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妈妈肚子外的噪音 我很舒服地蜷缩在不大的房间里。我认为这是房间。谁都在这样的房间里呆过。我的头离门如此的近，我想，这肯定是为了让柔嫩的我们能够顺利地走出来，不受伤害。假如离人生的第一道门太远的话，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不测的事。那就不会有这么一大厚本的事情发生了。当然，在我走出那扇门之前，我就已经有了许多的故事，这真是值得庆贺的。说不定我经历的这些事，你当初也遇到过，只不过，你不记得了。 原谅我，我的表达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我正单纯地缩在妈妈的肚子里，用单纯的方式感受着门外的声音。我很被动，还不能主动地参与。所以，这个时候的故事就显得简单明了了。首先是音乐，一种不管痛痒的音乐，进入我不成熟的耳朵。这种叫音乐的声音就响在仅有一墙之隔的门外。我没有反应。我不积极响应。我很消极。当我在几个月后走出这扇门时，我才知道那种音乐噪音是大人们实施的所谓胎教。我哈哈大笑起来。大人们的脑瓜里常常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但是，很陈腐，缺乏新意。他们认为这是在帮助我，却不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种下了极大的恶果。 在我对强加给我的音乐进行消极抵抗时，我还没见过面的爸爸粗鲁地把收录机紧紧贴在妈妈鼓胀的肚皮上，并一厢情愿地把音量拧到了最大。他以为我反应迟钝听不见。 我愤愤不平地踢了妈妈肚子一脚。我在门里踹的，门外的爸爸和妈妈愚蠢地以为我对音乐产生了最早的热爱。我又一次被迫吞食着误解的恶果。 很显然，他们都兴奋起来，除了难听的音乐噪音外，还掺杂着他们嘴巴里的怪模怪样的话。 我又踹了一脚。我以为能把爸爸和妈妈的火踹出来，惹得他们不太高兴。 这时候，我听见门外的爸爸大叫道：“怎么样？我的儿子听懂了音乐！怎么样！我说他能听懂的！” 妈妈受了爸爸的误导，也兴奋起来：“再把音量调大一些。” 爸爸说：“这已经是最大的音量了！” 天哪！他们是这样理解问题的。我在门里听得很清楚，他们在门外忙乱起来。所谓的音乐停止了，取代音乐的是爸爸的埋怨。妈妈很不高兴，也高声吵嚷起来。妈妈一高声说话，我睡觉的房间就受到了震动，颤抖起来。这样，我感到很不舒服。他们企图把一种叫责任的鬼东西推卸给对方，谁都不要，声调都提了上去。 爸爸说：“我早就让你买一个好音响，你偏偏弄回这么便宜的家伙，怎么样，不响了吧？” 妈妈说：“我想买个世界上最最先进的音响设备回来，一要有钱，二要我们的儿子能听得懂啊！”他们在医院使用一种叫B超的东西，检查出我是一个男孩子。 这时候，我听见了一种物体落地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尖厉刺耳，令我浑身战栗。其实，是我所在的整座房间在发抖。 沉静了片刻，妈妈哭泣了：“你摔吧，把东西都摔了，最好把儿子也摔了。” 妈妈一伤心，我马上就能感到自己的四周变得异常潮湿了。我的房间湿度太大，空气中有浓重的咸味，这又令我很不舒服。我在门里扭动起身体，就像蛇那样扭动。这让妈妈感觉到了，她停止了哭泣，用手轻轻抚摸肚子。妈妈为了我，只能牺牲了自己痛快的哭泣。妈妈奋力地擤了一下鼻涕。我房间里的咸味明显淡了。 爸爸的声音消失了。他也用手抚摸妈妈的肚子，我能感到他的手比妈妈的手有分量。妈妈把他的手打到一边去了。 妈妈说：“给我削一个苹果。” 爸爸去削苹果了。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四周弥漫着一股香甜的味道，把咸味赶跑了。妈妈吃完了那个苹果，对爸爸说：“太甜了，给我倒半杯水来。” 我听见在距离我的头不远的地方，传来咕噜一声，水就沿着一条管道流过来了。