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更难明白过度保护-幼儿期2-3岁-家庭教育

　　相比学历低的母亲，从事知识劳动的妇女，即那些“白领”母亲更难以明白自己给了孩子过度的保护。她们延迟了孩子获得自我保护经验的时间，使孩子过度幼稚化。但她们自认为这种带孩子的方式是正确的：“我从未用对待婴儿的口吻和孩子说话。”“我没有把他当傻瓜看。”等等。她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词汇问题，但当她们的儿子或女儿长到14岁时，她们依旧用从孩子出生几个月开始就使用的语言对他(她)说：“为妈妈(或者为爸爸)做这件事。”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指谓自己和丈夫的方式将让孩子变得愚蠢和幼稚，而不是改变词语的做法造成这种后果。另外，她们的思想方法可归结为：“如果你想让我高兴的话。”而孩子长到14岁还为了让父母高兴而做事是不正常的，甚至在八九岁之后这样做也会使其变得幼稚。这些母亲对快满15岁的子女还有一句口头禅：“你让我烦死了。”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个年龄的少年都应该能够如此回答妈妈：“让你作为母亲死去是件幸事，因为你的任务完成了；重新做一个女人吧，做我父亲或者说你丈夫的女人，而我自己则可以成为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了。”

　　一本十分出色的书《儿童对付挑剔父母方法大全》［让娜·范登布鲁克(Jeanne Van den Brouck)著，让—皮埃尔·德拉尔日出版社(Jean- Pierre Delarge éd。)］颠覆了这种状况，它的做法是建议儿童用足够的成人思维来真实地看待父母，把他们当成缺乏诚意、性格糟糕的大孩子。这不是要孩子做父母的父母，而是让其通过负起对自己的责任来真正为父母“争光”，不再在幼稚的大人面前甘心做一名听话的乖宝宝，这些大人即使有最好的心肠，也总是患有家庭神经症。这本书的作者用一种入木三分的幽默建议孩子们不要惹恼这些奇怪的动物。为了求得太平，把父母需要的东西给他们，好让他们能继续生活下去：让他们的孩子做他们的玩具，成为他们矛盾欲望的对象。

　　如果我们想让儿童有最多的机会保存其潜力，教育在指导作用方面就应该变得越轻松越好。不要想弄懂一切，而是尊重儿童“一切让我们弄不懂”的反应。当孩子出现妨碍父母的症状时，后者就会来咨询。有那么多人来问我：“我想弄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做。”“然而这与您无关。”他这么做了，这妨碍了您或者不妨碍您……如果妨碍了您，您就对他说：“这妨碍了我。”但不要试图弄明白为什么。如果孩子出现了严重的紊乱，让他感到痛苦，那么您就领他去找一个能帮助其自我理解并超越其痛苦的专业人士。如果他做的事妨碍了您而不是他自己，那么我不会告诉您为什么，因为这与您无关，也不让我感兴趣。

　　我回忆起一个尿床的小孩。他母亲抱怨说：“房子里一股骚味。”“那么他呢，这让他烦恼吗？”“不。”我转过头问她的儿子：“这让妈妈烦恼吗？”“是的。”“生活中有让你感到烦恼的事吗？”于是他对我说：“有，是我的妹妹，我真不想让她出生。”“然而作为你自己，你也许能够在心里把妹妹放下来一点，不因她的存在而感到那么不幸。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试着做点什么。”我们一起做了努力，他的遗尿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呢？作为附带的结果，他获得了对自己男孩身体的骄傲，并因此控制了自己的括约肌。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节欲的，只有人凭其象征功能在生理发育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纵欲，其纵欲是一种语言，一种欲望语言。“我不想长大。为什么？因为我想做我的妹妹，或者我不想让她出生。我不想让我的父母需要另外一个人。我想在她不存在的情况下生活。”这个男孩拥有种种使他否定并拒绝自己年龄和性别的欲望。我们只能从使这个男孩感到痛苦的东西出发，但绝对不能从使他母亲感到痛苦的东西出发。用这种方式去理解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应该同孩子一起分析他的不适，而不是同他的父母这么做。他对父母来说是什么呢？他永远是后者的一种收藏品，是他们控制的对象和权力的俘虏，是他们各自或者共同拥有的一部分物品，他们要从中谋取某种好处。

　　自从媒体有了它们自己的“值班心理医生”之后，自从各种儿科指南遍地开花之后，人们便批评现代教育学让母亲产生犯罪感，使她们无所适从并害怕自己做错事。一股女权主义潮流揭露了过度重视指导的教育方法以及过度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所犯的错误，试图凭其对一项历史调查的分析来转变风向。于是，《母亲历史》出色地“揭示”：除了社会习俗、哲学或社会时尚之外，并不存在母亲的本能，因此无论她们做什么，都不能对她们做任何责备。人们不再攻击她们，而是趋于免除她们的责任。

　　根本问题仍然被掩盖：对母亲的精神安慰是一回事，儿童的利益是另外一回事。从儿童唯一的角度去研究其利益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与“教育科学”言论没有可比之处。不改变观察的范围和工具就无法在这个领域取得进展。他们才是启示者，是成人现象不自觉的观察者。

　　他们不知不觉“看到”了自己所忍受的东西，他们所走的路对此作了揭示。

　　在教育中过度保护孩子而导致错乱，崇拜唯一的规范，追随当前时尚，将自身模式强加于孩子，为什么父母们要顽固地抓着这些救命稻草呢？为什么这些父母一旦离开某种指南划定的轨迹就迷失方向了呢？他们身上产生了太多的焦虑。他们越是焦虑，就越想提前知道子女将来如何。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态度危险地扩大了孩子受禁锢的可能性。

