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念杜威

遇见杜威，与一场美丽的邂逅有关。2011年，全国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张文质先生初创“优培”（一个教育写作组织），我作为“一期”学员，忝列其中。文质先生邀请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的王丽琴研究员，以“导师”的身份，对我及其他两名弟子予以辅导。

读杜威的疯癫之举

说来也怪，师徒初识，却未见丝毫拘谨，连客套也少有，相聊甚欢。为增进了解，师父将一篇旧文《从杜威的教师观说起》贴在博客上，不料，却被一家教育出版机构看中，并“怂恿”成书。“那得给我两年时间”——师父颇有预见。

于是，在“任务驱动”下，师父组成了一个12人的“杜威共读小组”团队，其中来自区、县教师进修学院的青年硕、博士6人，来自中小学的教师5人，还有市级教育科学研究院1人。为了把握共读效果，师父特拟定了“共读小组游戏规则”，约定了权利义务、共读办法、奖惩措施等，比如：

每个月要读一本杜威的原著（或一个重要章节），有能力的要同时研读相应内容的英文版，以保证对关键概念的正确理解，减少翻译带来的误读；每个月底要完成一篇2000字以上的读书心得，在规定时间内上传到群共享；每周选择一天参加“杜威箴言接力读”活动，每周至少上一次QQ群参与交流，提出或回答一个有价值的与教育有关的问题。这些“紧箍咒”是我后来向很多读书会推荐的不传之秘。当然，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不及时完成任务，则可能被“降级”为可怜的“观察员”。

那时，欣喜于如此富有挑战的“读书准入制”，就憋足了劲地狠命读书。初时，看杜威老人家的自我宣言，即6000余字的《我的教育信条》（以下简称“《信条》”）一文，本以为短浅，却一直难窥门径，加上事务繁忙，盘桓不前。突然想到佛教经典《心经》，全文虽仅260字，却微言大义，每每诵读，字字珠玑。这《信条》一文，怎么就读不通呢？于是，我将语音版的下载至车载MP3中，每天上下班的路途上坚持听1个小时，遇有不解之处，就靠边停车，写在一本便签上，有时窘迫得连本子也没带，就干脆抄在面巾纸上。回想起来，那时开车“任性”之至，总在“起步”与“停车”之间来回切换，还盼望着每到交通路口都有“红灯”的待遇——如此，便可以多写上两个字。这在寻常人看来，必是疯癫之举，可对自己却不啻于精神享受。等到了学校，手握若干纸片，心念若干疑问，径直上网查找资料，石中英、陆有铨、单中惠等一长串国内名家的名字，奇妙地彼此串接，并如一张网络，不断延伸和更新出新的链接，也不断碰撞中炫彩的火花。

就这样，三周下来，《信条》不但烂熟于胸，内中乾坤也柳暗花明，如此，正如《基督山伯爵》中所说：“当你拼命想完成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别人的对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别人就不再是你的对手了，不管是谁，只要下了这个决心，他就即刻觉得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而视野也随之开阔了。”2011年9月，我写了1万余字的《有关<我的教育信条>的阅读和思考》一文，节选后刊发于《中国教育报》，可算是第一次被褒扬。

在共读中渐入佳境

拿到了《信条》这一“菜单”，下面开始“点菜”了。在重点阅读阶段，究竟以杜威的哪本著作为突破口呢？《儿童与课程》《我们怎样思维》等书都作为备选讨论过，但一种强烈的“经典情节”，让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以下简称“《民》”）上。此书齐名于卢梭的《爱弥儿》和柏拉图的《理想国》，舍我其谁？

书目既定，在读之前，组内约法三章：其一，接力阅读。坚持“杜威箴言接力”，即每天安排一位伙伴“值班”，在读到的杜威文字中摘取最打动自己、最有启发的段落，加上个人的感想和点评，发送到QQ群里，引发讨论和呼应。寒来暑往，两度春秋，接力内容已积累了近40万字。这些过程性的阅读积累，凝结着伙伴们用心读杜威的成果，有效降低了经典阅读的难度，也增加了共读的互动性。

其二，概念阅读。我们时常在阅读中触碰到许多概念，而且多是理解杜威的核心概念。每当这个时候，伙伴们须反复咂摸，力图读懂这些“keywords”。我们的对话常常围绕着一些关键词展开，虽然不敢确定没有对杜威的误解，但至少在我们各自的脑海里，一些原本混淆的概念，彼此之间渐渐变得明晰。关键词逐步清晰之后，我们慢慢发现，杜威的理论不仅仅是提出一个个有独到见解的关键词，更在于搭建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直至构成一张硕大的逻辑网。这张网成了一个自循环的组织后，杜威的整个思想于其中便融会贯通，熠熠生辉。

其三，自我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代入自己的感知经验，解读时多从当下的生态实际入手。通过阅读杜威，我们不断地发现自己，反思自己，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了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困扰。这种“照镜子”般的体悟，也于无形之中锻造与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不久，江苏省特级教师、恩师凌宗伟校长举行读书会，亦首选《民》作为共读对象，且每月一聚，必请我与几位师兄弟畅谈。如果说王丽琴博士那里的杜威研读以“自修课”为主，不论练笔练脑，都靠自发自觉自助；那么凌宗伟校长的就属于TED演讲式的“公开课”，除了脑手协同，还要练嘴练胆，乃至眼神、表情、肢体。