空气马上就变得清爽起来，我的大脑也活跃了，我不想睡觉，我想好好享受一下清爽的空气。但是，不行，我的身心被刚才的噪音搞得太疲倦了。再兴奋也得睡觉，这一切都由不得我。可怕的噪音。我只能睡觉了。我心里非常地清楚，用不了多一会儿，我依旧会被那个叫噪音的东西吵醒。 我再一次醒过来时，不知道时光已到了傍晚。这正是门外的人们吃晚餐的时候。家里好像来了许多人，除了爸爸和妈妈的声音外，又多出了陌生的声音。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话，都在为一件事说着自己的理由。我凭着感觉，渐渐猜测出门外众多陌生人的身份了。除了爸爸和妈妈外，多了爷爷和奶奶，还有叔叔、婶婶。 他们在争论我妈妈的营养问题。在这个特殊时期，妈妈的营养变成了一个异常繁琐和复杂的问题。 妈妈的营养，就是我的营养。妈妈不想吃饭，但是，大家都坚决地反对，说妈妈不吃怎么行？不是她一个人想不想吃的问题，而是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的大问题。 我很认真地倾听他们的讨论。准确无误地说，我是在感受着他们热烈的争论。爷爷的话少，说出一两句，就让大家沉默半天。奶奶就是听爷爷的，还不停地警告大家：“刚才孩子爷爷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奶奶说的孩子无疑指的是我了。我心里很受用。我已经提前在这个家庭里有了位置，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有点儿急着想推开面前的门，走出去。 叔叔和婶婶说话的语速太快，让人摸不着头脑。说白了，他们提供的营养信息量太大，让人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性的选择。他们说出的营养品的名字听上去像是化妆品的名字，太花哨，让人不敢吃。所以，早就想打断他们说话的爷爷终于开口了：“都闭上嘴巴。让孩子的爸爸说点什么！”
爸爸原来一直沉默不语。他在说话前，还清了清自己的嗓子。我很久以后才知道，一个人说话前先清理自己的喉咙，一般都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要说出重要的话。 爸爸说了下边的话，果然出语惊人：“我觉得孩子的妈妈应该多吃一些生发的药。”我感到外面的空气一下子就变得沉重起来了。 我感到我的房间抖了一下，其实是妈妈被爸爸的话气着了：“我的头发很多很厚，我吃什么生发药啊？” 爸爸说：“我的头上没几根发呀！我担心孩子受了我的遗传，头发少怎么办？” 妈妈说：“我吃的补药够多了，我不想再吃乱七八糟的药了。” 爸爸说：“我儿子是个秃顶就惨了。” 我估计，爸爸在说这句话时，脸上一定浮现着一种凄楚的表情，要不然不能使妈妈坚硬的心肠软了下来：“那就少吃点儿生发药吧。我这可是完全为了孩子。” 妈妈的话刚刚说完，爸爸就拿出了药送到妈妈手上：“你先把这两粒吃了。从今晚开始，每天两次，一次两粒。” 妈妈说：“这绿色的药片是什么？” “当然是生发药了。” “原来你早就弄到了生发药？” “等儿子走出来，一切都晚了。做任何事情，必须要做到前面。”看来，爸爸的早年秃顶，对他是个沉痛的教训。他不希望这种灾难再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听到咕噜一声，一股水冲着两片绿色的东西，沿着食道冲向我了。我猜，这两片东西就是他们所说的生发药了。我感到了那两片药在水的作用下迅速溶解，又分解成更小的颗粒，沿着更细小的通道，逼近了我。我无法阻止它们接近我的身体。 我感到在接触到生发药的分子时，我的头顶上出现了灼热感，不一会儿，我的头皮又有点儿发硬了。那感觉接近封冻、板结、僵死之类的形容词。这令我一点儿都不舒服，很不舒服。 妈妈在第二次吃这种绿色药片时，我哭了。当所有的孩子走出第一道房门，兴奋地大哭时，总是被武断的大人们说成是我们的第一声啼哭。对这种说法，我很反感。