　　导致错乱的教学法就是让学生背出老师从自己老师那里获得的知识。“告诉我所知道的东西，从而得到一个好分数，这很不错。”这是教育误区中的误区。当一名儿童被托付给一个想启蒙他发挥自身聪明才智的成人时，让这名儿童感兴趣的是和这个人一起探寻某种东西。成人想做的只是灌输“特定的”方法。这种方法适合这名儿童吗？如果他有另外一种方法并且获得了让他感到满意的结果，他就有理由采纳这种不同的方法。然而我们却看到一些数学教师因为一名学生用规定方法之外的其他方法得出了结果而给他一个差分数。这些老师本应该祝贺这名学生，无论如何也应该对他说：“用这种方法，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你解决了问题，让我们看看下一次它是否还适用……”学生也许由此将发现更合适的方法。有一些儿童发明了合适的方法。老师因此生气地说：“某位同学成功了，不错，但我就想让他使用这种方法，因为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不会成功的。”从最坏的情况来讲，如果老师至少还有这种道理，那么他还算是教育工作者。

　　然而，更好的办法还是等学生试图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一个问题时碰壁，这时他就准备听取下面的话：“你看，我能给你指出另外一种方法，你用它来做会得到结果的。”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法。

　　面对学业失败，国民教育教师们提出了糟糕的数量问题：“怎样才能控制失败学生人数呢？”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下面一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失败？”人们说学生没有学习“积极性”，他们对人们建议的东西毫无兴趣。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一点好奇心。关键是要找到能激发他们好奇心的地方。

　　总有什么东西让一个人感兴趣，总会有的。他有时表面显得很被动。在一些所谓的积极班级，我们看到有那么多孩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盯着别人看。然后，在半年之后，有那么一天，他们做得同样很好，似乎做过了所有的练习……原因就在于他们一直专注地看着别人，对这些人产生了自我同化。事实上，他们很专心，但自己为以后做了保留，所以暂时看起来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同样不奇怪的是，一些儿童通过逐渐纠正简陋的话语来学习说话，而另一些儿童则在18个月、20个月，甚至30个月之前还不会说话，然后一下子就可以用完美的句法说话了。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是否处于交流之中，是否对大人之间的话、大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和所提的建议感兴趣。他们处于表情、手势和情感交流当中。所以，教育家先生们，不要忧心忡忡，不要做什么语言康复训练。应该让你们自己在孩子面前谈论让你们感兴趣的事，而不是试图让孩子去说所谓让他感兴趣的事。

　　最终说来，最符合常理的教育方法永远是优先建立在教师榜样基础上的教育，教师的指导居于次要位置，除非这些指导是应学生本人要求作出的，并且应在进行指导时说：“你可以接受它们，也可以放弃，我给你这些指导是因为你自己要求我这么做，仅此而已！”

　　一些儿童意识到他人的模仿行为，因此想做些模仿之外的事。当他们看到诸如学舌的鹦鹉和聪明猴子等模仿者的滑稽表现时，他们也许深感震惊。“好学生”可能是这样一些孩子：他们很快就明白，人们要他们做的是在一部社会喜剧中扮演一个角色，他们必须经过这一步；他们不傻，但他们去做了。只是这种意识在其他孩子身上更为分离，也就是说，从他们观察到游戏规则开始，他们不能同时应用这种规则。他们很久以后才得以扮演一个博得掌声、但自己并不认同的角色，只是保持自我本色。

　　人们曾对乔治·蓬皮杜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学(lycée Henri Ⅳ)所教的学生进行过一项调查：擅长做翻译练习的学生后来成了安静的公务员，“懒惰者”成了干劲十足的企业主。在职业生活中，那些在班里垫底、1968年5月之前被人冠以“黄道蟹”这个动听外号的学生与班里的“尖子生”懂得一样多，甚至胜于后者；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大放光彩，显示渊博的知识，迷倒对话者或者和后者一样谈吐不凡。他们很晚才学会这种语言，但他们掌握了它，因为他们没有扼杀自己身上原有的东西。作为学生，他们拒绝把一种理论知识程式当成工具，而是在实际生活中获得了才干。［见《乔治·蓬皮杜的最后一个班级》(“La dernière classe de Georges Pompidou”)，《大众读物》(Lectures pour tous)， n°198， 1970年7月。］在一代人身上来考察学校歧视现象的社会后果是让人困惑的。我们惊讶地看到每个人的成长结果：过去的好学生进入高等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例行公事；那些“黄道蟹”如今要么成了边缘人(但他们生活得很滋润)，要么反过来成了就业岗位的创造者和经济生活的组织者，而他们年少时曾被同学视为小滑头。越是优秀学生越不得善终，越是“黄道蟹”越能够在生活中获得成功，做出完全出人意料、与预设职业方向不符的事情。这是一批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同时忍受了伙伴们些许蔑视的人。

　　留给儿童足够的时间和自由去行动或者观察别人如何行动，这或许能够让他们对某些事情产生兴趣并在其愿意时去争取一枚奖章：“啊！我很想通过这门考试。”“那好，在你的课业中，如果你想做，就能做得到。”然而人们坚持错误做法，强行让所有同一年龄的儿童在同一时间俯首通过同一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