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现实粉碎了我的功名梦-学龄前-家庭教育

　　我们蔡家于明朝万历年间从福建泉州迁居至浙江瑞安，至今已有四百多年。蔡家历史上也曾出过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还出过状元，民间一直流传着蔡状元造洛阳桥的故事。但自太祖盛德公至我爷爷位庆公，历经九代三百多年漫长岁月，一直在浙江瑞安一带务农。其间何尝没有人要教子成才、出人头地？但是，从未有过一个真正读书成才出仕的人。

　　到我父亲的时候，情况终于有了起色，在我爷爷含辛茹苦的培养下，父亲考入中央法医研究所。而后，父亲就把进一步光大的愿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然而，历史的灾难无情地摧毁了父亲的希望，也摧毁了我童年的美梦……

　　1957年夏天，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本来这场骤然而至的政治风暴应该与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无关，可凑巧的是，那年夏天我正好初中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瑞安中学高中部。入学前，上面突然宣布，取消一些家庭成分不好或者政治表现不好的学生的入学资格，我不幸属于其中之一。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一下子将我从天真烂漫的少年打成了忧心忡忡的“大人”……

　　幸好我早已从外祖母和父母那里继承了应对苦难的本领，对不幸的人生遭遇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父母早年给我讲的“塞翁失马”的故事现在起作用了。我以塞翁的精神，把第一次降落到自己头上的灾祸看成是上苍有意造就我的好事。

　　经过几天反复思考之后，我第一次在苦难中描绘自己的人生蓝图，并立即付诸行动。我制定了自己的自学计划，立誓不落后于同班同学，争取通过自己的刻苦自学提前考上大学。

　　也许是我的志气感动了上苍，奇迹真的在人们不敢想象的地方发生了。一个16岁的少年在没有任何人辅导的情况下，完全凭着自己的独立自学，在半年时间内学完了除俄语之外的全部高中课程(俄语找一位亲友辅导)。

　　为了获得同等学力，我在第二个学期，即1958年上半年，去温州城里参加高中补习班。这个补习班里的学生都是上几届的高考落榜生，已在正规学校里学完两年高中课程。我在这里学习的主要好处是可以通过经常参加各科考试，来验证自己的自学成果，增强自己的信心。值得庆幸的是，我每次考试的成绩都是绝对优秀，得到补习班老师的大力赞扬，老师经常拿我的试卷给同学们做标准答卷。

　　1958年夏季，我以同等学力报名参加了高考。文化课成绩顺利上线，但在政审时，我被发现是前一年被瑞安中学取消入学资格的“问题学生”。因此，政审无法通过。

　　可怜我又一次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回我真的有点悲哀了。难道我这一生就没有希望上大学了吗？难道无情的政治风云要置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于死地吗？

　　与父母再三商量后，我于1958年下半年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学校在一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山村。由于一般人都不愿意到这种艰苦的山村工作，所以我的到来深得学校领导和当地干部的好感。

　　这个学校有两个班，一年级新生30多人一个班；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共30多人也是一个班，叫复式班。我担任复式班语文和数学教师兼班主任。我按自己的读书方法去教学生。在我的训练下，学生们进步很快，原来对读书不感兴趣的学生成绩也很快上去了，家长们普遍反映良好。我自己对教育工作竟也真的产生了兴趣，这为我以后教子成才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几个月下来，我在当地小学界和老百姓中竟有了一点儿小小的名气，当地的男女老少都尊称我为“蔡先生”(其实当时我只是个17岁的少年)。这个称呼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被家乡父老沿用到现在。即使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被斗得抬不起头来，善良的人们也总是这样称呼我。

　　当时的校长对我很器重，推荐我加入了共青团。当时正值公社化、大跃进的高潮期，由于我在社会工作方面表现积极(因为我会拉琴、吹箫，经常参加地方上的一些宣传工作)，得到当地干部的好评，一时间竟成为红人，公社团委书记也来发展我入团。当我告诉他我已在学校入团了，他还特地以地方团组织的名义评我为优秀青年。

　　我本来打算在1959年夏参加高考，可是这年高考有了新限制，初中毕业必须3年以上才能以同等学力参加高考。于是，我只得再等一年。

　　凑巧的是，那年寒假杭州大学招收春季班。据说是因为前苏联突然撤走了大批在华专家，国家为了尽快补充科技人才而特别增设了招生项目，因此对考生的其他条件要求不是很严。

　　我因为在学业上已有充分的准备，正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得到消息后，我立即去温州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我以数理化三科满分的全优成绩名列榜首。另外，因为我教书时政治上表现良好，这次也顺利地通过了政审。不久我就收到了杭州大学物理系寄来的录取通知书。

　　有志者，事竟成。苍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比初中时代同班同学提早半年走进大学的校门。这证明了父亲讲的“塞翁失马”的故事一点儿不假：有时候坏事会变成好事，就看你怎样对待它。

　　由于我高考成绩绝对优秀，入学时被学校任命为班主席。

　　在大学里我基本上没有听课，严格按自己的计划在课堂上看书。自修课更不用说了，所有知识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唯一认真听过的课程只有陈建功夫人讲授的《高等数学》。虽然那些内容我早已自学过了，但她讲的毕竟有独到之处，能开拓人的思维——这可能与陈建功的大师风范有关。

　　有一次，陈夫人在上课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教书无非是教人如何读书，给你们讲多少内容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你懂得了如何读书，那么你就不在乎老师教多少。大学毕业也不过是学会读书的方法而已，真正的学问是靠你自己去学习的。

　　这些话完全符合我的心意，而且事实上也正是我求学过程的写照……

　　正当我以为从此可以实现远大抱负的时候，不料上天又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我又被打回了老家。回家后，我用从父亲手里学来的医学知识开起了诊所，也正式放弃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久已枯萎的“功名梦”曾一度又有所复苏。为此，我业余时间刻苦钻研相对论和黎曼几何，并写了多篇论文和求师信寄给一些著名的权威教授。然而除了钱学森先生两次亲笔回信并给予鼓励外，其他人都没有回信。

　　冷酷无情的现实又给我个南柯一梦之后，最终彻底证明了“功名利禄”对于我确确实实是“此路不通”。失去的东西永远地失去了，逝去的年华更是无法追回来。我不得不再一次屈服于命运的无奈……

　　1982年12月，我参加了浙江省个体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结果以优异成绩顺利拿到了浙江省个体开业行医执照。从此，我一心一意经营起了自己的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