在大人们欣赏孩子们的这一声富有纪念性的哭叫时，我已经提前哭泣过多少回了。 大人们在不真实的事情上，投入了太大的精力。有一天，我如果跟大人们严肃地就这个问题讨说法时，大人们肯定不会相信我的话。他们会用一句“都是鬼话”，轻易地结束一场百年冤案。 接下去，我感觉门外的人都去吃饭了。因为，他们说话的次数相对变少了。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没有人说话。可能人人都朝妈妈的碗里夹菜。妈妈说：“我碗里都冒尖了，怎么吃得下？” 爷爷说：“多吃点没什么坏处。” 叔叔说：“你可是两个人吃饭。” 爸爸千方百计在哄着妈妈吃东西：“再吃一口。” 妈妈似乎是在拒绝。 爸爸永不放弃：“最后一口。” 妈妈说：“照这么吃下去，我的儿子生下来，准有八斤。” 爸爸说：“我的理想是，儿子一生下来，突破十斤大关！”这句盲目乐观的话，让大家像过年一样忙碌起来。 这时，奶奶可能拿来了软皮尺，坚持要给妈妈量量肚子的周长，以便判断我出生时的重量。 爷爷对奶奶说：“你眼花了，看不准尺寸，让孩子爸爸看。” 爸爸量过之后信心十足地说：“孩子生下来达到十斤，不是太难的事。” 我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傻傻地想，大人们盼望我走出那扇门就达到十斤的体重，究竟为了什么？实在是想不清楚。 我急于要走出房门的特征是醒着的时候多，睡眠的时候减少了。另外，我感到自己所呆的空间小了。我企图施展自己拳脚的时候大大地增多了。我的行为令妈妈又焦虑又惊喜。爸爸在这时候表现出的幼稚和可笑让人会怀疑他的智力有问题。 爸爸握紧拳头说：“如果能晚生几天，突破十斤大关就十拿九稳了。” 妈妈似乎也受了爸爸的感染，说：“生个十斤的儿子就好了。” 我可不管这一套，我该出门时就要走出门去。快到我出门的日子，我给妈妈施加了压力。 我在窄小的空间里拳打脚踢。 妈妈在沙发上正看一本休闲杂志，她突然间就感到了腹部的阵痛。她恐惧地喊了一声之后，爸爸就找来了几个邻居，把妈妈从五楼抬了下去，用车送到了医院。 我提前一个星期要出门。 爸爸在长长的走廊里瞎转悠，埋怨我这么急着跑出来干什么！ 我想说，你让我继续待在那么小的房间里目的何在？你也太虚荣了吧？ 妈妈一时半会儿生不下我，躺在产床上大喊大叫。那时，走廊上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都急得乱转。 没想到，爸爸的脸上多云转晴，突然说了一句话：“孩子难生，我估计，他的体重有十一斤吧？” 奶奶悲喜交集地感叹：“多大个的孙子啊。” 叔叔可怜的想象力让他的两只手比画成西瓜大小的样子：“我侄子的脑瓜该有这么大！” 婶婶说：“脑袋大小不重要，关键是要聪明。” 爸爸插了一句：“脑瓜子不大，能聪明吗？”看来，爸爸的真理就是一道简单的算术加法，大头加重量，等于优秀。 在这个时候，妈妈又忍不住大叫了一声。 我所在的小房间抖动起来，氧气也明显不足了。我真的要出门了。我听见了手术刀剪子钳子撞击金属托盘的声音，那种声音令我胆战心惊。医生和护士们做好了给妈妈做剖腹产的准备，万一生不下来怎么办？ 我还没见过面的家族成员们，此刻都拥挤在产房的门外，像长颈鹿一样抻着脖子，焦急地等着我出现。 我觉得门外太吵了。能不能安静一会儿。难道，我一踏出面前的门，就要在如此乱糟糟的环境中生活下去了？感觉不妙。
二 形象大使 我不管医院的权威大夫怎么决定，也不想管妈妈生产我的能力如何，我只有一个欲望，极为强烈的欲望，我要自己推开面前的房门，走出去。 妈妈在努力，我也在使劲。 我可不想让冷冰冰的大夫用锋利的手术刀划开妈妈的肚子，直接把我从睡了近十个月的温暖的小房子里拎出来。我还没忘记跟小房子做短短的告别仪式。因为有一种力量让我来到了门前，这可能是我在小房子里的最后的时间了。 我听见有人说：“他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我停顿了一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犹豫。