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唐诗有几万里？

多年前有一则报道，讲述的是一只阿联酋绵羊，自幼被主人用活鸡喂养，长大以后它就不再吃草，每当看到弱小动物就会像狼一样扑上去。在《千年挥麈》一书中，我曾用这个故事说明“狼性”与“羊性”之间本没有“硬的界线”，不过是偶然选择“吃什么”和“不吃什么”。这个道理同样也适于解释人的精神机能和文化生命的发育成长。一个人的精神机能和文化生命，不全是天生的也不是后天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精神食粮”，即一个人在精神生命发育成长时接触、获得、咀嚼、吞咽、消化、吸收了什么样的精神食粮息息相关。也可以说，在人性启蒙与“基础”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读什么书或不读什么书，多读什么书或少读什么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日后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以什么样的伦理方式做事、以什么样的情感方式面对各种问题。一言以蔽之，即读什么书可能决定了他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一语境下讨论“青少年诗歌教育”，也许我们才能发现其在当下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为什么不是一般的“读书”，而要特地把“读诗”单独列出？除了诗歌自身朗朗上口、容易为孩子们所接受和掌握的特点外，更为重要的是读诗是关乎中国文化传承、关乎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如何养成特有的文化生命并使之澄明于当今世界的大问题。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中国文化”，然后才是具体的“传承什么”“重建什么”或“让什么走出去”。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而西方文化是“理性文化”。西方民族对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在科学方面，而中华民族最独特的创造则是诗学，这代表了两种不同文化生命的发育和生产方式。西方哲人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意思是人与自然的区别不在于其他方面，而在于人比自然万物多了一种理性的机能。因而，在西方学者看来，阅读的哲学书越多，人的精神机能也就越发达。在中国则有很大不同，如庄子《德充符》所说“人而无情，何以之为人”，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是因为人比自然界的物质或生物多了一颗有情之心。所以古人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古代圣贤特别强调“诗教”和“乐教”，而不是像西方哲人那样强调“沉思”与“思想”的根源。

“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国诗学里”。按照当代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包括哲学、政治、实用知识、伦理与审美五个方面，分别对应于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典诗词只是一种零散、破碎、非系统的知识，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诗性文化其实拥有五种知识谱系。

在哲学上，中国古代和“子曰”一直平分秋色的是“诗云”，如同西方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不同哲学，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诗学，如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位置，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相一致。在政治上，“诗歌之道与政通”，从周代的“观民风”开始，诗歌就是古代君主了解社会现实的渠道之一。以白居易的“补时政”为代表，古典诗歌一直是士大夫为生民请命的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在实用知识谱系上，与立足于自然界的西方科学不同，诗性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实用理性”，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论语》中提及的“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同时，西方诗学侧重于强调审美功能，而中国古代诗歌本身就是处理现实问题的利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赋诗以观其志”，晋公子重耳和秦穆公就是在“一唱一和”之间达成了政治交易。在伦理知识谱系上，与柏拉图以诗歌伤风败俗为由提出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的观念不同，《毛诗序》对诗的评价则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审美观念上，自陆机提出“诗缘情”之后，特别是经历了魏晋时代的“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功能才有所收敛，其固有的审美功能重新得到提升。如《诗品序》所谓“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由此可知，通过诗歌的学习和运用，古代中华民族不仅和西方人一样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而且还可以说是以一种更高级、更优雅、更文明的方式实现三者的统一。

“欲高门第须行善，要好儿孙必读书。”这本是《训蒙增广改本》中所提出的一个朴素道理，但实际上比读书更为重要的是读什么书的问题。从古至今，各种著述汗牛充栋，它们代表着不同作者的不同思考和不同观念，因而“读谁的书”和一个人“相信谁说的话”“立志做什么样的人”以及“准备干什么样的事情”等问题都密切相关。

如同在古代不同的思想文化环境会影响一个人选择“入世”还是“出世”，在文明冲突日益加剧的当今世界，不同的“早年阅读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同个体在以后的成长中对其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和“认同”。今天看来，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理性文化的霸权化，造成了当代中国人对诗性文化茫然无知甚至麻木不仁。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过去每年给学生开《中国诗学》时，第一节课我都会提出同一个问题，就是问有没有同学通读过《唐诗三百首》。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么多年来我很少碰到一个学生敢于站起来。至于其中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再美的音乐对于不懂得音乐美的耳朵也毫无意义”，由于在审美观念、审美心理、审美上的普遍“西化”，他们已很难在唐诗宋词中找到令人激动、愉快的东西。这不仅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同时也是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巨大威胁。

与西方民族的“感性”和“理性”相比，中华民族的生命机能可以称为“诗化的感性”和“诗化的理性”。在前者中，“情”与“理”不相容，“情”很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理”也经常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在于，一方面 “诗化的理性”可以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另一方面“诗化的感性”又可以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

正如古人说“诗者，天地之心”。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读诗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它不仅关乎华夏民族文化生命的发育养成，也关系到中国文明在未来世界中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大力推进少年儿童开展古典诗词的阅读与传习，承担着远比一般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也会产生更深刻的作用。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