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为生第二个孩子犯难？--准备怀孕

　　11月15日后，一个新诞生的问题抛向了2000万“单独家庭”：生第二个孩子吗？

　　这一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问世。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此前表示，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胎”(实为“单独两孩”，因头胎为双胞胎者不允许再生。故后面表述为“单独两孩”。――编者注)新政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由各省负责，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依法组织实施，但各地实施时间不宜间隔过久。

　　多项调查数据显示，超过50%的家庭愿意生育两个孩子。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独生子女已经处于育龄阶段，对他们来说“两孩”无疑是个温暖而陌生的词汇。在钢筋水泥和大人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他们尤其迫切“给孩子找个伴”。

　　但将近半数的人恐生第二个孩子却更值得关注。对于城市里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抚育两个孩子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不低的养育成本、双职工家庭繁忙的工作、不断上涨的房价……这些现实难题，让大多数“单独家庭”要想将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只能是“听上去很美”。

　　“一个都养不起，还要第二个？”

　　发布“单独两孩”政策的第一时间，在陈彬彬加入的“单独二宝”网络社区里，妈妈们的讨论就开始沸腾起来。

　　在北京一家IT公司工作的陈彬彬新婚不久，只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陈家原本还在琢磨着寻求生双胞胎的“秘方”，但当“单独两孩”政策真正落定的那一刻，她却突然犹豫了：“什么都需要双份的，拿什么养？”

　　对包括陈彬彬在内的2000万“单独家庭”来说，两个孩子确实是美好的愿望，但经济压力却让他们难以前行。在网络版的“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中，北、上、广名列前三，生育成本分别为276万元、247万元和216.1万元。

　　在她给记者发来的“待产包”表格中，大到一张婴儿床、小到一片尿不湿，都有“明码标价”：每月4罐德国奶粉740元、1箱尿片145元，再加上奶瓶、婴儿床、衣服等必需品，每月基本花销在2000元以上。“暂时只用家庭收入的15%”。在陈彬彬看来，这已经是最节约的抚养方案了，“养孩子最花钱，3岁以后的教育费用会直线飙升。”

　　“一个都养不起，还要第二个？”陈彬彬说。

　　“带孩子是个体力活”

　　刚过6点，16个月大的儿子的轻轻呢喃唤醒了上海沈嘉一家。

　　虽然符合“一方是独生子女”的条件，但得知开放“单独两孩”的消息后，沈嘉并没有很兴奋。“带孩子是个体力活，不想再要第二个了。”

　　《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数据显示，39.4%的本地上海父母认为育儿是沉重的负担，因育儿辛苦而表示会放弃再生育机会的比例高达51.2%。

　　“有宝宝了，就别想再睡好觉了。”沈嘉说。

　　和大多数年轻的父母一样，给宝宝冲上香甜的奶粉、换上干爽的尿不湿再掖好被蹬掉的被子成了她每天夜里的“必修课”。而在白天，除了8个小时在上班外，沈嘉还有2个多小时奔波于位于徐汇区的公司和位于浦东区的家之间。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7点了，压根儿带不了孩子。”1岁多的儿子已经学会了走路，沈嘉却没时间照顾，只能在每天早上7点就把孩子送到姥姥家里。“喂一口饭得半天工夫，还得时刻盯着怕摔着、碰着，说不累肯定是假的。”

　　和其他很多为育儿感到“累不起”的双职工家庭一样，沈嘉最终决定请个保姆带孩子。

　　“我和老公白天都在上班，根本没有精力带孩子。”面对“单独两孩”政策，沈嘉直言：“被现实打败了。”

　　“换好房子才能养第二个”

　　虽然宝宝在明年2月才出生，但准“奶爸”段天翔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迎接这个新生命了。

　　“一个‘女’加一个‘子’，要凑成个‘好’字，那才是真的‘好’幸福。”第一个孩子还没出生，段天翔就在期待第二个孩子了。

　　随着“单独两孩”政策的启动，段天翔的“好”愿望似乎能实现了。然而，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了这位年轻爸爸面前：由于要照顾母亲，段天翔一家三口目前住在上海浦东区一套2室1厅的房子，随着不久后“小天使”的到来，这套房子显然就有些过度拥挤了。

　　而和许多年轻的父母一样，段天翔和妻子成为了背上数十年房贷重负的“房奴”。“房奴、车奴、孩奴，现在我正处在第一阶段。”段天翔说。

　　2018年换大房子的计划由此被提上了日程。段天翔坦言：“没有房子，什么都谈不成。”

　　数据显示，10月的北、上、广、深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涨幅均超过20%。“不是在还贷款，就是走在还贷款的路上”。在不断攀升的房价前，工薪阶层很难没有顾虑。

　　“昨天在回家的路上还谈到了‘两孩’，老婆下了最后通牒：‘换好房子才能养第二个’。”段天翔有些无奈地说。

　　“给两个孩子置办个住处太难了。如果都有大房子，并且医疗、教育等后顾之忧可以得到解决，我想大多数人还是会考虑生第二个孩子的。”段天翔说。

　　“带孩子是个体力活”