我对门外如此嘈杂的声音深怀恐惧。 门外又有人说：“他的头很大。”说的是我的头。说不清是赞赏还是忧虑。 另外的一个人说：“再使点儿劲儿！”这肯定是对我的妈妈说的。我听见妈妈的嘴里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我——已——经——使——劲——了！我——真——的——没——劲——了！” 那个冷若冰霜的大夫又说话了：“没劲儿了就别说话了。一说话就更没劲儿了！” 妈妈就只能握紧拳头暗使劲儿了。 我不能再迟疑了。我已经把妈妈折腾了近十个月，还能让妈妈把最后的一点劲儿都耗尽吗？再说了，门外的一切也太新鲜了。我开始使劲儿。觉得自己的头是大了些，没有多大的进展。我又一使劲儿，恰好在此刻妈妈也憋了一口气并用了力气。我一下子就来到了门外。 我不敢睁大眼睛。光线太强烈了。第二个感受扑面而来，这房子真够大的。紧接着，我听见几乎所有看见我的人都哇了一声。 “这孩子的头，太大了。” 我被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来苏水味的护士抱着，来到产房的一个小窗口前，让等在外边的已经快疯了的一家人看看我。我第一次大胆地睁开眼睛，就看见了小小的窗口外面挤着好几张脸，变形的脸。 我在小窗口一亮相，就引得外面的人一阵乱叫。我把眼光落在一个年轻的却是秃顶的人脸上。我断定，此人肯定就是我的爸爸了。爸爸的眼睛里有泪，并不停地喃喃自语：“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他的头可真大呀。我的儿子真为我争气啊！” 我做了什么，得到爸爸如此的赞美？就是因为头大吗？ 我被护士暂时抱到了监护室。我朝右看，一个跟我前后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孩儿躺在另一张小床上，他也用好奇的眼睛瞪着我。我觉得他的头好小，他可能觉得我的头好大。我们两个就互相瞪着，满足着各自的好奇心。我欣赏着他的小脑袋正在兴头上，他突然间就哭了。他哭得我毫无准备，吓了我一跳。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小脑袋瓜子一哭，拉开了哭闹的序幕，一屋子的孩子跟传染了一样，都哭上了。
我不哭，我的眼睛和耳朵忙不过来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大合唱，它把我弄得很兴奋。我那时单纯地想，来到这个世界，听一场婴儿大哭，也值了。他们想哭了，所以就哭了。想在同一个时刻哭，就来一场大合唱。 有两个护士匆匆忙忙跑了进来，挨个床巡查了一遍。没查出哭闹的原因。其中那个长着时髦单眼皮的护士留神地注视着我，对她的同伴说：“只有大头没哭。”于是，我的床前上方就悬着两个头戴白帽子的人脸。我也看着她们。她们看着看着，两张脸就歪了起来。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一种欣赏的姿态。 我正在被人欣赏，被外人欣赏。这时，她们两个可能是想更近地观看我的大脑瓜子，就把两张脸凑到我的脸前了。 我的鼻孔里除了医院特有的来苏水味，又多了混合的化妆品味道。她们两个人擦的不是同一品牌的化妆品。 这种难闻的味道令我难以呼吸。我的脸感到涨了起来。 那个单眼皮的护士对另外一个护士说：“我们吓着他了。” 她们直起了腰，同我的鼻孔拉开了一定距离，化妆品的味道自然就变淡了。我的呼吸畅快起来，脸色大概也恢复了。 那个单眼皮的护士恋恋不舍地望着我的脸说：“这男孩儿看上去很幸福呀！” 我的嘴巴咧了一下。她们误解了我的表情。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被严严实实包裹了三层才抱回家里。包裹里的空间，比在妈妈的肚子里大不了多少。在路上，虽然太阳高照，我却依旧在暗中。