比如，初时参加论坛，会写上详稿，发言即成诵读，虽然中规中矩，波澜不兴，倒也自得其乐；等过两月，能渐渐在脑海中勾勒出杜威的轮廓，便可些微记录思路，座谈时纲举目张，征引案例，偶有灵光乍现处，便是激荡碰撞时；再假以时日，笔记上仅剩余若干关键词，而胸中早有万千丘壑；最后，待读到“深而不流于玄，透而不陷于琐”的地步时，就可丢掉纸笔，侃侃而谈。

2012年秋末的一晚，与上海的郑新华博士就杜威的“经验”一词交换看法时，双方你一言我一语，竟至深夜，“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稍后，我们未删一字的“聊天稿”在“黄浦杯”长三角征文中幸运获奖。遥想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无论东方的孔子，还是西方的苏格拉底，都是以“聊天稿”传世，我们也算与之心有戚戚吧。

正是在两个读书会的交集中，约法三章的我手、脑、口、心四者并用，一步步接近杜威的精神世界，也渐渐迷恋上了杜威的学术思想，从误打误撞到初窥门径，再到渐入佳境而至不能自拔。蔡元培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阅读不外乎两条：“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勤笔”。自2011年始，我以每月一篇三至四千字“章后感”的“匀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硬是把《民》的26章完整写出来，为追求遣词造句与学术理解的准确度，仅搜集的版本就包括英文原版、王承绪版、邹韬奋版、陶志琼版等。随后涉猎杜威的其他著作，如《教育中的德育原理》《学校与社会》《我们怎样思维》等，均留下足量笔记，总量已达16万字。由于篇篇独立，且多伴有当下实景的浮世绘和反躬自省的勇气，近半数已经发表于不同媒体，杂志报纸、普刊核心、特辑年度……凡此种种，我皆以杜氏为言事的第一选择。

杜威成为一种执念

2013年8月，就杜威书稿一事，开始与出版机构接触。从定位、结构、内容，到体例、样章、文风，虽然中间略有波澜，但很快就敲定了。在新书面世前，我将《“偷师”杜威——开启教育智慧的12把钥匙》的16万正文浓缩成封底的一句话：“细细品来，杜威或谈笑风生，或低吟警语，或当头棒喝，或俏皮打趣；一时时空恍惚，仿佛‘大师’已然在侧。”这本由一群“草根”自虐式啃读两年的精神结晶体于2014年初降世，虽生得相貌平平，骨子里却晶莹透亮，炫彩纷呈，并因笃信“只做干货”的信条而“干（甘）味十足”。

2015年快收尾的时候，《杜威教育箴言》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呱呱落地。在“不著一字”的原则下，为了这部书，我从民国时代追溯（1919年4月到1921年8月，杜威在华游历、讲学），将其所著的国内译本悉数搜齐，逐一挑选精干段落编辑成章。可以说，正是在如此全景式的细读中，我在繁体、简体、残体、油墨、手写的交织穿行中，在论文、专著、演讲、书信的叠压梳理中，产生了难以言状的“熟悉—陌生—熟悉”的认知跳跃——比如，在打开民国的杜威演讲篇目时，自以为多少还是懂些的，但越到最后越陌生，不得不生发出苏格拉底的那句感慨“我一无所知”。由虔诚心的带领，我在杜威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发现，板结于教育之上的是政治、历史、经济的超限挤压和霸权，这一现实又归因于地缘文化和血缘文化合流后以“权力”为核心的“深层结构”（孙隆基语）。所以，阅读带领我走过的，是从一开始的美国教育，渐渐还原到中国自身的问题上，一个崭新的、血肉饱满的杜威形象，从纸面的二维空间跃迁至三维世界里真实、立体、人性的嬗变，是我最大的收获所在。

编成两书后，杜威成了我观察教育、体味生活的参照，甚至可以说，成了一种执念。“以阅读推动思考，以写作筑底人生”，渐渐成了我在课堂之外对教育省思的个性定义。“1 1”教育网的“读杜威”系列和搜狐教育的“杜威的教育言说”系列，正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放大着杜威对这种时代的警示和启发，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和尊重教育生而就有的自发规律，她的“存在感”需由更多的能人志士来共同构建，而不是用鄙夷漠视的嘲笑或捶胸顿足的狂躁去埋葬。2015年12月的搜狐教育称我为“年度创新力教师”，其实所谓“创新”，不过我“复制”和“转发”了杜威在一个世纪前的“旧帖”而已，何“新”所有，何“创”所为？

这个多少有点苍白而功利的消费时代，一方面肆意膨胀于由“短线”“浅视”“速成”所构成的幻生幻变的欲望世界，另一方面步伐加快的新陈代谢，让新的机会和领域不断地被发现和建立。时代巨大的不稳定性，冲击着乐于安享其成的人们。杜威，一个教育领域的实干家和预言家，一个哲学领域的骑士和鼓手，用个人睿智的教育哲学，成为了时代的燃灯者和“天国的引路人”（《信条》语）。

最后，以我曾经的一段“杜威宣言”，作为对他执念一生的纪念：

“当下，我们一路汲汲而生，汲汲而营，也汲汲而死。尼尔·波兹曼所说的‘童年的消逝’，与其说童年是消逝于漫天盖地的媒体浪潮中，不如说是被千疮百孔的教育扼住了咽喉。但是，我们终究还是从杜威的哲学思辨中，从‘过程论’‘无目的论’‘经验改造论’的洗礼中走来，并最终发现了它们共同指向的核心：儿童中心主义。杜威就是一个虔诚的‘儿童中心主义者’，他的研究、主张、引导和实践都是在坚持最大化地尊重、发展儿童的基础上完成的。唯秉此，我们才能建立科学的课堂观、教学观、教材观；唯秉此，我们才能打破亲子、师生关系的坚冰；唯秉此，才能期待有朝一日教育改革的真正突破。”（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