完成教育到什么程度可以离开等问题，目前都没有明确。这也为工读学校的学生入学等诸多问题的有效解决造成了障碍。针对工读学校教师工作长时间的付出和面临的风险，国家没有针对工读学校教师待遇的法律文件，目前主要靠地方政策来协调，使部分地区工读学校教师的待遇长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而且，工读教育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教育形式，不仅需要整理其大量的教育经验，还需要强大的科研力量。与此同时，目前还没有对工读学校的督导评价标准。目前，仍有一些地区的工读学校办学条件很差，还有一些社会力量也在办类似的工读学校，但是因国家没有办学标准，这些工读学校依然“野蛮生长”。

卫宝弟：另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将工读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几点意见的通知》中提出，工读学校的思想、文化教育，一定要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要把工读学校的职业技术教育纳入地方职业技术教育事业发展的统一规划。21世纪以来，全国大部分的工读学校都创办了职业教育部或班，旨在帮助这些孩子，使其未来回归正常社会时，具备生存技能和能力。

王春生：未来的工读教育应该在注重内涵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树立学校新形象，通过各大新闻媒体、校园网站、校刊、成果推广等途径，提升学校在社会的美誉度，力争学校被社会认可。在寻求政府支持方面，积极创设良好的软硬件设施，寻求政策上的支持，如进一步增加师生比例（有别于普通义务教育学校的师生比例），增加教师职称职数、高中升学保送重点中学的指标，从学生中发展团员、党员等。

记者：在新型城镇化这种大背景、大趋势之下，工读教育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提供更多元的服务？

王春生：工读教育的办学功能应当不断拓展，可以扩展到短期培训、校外教育、上门帮助跟踪教育前延后伸一体化教育，以及流浪儿童收养教育、外来务工子女教育、普通学生综合实践教育和国防教育上。

卫宝弟：工读学校决不能把注意力仅仅停留在对在校工读生的教育、挽救、转化上，而应着眼于青少年学生的预控问题，着眼于这些问题学生的一生发展上。我所在的浦东新区工读学校，在20年前就开始尝试创建区域保护中心的构想：一是已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工读学生的教育矫治；二是向前延伸，对离异家庭、父母没有时间管教家庭、家长无力或无法管教家庭的问题学生，即托管学校学生的教育转化；三是横向拓展，将问题学生与职业教育结合，解决他们的未来出路；四是预控在校外，对普通中小学的问题学生进行协助性帮教，减少普通学校中问题学生的数量，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让他们尽可能不要走进工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