如果，家人敞开包裹的一个小角，只需一个小角，我就能提前看见天空了。 我不觉得自己的长相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地方，可还是吸引了不少的邻居和家人的亲朋好友。他们主要是来看我。看完我，就留下了一大堆的话，好话和恭维的话，然后就去饭店聚餐了，剩下妈妈一个人陪伴着我。 只有我和妈妈两人时，妈妈也不肯饶我，仍在继续刚才被人提起过的恭维话：“有个阿姨说了，你的长相有福气。有个叔叔说了，你将来是个有出息的人……” 我开始咧嘴。 妈妈没看见我的反抗。她借别人的口，肆意加进自己的想象，反正是好话，都是说给儿子听的。 我把肚子里的奶吐出来了。那奶是十分钟前吃的。妈妈一边忙着给我擦，一边说：“都吃了十分钟了，怎么会吐出来了？你哪儿不舒服吗？” 我在家里对妈妈的恭维话正表达自己的反感时，万顺酒楼里也发生着一件跟我有密切关系的事情。爸爸在频繁地举杯，感谢大家来看望他的儿子。当时在座的有个资深广告人，他正为一家新的乳品厂的奶粉做广告策划。他在席间沉默寡言，让我爸爸感到奇怪，过去，他可是抢话说，没人打断他的话头，他会把话头抛到下个世纪。他有美名，都叫他广告绝。 我听着这个名字，怎么听也不像人的名字。 爸爸问他：“广告绝，怎么啦？有心事？” 广告绝出语惊人：“我想借你的儿子用一用。” 当时，爸爸感到嘴巴里的舌头都不属于自己了，捋不直：“你说……什么？借……我的……儿子……用用？” 广告绝的话毫不含糊：“这有什么奇怪。国家同国家之间都能借用卫星，借用一下你的儿子有什么不理解的？” 广告绝想让出生不足二十天的我充当一种乳品的形象大使。理由是，我的外貌看上去很“幸福”。会让所有生了孩子的母亲看了我的广告，都对这种乳品产生无限的信赖和憧憬。可笑的是爸爸，弄懂了广告绝的意思后，激动得把手里的酒杯失手掉在了地上。 接下去，就是我如何出镜了。比如，是否在灯光设备齐全的摄影棚里进行，妈妈坚决反对，因为我太小，不宜出门，免得受风。那么，就只能在家里进行了。爸爸和妈妈在跟广告商谈一些具体事宜，我躺在另一间屋子里美美地睡大觉。最后，他们在谈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双方都高兴起来，那就是在说到我应该让身体全裸地进行拍摄。商家广告代理人说，我的身体最具有说服力。我的身体健康而又真实，不像有的广告，弄一些假孩子假屁股在镜头前乱晃一通。让人不知道是在做营养品广告还是在做塑料屁股广告。爸爸和妈妈说，他们为拥有这样的裸体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 他们预计三天拍摄完成这个电视广告。乳品的名字让我不舒服，叫“必须吃”乳品。再配上我的裸体，你不吃就会心里感到吃了大亏。 拍摄时，我不配合。镜头一对准我，我就开始咧嘴巴。一喂我“必须吃”乳品，我就吐。让“必须吃”乳品顺着我的腮帮子往下流，把我身下的红色衬布搞得一塌糊涂。让工作人员又擦又洗。妈妈心疼我了，说：“还是让我儿子吃原来的奶粉吧。”导演说：“行，吃别的奶粉，配上‘必须吃’广告词一样。” 我听见导演这么说，连原来吃惯的奶粉也拒绝吃了。 所有人都在哄我高兴。我没法高兴。所有人都希望广告顺利完成，而这件事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是，我想表达自己的情绪。就在他们认为我的表情和状态都不错时，导演刚喊了一声：“开机！”我就不客气地对着镜头撒了一泡尿。那个大胡子的摄影师想给我来一个大大的特写，我就撒了他一胡子的尿，让他擦也不是，不擦也不是。 我笑了。 导演马上喊：“他笑了，抓住时机拍！” 大胡子摄影师嗅着我的尿臊味，刚要进入状态时，我的笑已经胜利结束了。大胡子摄影师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要洗一下脸！” 他一说这句话，我又乐了。 “必须吃”乳品广告还是拍完了。我在电视上常常看见自己的裸体表演。每到这个时候，我拒绝吃奶，拒绝任何品种的乳品。 妈妈苦恼地说：“我真不知道儿子要吃什么？” 我就用没牙的嘴咬自己的手指头。
