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领家庭的育儿焦虑正在升级。新爸新妈在两代独生子同堂的家庭结构下,让世代相传的“因爱生忧,因爱生惧”更为强烈。 何为育儿焦虑症? “初为人母,总是有担不完的心:我怕他离开我的视线,被无处不在的伤害掳走;又怕他因此不独立,失去男子气。我怕他感觉不到爱,因此孤僻、冷漠;又怕太多的爱,让他任性,目中无人。总之,怕他不健康,怕他不安全,怕他不快乐,也怕他在家庭中得到了以上所有之后,成为一个和社会不兼容的瓷娃娃,更容易被现实击倒。”这位家长的自白似乎代表了不少当代“独一代”新爸新妈的心声。 事实上,这些焦虑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就成为美国心理学家们普遍的研究课题。育儿方面的临床医学家戴维·安德雷格认为虽然医学的发达让孩子因病死亡的概率大大降低,但美国的年轻父母们,却表现出了和社会进步南辕北辙的焦虑感。他把育儿焦虑的源头归结于新手的无知:“育儿焦虑的高发群体存在于只有一个孩子,或者第一次做父母的人。” 子女数量的减少,让父母们经不起一点健康、安全方面的风险。不断丰富的育儿理论和流派,又在扰乱着既有的常识。选择PC、PES还是PPSU材质的奶瓶;圆孔、十字孔还是一字孔的奶嘴;让孩子仰着睡、趴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成为育儿新手们的焦虑源头。 对于中国家庭而言,三代同堂,其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焦虑或许更加明显。在如上海北京这样消费成本居高不下的一线城市,老年人帮助育儿的家庭占到70%—80%。从好的方面看,两代人共同育儿,有助于孩子的安全健康,但这种模式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 怎样的父母最焦虑? 拥有博士学位,有房有车的于杭(化名)工作很忙碌,到了周末也不停歇,周六早上要带着4岁的孩子上雅马哈音乐课,中午在车上睡一个半小时的午觉,下午继续上美吉姆的运动课和艺术课,或者去上范阳画室的绘画课。周日上午要学一个小时的太极拳,下午全家到郊区租种的农场种地。于杭认为,给孩子安排这么繁忙的行程并不盲目,是根据“自己经济和孩子接受情况的综合判断”。 即便如于杭所说,这些训练课程是有针对性的,但纽约大学教授凯蒂·洛菲在《现代育儿心经》一文中仍然认为,这种高标准的专注、指导与剖析,是家庭生活太过偏向于孩子的表现。 育儿焦虑的源头是亲子之爱。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和市场专业分工的细化,各种针对孩子能力开发的市场产品多样化,给亲子之爱增添了新的内容:培养理想化的完美孩子。 已有研究表明,过度控制的父母多出现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去购买优质教育,能够支付各种课外活动的费用。一个中国社会调查数据显示,热衷付费开发孩子潜能的人群中,60%是本科以上学历,家庭月收入过万,年龄为25岁到35岁之间的都市白领。 社会因素加剧焦虑 另一方面,育儿焦虑症与社会“必需品”的紧缺以及“副产品”的过剩密切相关。 生产,喂养,上幼儿园,上小学……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育儿链条,却由于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出现阻力,面临巨大竞争。与此同时,名目繁多的早教市场,也让新爸新妈从孕期开始就难以抉择。 “70后”、“80后”的父母大多经历了自己父母望子成龙、考试激烈竞争的少年时代,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被应试教育所压迫,极力强调培养的是孩子们基本素质和能力,可这些基本素质又包括绘画、音乐、体育等十八般武艺。而这又是另外一种望子成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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