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名门望族的家教基因-学龄前-家庭教育

　　一、望族的形成源于优良的家教传统

　　我们在社会上很容易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某一个家庭或者某一个家族特别出人才，往往一大家子兄弟姐妹都是社会精英，这是为什么呢？

　　旧时有一个成语叫“王谢子弟”，用来指那些出身望族而才华出众的青年。为什么要叫“王谢”呢？原来“王”与“谢”指东晋两个大家族，一个是山东琅琊王氏，也就是王导那一家；一个是河南阳夏谢氏，也就是谢安那一家。王导、谢安先后做过东晋的宰相，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

　　王、谢两家是东晋时代的高门大族，每一家都出了许多人才，不仅政治、军事人才很多，文学艺术上也人才辈出。中国书法家最推崇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就出自王家，诗人中享有盛誉的“二谢”：谢灵运、谢朓，就出自谢家。翻翻历史书，出自这两家的名人不胜枚举。如果说魏晋的事例太古旧，那么近现代也有同样的例子。

　　近现代首屈一指的家族，最令人瞩目、令人羡慕的就是江苏无锡钱家。著名国学家钱穆、钱基博、钱钟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钱永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都是这一家的人。无锡钱氏是唐末吴越王钱镠的后代，钱镠后代现在已经散居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如果把这些姓钱的也算进来，据统计，获得院士称号以上的钱姓人士竟有一百多人。

　　又如湖南湘乡曾家，即曾国藩家族，自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来，出了很多的政治家和学者，著名的有曾纪泽(著名外交家)、曾纪鸿(著名数学家)、曾广钧(诗人)、曾宝荪(著名教育家)、曾约农(著名教育家)、曾昭抡(著名化学家)、曾宪植(叶剑英之妻)。

　　再如浙江绍兴的俞家，就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的家族，从晚清俞明震兄弟开始，接连四代人才辈出，其著者如俞大维(国民党高级将领)、俞大纲(著名戏曲家)、俞大(著名音乐家)、俞启威(即黄敬，曾任天津市市委书记，俞正声之父)，全都名重一时。

　　再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前不久担任台湾地区行政院院长的刘兆玄是我的小同乡，湖南衡阳人，他们家跟我们家是世交，刘兆玄的父亲刘国运是台湾地区的空军副司令，五个儿子个个都是博士。刘兆玄五兄弟中有三个同时担任台湾地区公立大学的校长，而台湾地区的公立大学比较有名的也就不过十来所。

　　这些例子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中这样集中涌现人才的现象呢？

　　我想，不外乎是两个因素：一是遗传基因，一是家庭教育。遗传基因暂且不论，我们来谈谈家庭教育的问题。

　　中国古人特别是读书人家，一向注重家庭教育，中国历代都有不少的家训、家书、治家格言之类的东西流传下来，《颜氏家训》就是这些家教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我们从这些资料当中可以看出古人怎样教子、怎样持家，从而明白，为什么有的家族能够一直保有良好的门风，不断出现优秀的子孙。

　　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中，中国文明是唯一传承到现在并且持续为人类发展贡献人才的，这跟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绝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人的家教传统起源很早，而被普遍强调并且形成系统则主要是在魏晋时期士族阶级出现以后。士族阶级的出现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件重大的事，所以在讲家教问题之前，我想谈谈中国士族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我们就能大致了解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源头力量之所在。

　　二、传统家教的重要源头：士族

　　中国历史上有两段时期，虽然从政权上来看是分裂、混乱的，但从文化史、精神史、思想史的角度看，却是辉煌、灿烂的时代。这两段时期一个是战国，一个是魏晋。如果把中国古代文明分成几个阶段的话，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是商周文明，接下来是秦汉文明，战国就是从商周文明转型为秦汉文明的关键时期；再接下去是唐宋文明，而魏晋文明则是从秦汉文明转型为唐宋文明的关键时期。

　　魏晋时期，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动是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历史学家一般把它叫做“士族阶级”。士族的出现要追溯到西汉。汉武帝采纳了著名学者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创办太学，为国家培养文官人才。太学的课程是儒家的“五经”，老师则为“五经博士”。太学发展到东汉末期，规模曾经大到有三万名学生，汉朝的文官都从太学学生中选拔，太学几乎成为仕进的必由之路。久而久之，“五经博士”的门生遍布朝野。他们的家族逐渐成为代代做学问、代代当官，在文化、权力、财富各方面都实力雄厚的大家族。到了汉末，由各种途径发展起来的类似家族逐渐增多，终于形成了士族阶级。

　　那么，士族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应该记得袁绍和袁术两兄弟，他们跟曹操、孙权、刘备一样，都是各霸一方、兵强马壮、想争夺天下的野心家，最初的实力比曹、孙、刘还大，这两兄弟所出身的河南阳夏袁氏就是这样一个大家族。《三国志》说他们家“四世三公”，什么是“四世三公”呢？就是说袁绍以上四代，每代都有当“三公”(司空、司徒、太尉)的大官。“三公”是当时文官中的最高一级，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大委员长、总理、政协主席。祖孙四代中每一代都有人做国家领导人，你看这个家族显赫不显赫？

　　袁家可以说是大士族的典范。

　　据《世说新语》记载，魏晋时期的大士族(或称“门阀士族”)至少有百余个，另外还有许多小士族。这样一批士族的出现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要知道，在士族出现以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皇权的奴隶，不仅是百姓，官员也是如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士族阶级诞生之后，情况有了改变。因为一个士族往往是一个庞大的由几百人、上千人甚至几千人组成的集团，除了主人之外，还有大量的依附农民，这个集团里的人分工合作，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团体。一个这样的士族，只要有一两个人在朝廷为官，支撑门面，其余的人完全可以不靠皇帝而活着，尤其是家族中的上层人士可以过一种很富裕很悠闲的生活。例如东晋的宰相谢安，直到四十岁都不想出去做官，成天和朋友们游山玩水、写诗作赋。后来是因为两个在朝的兄弟，一个带兵打了败仗，一个政治上不成功，危及到谢家的地位，为了家族的利益，谢安这才不得不入朝为官，一直做到宰相。

　　士族阶级的出现改变了人人都是皇权奴仆的状态，这就刺激了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即意识到生命属于自己，自己并非别人(例如皇帝)的工具，自我的生命非常可贵。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觉醒，没有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没有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创造灿烂的文化。近代学者常说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什么是“人的觉醒”？为什么人会“觉醒”？很少有人细说，其实就是我上面讲的这番道理。

　　士族阶级是当时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也是文化程度最高的阶级，他们往往以自己优良的门风为傲。

　　优良的门风是士族阶级的重要标志，是世世代代重视子弟的教育而养成的。士族阶级非常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代代都出优秀的人才，代代都会有人在朝廷做高官，从而保证整个家族长盛不衰，维护他们已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以，如何把一个庞大的家族管理好，把子弟教育好，就成为士族阶级非常重视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有关家庭管理与子弟教育的著作就出现了。《颜氏家训》是其中最早、最系统、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被后人称为“百代家训之祖”。

　　魏晋南北朝以后，隋唐兴起，人才选拔的途径逐渐被科举制度所代替，这种变化使得大士族的存在失去了社会依据，大士族于是逐渐瓦解，变成许多小士族。直到中国传统社会被现代社会(“五四”以后)代替之前，遍布中国各地的大小士族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的骨干，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人才基本上都出身于这些士族家庭。像魏晋那样的大士族，后世虽然已经不多见，但中国士族的家训传统却一直保存下来，家训不仅是读书人家庭培养子弟的规范，也是整个社会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基础，所以累世相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