三 头发有故事 先说我的名字，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在上户口之前，我的名字被家人改了数次，定不下来。我最后该叫什么名字，惹得一家两代人天天吵嘴。为了我的名字废寝忘食的是爷爷，这是他退休之后最劳累的时候了。他常常在凌晨三点钟从床上突然间坐起来，戴上老花镜查字典。爷爷爱选择一些山、松、石、河、天之类的字。他认为一个男孩子就该叫这样的名字。爸爸爱在另一种字眼里转圈子，什么杰、智、锐、浩、英之类。奶奶和妈妈插不上话，就只能看着爷爷和爸爸吵红了眼。最后，妈妈出了一个主意，让大家都接受了。妈妈说，让爷爷和爸爸都把各自喜欢的字分别写在小纸片上。为了公平，让奶奶把这些写字的纸叠好，让妈妈把它们撒在我的周围，我抓起哪个，就叫哪个名字。 他们做这件事时，我感到他们非常有兴趣，也非常有瘾。我的眼睛有点儿发呆，用大人的话说，叫漠不关心。 他们把写有字的纸片扔在我的身体旁边。家中所有的眼光都紧张地落在我的手上。我不去抓那些纸片，两只手在天上乱晃。爷爷说：“他在抓天。他该叫天字的。”爷爷开始沾边就赖了。 爸爸坚决反对，说一切都该按照规定好的去做。 这个时候，我放了一个响屁，落在我屁股旁边的纸片就被吹跑了。爸爸捡拾起那个纸片，打开一看，是锐字，他马上说：“儿子应该叫锐字！” 爷爷喊道：“按规定办！” 爸爸刚要辩解，我撒了一泡尿，尿湿了好几个纸片。爷爷大笑起来：“你把孙子尿湿的纸片打开看看，该叫什么名字？” 我的一个响屁再加上一泡及时的尿，便结束了这场严肃的游戏。 有一天中午，妈妈躺在我旁边睡着了。当她醒来时，惊叫了一声。她看见我满嘴是土。我的嘴巴里发出呀呀的声音，很快乐。妈妈除了清理我嘴巴里的土，还要马上找到土的来源。她马上就发现了在离我很近的墙上有个小小的洞。 妈妈心急火燎地清除了我嘴巴里的土，我就开始哭了。那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哭泣。谁也无法阻止我的哭喊。 爸爸在回家的楼梯上就听见我的哭叫了，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家里，问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就说了事情的经过。爸爸诧异地说：“土？” 爸爸嘴里的土字一吐出来，我就不哭了，满脸希望地望着爸爸。爸爸说：“以后让儿子离墙远点，不然，要出事的！” 我咧开大嘴又哭上了。 这时，机警的妈妈试探性地说了一声：“土！” 我的脸转向妈妈，不哭了。妈妈见状，有点伤心地说：“孩子喜欢土呀！” 我长舒一口气，等待妈妈的举动。妈妈说：“儿子，只要你高兴，妈妈给你弄土去。”我把手指头塞进嘴巴里，两眼爱恋地看着妈妈。 爸爸气急败坏地对妈妈说：“有给孩子玩土的吗？” 我冲着爸爸的脸哭，目的非常明确。爸爸再弱智，也该稍微弄懂一些我哭泣的原因了。我确实爱土呀。 为了证实这一点，妈妈真的弄来了土，先装入一个塑料袋子里，再用一个布袋子裹上。想想，仍不放心，再裹上一个布袋子，放在我的手上。我抓住装了土的小袋子，伤心的感觉马上就消失了。我开始把土袋子放下，抓起来，放下，再抓起来。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个动作，手舞足蹈。 爸爸愁眉苦脸地说：“总不能叫孩子土吧？姓陈，名土，叫陈土，听上去怎么这样不舒服？” 妈妈说：“这名字也没什么不好，别人没这么叫的，不会跟人家重名。” 爸爸故意眼睛望着窗外，嘴里却说：“陈土！” 我叫了一声。眼睛盯着爸爸。 爸爸惊奇地说：“他还真的答应。陈土！” 我知道爸爸在叫我。我又叫了一声。 爸爸说：“这名字可是儿子自己要的，跟我没关系。” 爷爷知道我的名字叫陈土后，先是咳嗽了一阵，把脸憋得通红，把气喘匀了，才问道：“这名字是谁定下的？” 