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监护“确责”助力留守儿童成长

从传统的“乡土中国”到当下的“流动中国”，留守儿童已承载了太多的不幸。去年6月，毕节四兄妹惨烈的自杀，就昭示着留守儿童问题已到了某种临界点，拖不起，等不得，必须以最大的诚意和最积极的行动破解。

此次《意见》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一样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并明确了各级政府责任和明晰路线图，就是相关的政策呼应。而在那些规定里，最能在细节处体现政策用意的，就是“不得让不满16岁儿童无监护独居”。

虽说制造留守现象的主因通常是贫困，而打工脱贫是很多父母不得已的选择，可对绝大多数父母而言，实现不让儿童脱离监护，其实也有可供选择的空间。比如，一方留家照料，或是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实在不具备条件的，应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或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

但光让家长尽责还不够，还需要从多方面破解。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流入地政府要降低进城门槛，尽量削减给农民工子女随迁设的“梗”。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放松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近入学所受的户籍、住房等方面限制，建立以稳定工作和居住地为基本条件的就近入学政策，尽力减少依附于户籍上的入学、就医等政策壁垒。

此次意见就明确要求，农民工流入地政府为农民工家庭在落户、住房保障、照料、就学等方面提供更多帮扶支持。当然，这只是原则性规定，具体细则还有待城市管理者在周全考量的基础上尽早出台，将政策的善意落到实处。特别是某些城市，不能以人口管控为由设置壁垒，而要尽力把农民工子女入学壁垒拆除。在这方面，流出地、流入地在教育专项保障资金转移衔接的通道，显然也需要尽早打通。

不让儿童脱离监护，需要监护“确责”：作为父母，要担起首要责任；而地方政府也该用政策壁垒的消除，用对城乡分割社会现状的渐进式改变，去支撑起他们对“进城打工”和“尽监护之责”两端的平衡。也只有家庭、社会和政府等主体都尽责了，才能让孩子们能够在父母身边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完整的家，让他们健康成长，也让国家的未来免受洞伤。

（原载《新京报》，本文为社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