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越来越多,这种现象背后有经济能力提升、留学程序便捷等因素,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民众对本国教育现状的恐慌和不信任。中国的教育已经积累了诸多弊病,普通百姓都可以从孩子的学业负担、竞争压力、学校对待孩子的功利态度等方面直观地看出当今中国教育的问题。 教师在面对孩子时,冷漠、粗鲁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教育学者张文质就曾遭遇到这样的问题。他的女儿从小有写作的天份,但成绩不太好,有一次,女儿满心欢喜地把自己出版的新书送给语文老师,结果不但没有得到老师的表扬和鼓励,反而被冷冷地讽刺了一番——“写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用!”还有一次,女儿的同学在课间送了一个精美的折纸到讲台上,结果老师正眼都不看一下,若无其事地朝折纸上弹着烟灰,口里还优雅地吐着烟圈。女儿不断遭遇各种非常态的挫折,让张文质下定了送她出国的决心。张文质说:“在教师的品格、教师对待孩子的态度方面,女儿到国外就学以后,再没有碰到过原来的那种处境了”。 对于国内的中小学生而言,各式各样的考试、评比越来越多,学习成绩的竞争成了孩子无法摆脱的噩梦。由此,我们的学校造就了越来越多的考试机器和考试不适应“患者”。尽管有的父母自己不对孩子的成绩做过多要求,但孩子只要一到学校,就必然要面对无法逃脱的比较。福建有一个家庭便遭遇了这种情况:孩子在学校一直考不好,感到很自卑,虽然父母没有指责,但孩子自己却总是对父母心怀愧疚,心理负担日渐加重。孩子在国内读完高一后,父母决定送其到澳大利亚读书。在那里,周围不再有相互攀比、相互歧视的氛围,学习生活中不再遭遇各种非常态的压力,一年之后,孩子的学业成绩变得非常出色,后来顺利地进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有一次,孩子回国时郑重地对母亲说:“我觉得,让我出国读书是您这一生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们。” 中国的孩子之所以会经常在学校遭遇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一方面跟教师自身素养、品格有关,但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应试教育。应试教育不断在教师身上加载压力,使教师长期生活在焦虑、狂躁不安的状态中,这种状态直接表现在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和行为上。留学低龄化现象表明,越来越多的父母宁愿选择在孩子身心尚未发展成熟时冒着一定的“成长”风险把孩子送出国,也不愿让孩子在国内遭受必然要面临的应试教育的劫难。 另一方面,尽管“孩子的成长是父母一生最大的投资”,但在送孩子出国留学这个问题上,父母决不能盲目、草率行事,而要深思熟虑,必要的时候还需请教专业人士进行指导。回想自己当初送女儿出国的经历,张文质感慨地说,要是重新选择一次,自己会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因为据女儿反映,国外高中的不少专业课程已经跟大学对接了,所以出国后学习比较吃力。 所以,在制定送孩子出国留学的计划时,父母至少应帮孩子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学业能力方面,主要指学习习惯、遵守学校和社会规则的习惯等。另一个是生活能力方面,主要指孩子的独处(自我解决不安全感、孤独感等精神困扰的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世界已成为一个“地球村”,国与国之间择校、择业越来越平常的时代,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起点,最需要做的就是在“根部”——基本的品行、生活习惯等方面,健全、牢固孩子的生命,然后放手让他们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作者系独立教育研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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