爸爸知道爷爷的火是冲着他去的，他一脸无辜地说：“爸爸，你别看着我，这名字不是我起的。” 爷爷说：“笑话，不是你起的是谁起的？” 爸爸说：“是你孙子自己起的。” “说屁话！” “你别骂人。这事跟我没关系。”爸爸说完，就躲出去了。他觉得在给我起什么名字的问题上，他没输给爷爷。所以，他躲到门外时，开始偷着乐。 爷爷不能放下这件事，转头就盯住了我的妈妈：“为什么叫陈土？” 妈妈说：“你孙子正哭着，一叫陈土，就不哭了。” “天底下会有这种奇事？我不信。”爷爷站在我的床前，两眼瞪着我，像看一个怪物，他先是不吭气，就那么瞪着我。我不理他，因为我不知道他准备干什么。 爷爷突然间就喊道：“陈山！” 我不理睬爷爷。我正用嘴唇含住装土的袋子。 爷爷又喊道：“陈松！” 我把装土的袋子从嘴里吐出来。 爷爷大大降低了音调说：“陈土！” 我这才认真地看了一眼爷爷，嘴巴里吭了一声。爷爷呆了半晌，不知在想什么，然后慢慢抬起了头，对我说：“陈土啊陈土，你自己咋会喜欢这个名字？” 我笑出声来。看见爷爷垂头丧气的样子，我真的很快乐。 我的名字叫陈土。户口上也是陈土。爸爸上户口时，户籍管理人员是个年轻女士，一再追问：“哪个土字？”她不相信现在的孩子会叫这种名字。她认为给今天的孩子起名字，光在字典上找已经落伍了，应该把目光落在国外，比如说叫陈雄一郎，叫陈子不二雄，还可以叫陈瑞克，陈约翰什么的。什么不比陈土好听啊？ 这一通话说得我爸爸两眼直冒傻气，拿着户口簿就逃了。 让全家人提心吊胆的是我的头发。我在十个月时，头皮上只是覆盖着一层细细的绒毛。谁看谁都说那不是头发，只是胎毛而已。全家人就整日扒拉着我的头皮猜谜，是胎毛呢，还是头发？ 爸爸在大马路上看见有人抱着小孩儿，就赔着笑脸凑过去，要看看人家的孩子多大了，主要是想看看人家孩子的头发长多长了。看完后，就在心里默默地跟我的头发做一下比较。 可笑的是，全家人希望我的一头绒毛演变成未来的黑发。不久，我的一头绒毛不仅没有变粗变黑，反而褪了。它们显得很柔弱，经不起时间的风雨。我的一头绒毛在全家人的叹息中褪了。全家人就开始盼望我的头顶上生出黑发。 在我过一岁生日的那天，我还是个标准的光头。 爸爸有个多嘴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看见我就说：“老陈，你为什么要把儿子剃成一个大光头？” 爸爸没回答，他想躲开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但是，那个朋友教训起我的爸爸来：“孩子这么小就剃头绝对不好。还剃这么光，赶时髦呀？你以为在陈土这一代光头明星还吃香啊！告诉你，可别把我们的陈土毁了！”
我看见爸爸的头沉沉地垂在自己的胸前，抬不起来。爸爸好可怜啊。那朋友洞察力太差，以为他的一番话令我的爸爸陷入了反省，就来劲儿了，没完没了地说上了，一边说，一边喝茶，还不停地叫我妈妈给他的杯子里加水。他以为他立功了。那天是周末，他来我们家总要跟爸爸喝点酒的。但是，爸爸在心里已经取消了这顿酒，爸爸用沉默在下逐客令。按照往常的习惯，这酒在下午六点钟就该喝上了，可是，到了七点钟，爸爸的那位朋友还没看到有喝酒的迹象。他肯定在想，今天的酒可能要推迟一些时候了。到了晚上八点钟，爸爸的朋友还没看到喝酒的希望，就有点儿坐不住了。他面前杯子里的茶水也干了，也没人再给他的杯子里添水。爸爸的这位无辜的朋友站起身告辞了。爸爸也没从沙发上站起来送送。朋友走后，妈妈埋怨爸爸：“你今天的事做得太不近情理了。” 爸爸已被压抑几个小时了，突然就喊叫起来：“谁能理解我的痛苦！” 爸爸的喊声吓了我一跳，我哆嗦了一下。妈妈说：“你吓着陈土了。” 爸爸就走到阳台上，用巴掌拍打阳台的水泥台，狠狠地拍。 我突然就大笑起来，笑出了眼泪。在那一瞬间，爸爸显得很可爱。但是，爸爸还没从自己的坏情绪中走出来，就瞪着我说：“你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 我的嘴巴开始咧了。因为爸爸不在水泥台上拍自己的手了。妈妈说：“你就接着拍吧，为了让陈土高兴，就牺牲你的手吧。” 