　　刚过6点，16个月大的儿子的轻轻呢喃唤醒了上海沈嘉一家。

　　虽然符合“一方是独生子女”的条件，但得知开放“单独两孩”的消息后，沈嘉并没有很兴奋。“带孩子是个体力活，不想再要第二个了。”

　　《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数据显示，39.4%的本地上海父母认为育儿是沉重的负担，因育儿辛苦而表示会放弃再生育机会的比例高达51.2%。

　　“有宝宝了，就别想再睡好觉了。”沈嘉说。

　　和大多数年轻的父母一样，给宝宝冲上香甜的奶粉、换上干爽的尿不湿再掖好被蹬掉的被子成了她每天夜里的“必修课”。而在白天，除了8个小时在上班外，沈嘉还有2个多小时奔波于位于徐汇区的公司和位于浦东区的家之间。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7点了，压根儿带不了孩子。”1岁多的儿子已经学会了走路，沈嘉却没时间照顾，只能在每天早上7点就把孩子送到姥姥家里。“喂一口饭得半天工夫，还得时刻盯着怕摔着、碰着，说不累肯定是假的。”

　　和其他很多为育儿感到“累不起”的双职工家庭一样，沈嘉最终决定请个保姆带孩子。

　　“我和老公白天都在上班，根本没有精力带孩子。”面对“单独两孩”政策，沈嘉直言：“被现实打败了。”

　　“换好房子才能养第二个”

　　虽然宝宝在明年2月才出生，但准“奶爸”段天翔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迎接这个新生命了。

　　“一个‘女’加一个‘子’，要凑成个‘好’字，那才是真的‘好’幸福。”第一个孩子还没出生，段天翔就在期待第二个孩子了。

　　随着“单独两孩”政策的启动，段天翔的“好”愿望似乎能实现了。然而，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了这位年轻爸爸面前：由于要照顾母亲，段天翔一家三口目前住在上海浦东区一套2室1厅的房子，随着不久后“小天使”的到来，这套房子显然就有些过度拥挤了。

　　而和许多年轻的父母一样，段天翔和妻子成为了背上数十年房贷重负的“房奴”。“房奴、车奴、孩奴，现在我正处在第一阶段。”段天翔说。

　　2018年换大房子的计划由此被提上了日程。段天翔坦言：“没有房子，什么都谈不成。”

　　数据显示，10月的北、上、广、深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涨幅均超过20%。“不是在还贷款，就是走在还贷款的路上”。在不断攀升的房价前，工薪阶层很难没有顾虑。

　　“昨天在回家的路上还谈到了‘两孩’，老婆下了最后通牒：‘换好房子才能养第二个’。”段天翔有些无奈地说。

　　“给两个孩子置办个住处太难了。如果都有大房子，并且医疗、教育等后顾之忧可以得到解决，我想大多数人还是会考虑生第二个孩子的。”段天翔说。

　　二胎看上去美好 谁在为生第二个孩子犯难？

　　2013年12月08日 11:01:20 来源：中国新闻网 分享到： 1让育龄父母敢生才是王道

　　三个年轻的“单独家庭”成了当下中国年轻人生育心态的一个缩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理念与生育观念。

　　据统计显示，197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为5.44，而目前这一数据仅在1.2左右。从“多子多福”到“少生优生”，经济成本和精力成本如影随形地影响着中国父母的抚育观，也见证了计划生育制度40多年的变迁与影响。

　　经济转型尚未结束，城镇化难题尚待破解，公共资源配置的结构化问题愈演愈烈，就业形势还不甚明朗，对社会来说，新到来的小生命无疑会增加许多挑战。专家建议，在优化配置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同时，更多分担家庭的抚育成本，解决人们“想生，但不敢生”的后顾之忧。

　　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此次政策受惠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城市家庭，再加上城市的流动人口进城生育和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第四次人口出生“小高峰”，三重压力下，要提高城市医院的妇产科资源和儿科资源承载能力，应对即将成为常态的人口新增长。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建民：解决年轻家庭的后顾之忧，应通过完善配套体系、捍卫职工权益等多重机制，分担家庭的抚育成本。比如，大型企业自建幼儿园、托儿所等就能极大地降低职工抚育成本。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伴随着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儿童医院、幼儿园、公立小学等与孩子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源如何调配，需要多部门形成合力，未雨绸缪，在生育未开始前就做好相应的规划和准备。

　　编辑获悉，我国目前人口仍处在净增长阶段，年增加约660余万人。“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每年还会再多增150余万人。

　　【我国目前生育政策(调整前)】

　　①一孩：包括绝大多数城镇居民；

　　②一孩半：河北、山西等19个省区的农村夫妇一胎为女孩，可有第二个孩子；

　　③二孩：“双独”可生第二个孩子，海南、云南等5省区农村居民及天津、辽宁等7省市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农民夫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

　　④三孩：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可生育三个孩子。

　　生育政策演变过程

　　1973年

　　“晚婚晚育；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1980年

　　实行紧缩的“一胎化”政策。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4年

　　提出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经过批准，可以生两个孩子。

　　1988年

　　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第二个孩子的，经批准可隔几年后生第二个。

　　2013年

　　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