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有一座城市,从它的中心街区向左数,住着十二户人家,向右数也住着十二户人家。左右十二家各有十二个姑娘,中间一家住在核心位置。可是,左边的十二个姑娘过得都很悲惨,死的死、伤的伤、有病的有病、被掳走的被掳走、被遗弃的被遗弃……没有一个过得好;而右边十二家却很幸福,生活美满、妻贤子孝、夫妻和睦。中间这一家的父母会让孩子跟左边十二家多接触,还是跟右边十二家多接触呢? 比如:把一个例假正常的女孩子,放在五个例假不正常的女孩子中间,一般而言,三个月以后,这个女孩子的例假也会变得不正常了;但是把一个不例假正常的女孩子,放在五个例假正常的女孩子中间,她的例假照样是正常的。假如让一个孩子经常和一些过得很悲惨、不成功的人在一起生活,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变得和他们一样,不被影响的概率非常小。 《大河文摘报》曾经刊载过这样一篇文章:要想算算你的收入,就把身边最近、或者你第一反应能想到的5个人写下来,把他们的收入平均一下,你的收入就会在他们的平均值左右。“科学”有三个要素,第二是可重复性,第三是有量化标准,第一要素——就是要有普遍意义。对于不普遍的事物,它们属于“自然概率”。比如:有一个癌症病人,被判断为肺癌,同时被判断为癌症的可能有100个。其中95个去世了,有5个好了,这5个是同样的医疗条件、同样的生活环境,他们不是被医治好的,而是自愈率。因此,任何事情都有5%的例外。 60%到70%情况下,母亲可以决定孩子的一生。我们最大限度地让孩子向良性方向发展,就有更大的几率让孩子生活幸福。如果家长自身或在出发点上,就让孩子与不幸结合、被不幸文化感动,会在最大程度上让孩子受害。每个有爱心、爱孩子的人,只能让孩子跟右边的十二家接触。 假如一个母亲非要让她的孩子跟左边十二个不幸的孩子接触,非要让女儿跟这12个死的死、残的残、离异的离异……的接触,这个母亲怎么了?不会有哪个母亲真的这么做,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这样的文化——《红楼梦》,全国人民都在看,许多母亲正在让她们的女儿浸在不幸中。原因是红楼梦写得很真切、文笔好、艺术水准高、感人至深。 太多的人是以这个事情“真”与“不真”,或者这个事情能不能打动我作为判断标准。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曾经,有一位男士愤愤不平:“我过去真的把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作为判断标准,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我在单位混得不好,就是因为我爱较真儿。有一个同事跟我说:‘老张,小李骂你。’我说不会吧,我们俩关系很好啊。他说:‘就是因为你们俩关系好,他对你了解多,才骂你。’‘骂我什么?’‘哎呀,说不出口。’‘那我得去找他!’我找到小李,非要问。小李当着众人的面不好意思说:‘哎呀,算了算了。我当时喝了点儿酒,没说什么。’‘不行,我有证人,你来给我作证。’小李结结巴巴说:‘我……当时确实骂你了,我说……你这种人就是……没良知……龟孙不如。’ ”全公司的人都在周围,所有人都知道了“老张龟孙不如”,本来就是一两个人知道,这下大家都知道了。他说:“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得弄清楚这件事,这件事是真的。现在,我才知道,办任何事、花任何精力以前都要考虑:这件事情会不会给自己带来成功健康幸福,如果不会,‘真的’也与我无关。” 如果努力会带来灾难,会伤害到你的自尊、荣耀、财产,何必要努力呢?这个人开始接受了我的观点。心理学研究强调不要以“真”与否来判断事物,一定要以你做的事情能否带来“成功、健康、幸福”为标准。 如果人把80%的精力用到某件事情上,你可能也就是获得40%的收益;如果你把80%的精力都用在追求“真”,而“真”有80%都是伤害你的部分,你成功的几率就很低,不可能达到想要的结果。 如何判断我们接触的环境和人,是否对我们有帮助?其实很简单。你接触的人,首先看成功与否、健康与否、他活得好不好。不可能你所接触的人表面很成功、很健康、活得也很好,而内心是极度恶劣的。人可能一时装成这样,但如果一个人,二三十年都很成功、很健康、很幸福,而内心很恶劣,这是不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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