爸爸委屈地说：“我也太倒霉了。” 我开始哭。 爸爸就继续在水泥台上拍打自己的手。我看着爸爸的动作，心里就涌出了无限的快乐。爸爸受不了了，他的手不能再拍下去了，他的手疼。他从脚上拽下自己的一只拖鞋，用拖鞋底在水泥台上拍打。 我不愿意。手和鞋底敲打水泥台的声音绝对不同，我不允许爸爸随便地应付我。我开始哭泣。我躺在床上在争取自己的快乐。 妈妈对爸爸说：“陈土让你在做事情时，一定要认真，不能掺有水分。” 爸爸就只好继续用自己的手拍打了。这样，我和妈妈都笑起来。 我的头发确实是件困扰全家人的大事。爸爸和妈妈带我去了许多家医院，医生专家都说没什么问题，只是说这孩子的头发生得比别人晚一些罢了。 有一天夜里，妈妈给我翻身时，惊叫了一声。她在我的后脑勺上发现了一根两寸长的头发。它被我压在脑后，没有被别人发现。 第二天早晨，我会走路了。 在医院里，爸爸和妈妈让医生看我后脑勺上的那根奇怪的头发。一个医生看了半天，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医生的身后又跟了一个医生进来。两个医生围着我的脑袋转圈，他们的眼睛里显得很迷惘。爸爸最心急，不停地问：“我家陈土的头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年岁大点儿的医生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爸爸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这么说，我家陈土的脑袋能不能生出头发，你们搞不清楚？” 妈妈在一旁捅了一下爸爸：“你急什么？” 年岁大的医生看了看我爸爸的头说：“也许……是遗传的关系？” 这一句话就把爸爸弄急了：“什么遗传？我小时候长着满头黑发，过了三十岁才开始脱发。现在的问题是，我儿子一岁了，只长出一根头发，一根，我搞不懂，你们医生也搞不懂？你们是医生呀！”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那个年轻的医生用缺乏耐心的眼睛瞪着爸爸。他的一双穿着锃亮皮鞋的脚尖，焦躁地敲着水泥地面。我当时正被妈妈抱在怀里，我要求下地。妈妈就放下了我，她也累了，正好可以休息一下。我走了几步，站在了年轻医生的身后，掏出我的小鸡鸡，从容不迫地在那双锃亮的皮鞋上撒了一泡尿。年轻的医生先是叫了一声，然后朝卫生间跑，干净的走廊上清晰地留下了一行湿脚印。 妈妈站在卫生间门外，隔着那扇门对里边的年轻医生赔礼道歉。 在医院大门口，只有我们一家三口人时，爸爸用手捋着我后脑勺上的那根孤发说：“你小子长本事了。” 妈妈说：“这叫本事？你会夸儿子吗？” 在我一岁到两岁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后脑勺子上飘着那根孤发跑来跑去。全家人每天晚上都要检查一下，我那根头发还在不在。全家人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担心遭到意外。它最长时，达到了六寸。 有一天，我后脑勺上的那根孤发竟然没了。全家人围着我，只会说一句话：“那根头发丢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的后脑勺上也不长眼睛，哪里看得到？” 爷爷采用的是启发式教育：“陈土，告诉爷爷，今天在外面玩时，都有谁摸你的脑袋了？” 我说：“没人摸我的后脑勺。” 爷爷不信：“再想想，没人动你的后脑勺？” 我说：“我想起来了，我的后脑勺没人动，我把小仪的辫子拽乱了！她还哭了。” 我两岁生日时，全家人都吃惊地发现我的后脑勺上长出了两根头发。按着一年只长一根头发的数量计算，把我们全家人都算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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