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多福的中国“幼童” 早在19世纪70年代，安多福就开始接收由清政府派遣的留美幼童。据安多福毕业册上记载：在1878～1881年{14}间，每年都有6～7个中国学生在该校读书。曾在这里就读的留美幼童有：张康仁、吴应科、林联辉、何廷梁、周寿臣、陈金揆、黄祖莲、林联盛、刘玉麟、梁诚等。他们虽然只在安多福就读短短几年(有的仅1年)，但回国后都无愧于祖国，在各自的岗位上对国家、对人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各方面都表现超群，尤其是与人相处的能力。 张康仁(Chang Hong Yen)，第一批幼童，1878～1879年就读于安多福。被召回时已是耶鲁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生。后在哥哥的帮助下又回到美国，继续耶鲁大学的学业，1883年毕业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学位，并于1886年毕业。经过长时间的奋斗，他成为第一个被允许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曾任华盛顿中国事务总管，天津大学国际法讲师等职。朝廷赐给他“法科进士”的身份。 吴应科(Woo Ying Fo)，第二批留美幼童，1878～1880年在安多福学习。后与吴敬荣、苏锐钊、罗国瑞、潘铭钟4位“留美幼童”进入纽约州瑞萨莱尔理工学院，未毕业提前被召归国。回国后被派入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习海军，毕业后派入北洋差遣。1892年任北洋海军提标都司，充督队船大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吴应科随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铁甲舰参加了海战，表现极为出色。 林联辉(Lin Yuen Fai)，第四批留美幼童，1878～1881年就读于安多福。召回后被分配到北洋医学堂(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学医。这是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因为一位英国医生曾治愈李家人的重病，所以李鸿章相信而且重视西医。林联辉是英国医生的得意弟子。1885年与他的留美同学金大廷、何廷梁、李汝淦、曹茂祥、周传谔一起毕业后留校任教，甲午海战前已担任该校校长。日后成为李鸿章的贴身医官。 何廷梁(Ho Ting Liang)，第一批留美幼童，1878～1879就读于安多福。回国后被分配到北洋医学堂，后当了海军医官。 周长龄(Chow Shou Son)，字寿臣(1861～1959)。他出生于香港，是第三批留美幼童，1880～1881年就读于安多福。从安多福毕业后和后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一同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同年被召回国。先被派往朝鲜帮办海关税务，1894年任朝鲜仁川领事。周长龄1912年回港经商，并捐巨款资助香港大学的筹建工作。曾获国民政府授大绶嘉禾章；1926年港英政府任其为行政署议员，成为港英政府中第一位华人议员，打破了英人长期垄断最高权力机关的局面；同年英皇乔治五世赐予爵士荣衔；在港数十年，周长龄除任多种公职外，曾任东亚银行等公司董事会主席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电话公司、香港电车公司等公司的董事，并在慈善、文教、卫生团体中，亦曾担任要职。1937年，被委为终身荣誉议员。香港有一座“寿臣山”，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陈金揆、黄祖莲、刘玉麟、林联辉、不是林联盛、梁丕旭都是第四批留美幼童，于1875年到美国留学。相比前面三批先去美国留学的幼童来说，他们的年龄较小，在美国学习的时间最短，都没能进入大学学习。其中梁诚(梁丕旭)与林联盛、林联辉一同在安多福学习的时间最长，“同窗”3年。
陈金揆，被清政府召回后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是加入海军的幼童中提升较快的一个”{15}。1883年、1885年分别担任“扬威”号的二副、大副。1888年随邓世昌到欧洲接回“致远”等四舰，深得邓世昌信任。在1894年的中日海战中，身为“致远”号的帮带大副的他，听从邓世昌的指挥，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视死如归，驾驶着渐渐下沉的舰艇撞向日舰“吉野”，壮烈殉国。 在甲午战争中牺牲的还有黄祖莲。在日军进攻威海时，他英勇无畏，指挥“广丙”舰开炮击敌，阻止了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后因日军从陆地攻占了威海炮台，用中国的大炮对准中国海军猛攻，他不幸中炮阵亡。 刘玉麟(Lew Yuk Lin)，1879～1881年就读于安多福。历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长，中国驻英国大使、海关总长。1881年被召回国后，入天津电报学堂和医学堂，受到李鸿章赏识，并被李鸿章聘为家庭教师。先后出任美、日、秘大臣和出使英、意、比大臣的翻译官，也曾任新加坡领事等职务。1910年，刘玉麟出任英国大使，任职期间政绩出色，辑睦邦交。英国剑桥大学特赠与其法学博士学位。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与梁诚一起通电拥护共和。民国成立后，随即受任为驻英全权公使。1914年英国私自在西姆拉会议上炮制麦克马洪线，刘玉麟立刻两次正式照会英国政府，拒绝承认，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刘玉麟一生清廉，晚年不担任国家政要，移居澳门。当年的安多福校友周寿臣、梁诚等来澳门时，每次都住刘玉麟家。他为澳门做了不少好事，曾担任镜湖医院董事，并与亲家、原广东省省长陈席儒一起出资增建了镜湖医院，至今在镜湖医院仍可见到其碑。1942年，刘玉麟走完了其80岁的人生道路。 梁诚，在当年“幼童”的名单上为“梁丕旭”(在安多福的记录上为“Pi-Yuk Liang”)。他11岁(1875年)去美国留学，先在麻省Amherst(阿姆赫斯特)的 Harrington(哈林顿)小镇读书3年；1878年考入Phillips Academy，至1881年(17岁)被召回(假如不被提前召回，他应该在1882年夏天从安多福毕业)。在校期间，他是学校的校棒球队明星，这对于从小在中国长大、到美国后才接触棒球运动的他来说，能从美国同学中胜出并进入校队，真是个奇迹！17岁被召回国时曾被派遣学电报，后考上总理衙门的秘书。1886～1889年，随公使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开始了外交官的生涯。自1902年起先后任驻美国、秘鲁、古巴、西班牙、德国等国公使，成为清末杰出的外交家。 安多福的学习与生活，使梁诚在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首脑们交往时游刃有余、不卑不亢，敢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保护在国外的华侨利益。尽管长年在国外出任公使，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爱国的心。他曾说：“Although my country might consider me a good American, I have always remained a good Chinaman.”(尽管我的国家可能把我当成一个美国良民，可我永远是一个忠诚的中国人。)
梁诚曾两次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爵位，以“Sir Chentung Liang Cheng”闻名于世。 1901年，梁诚受清政府指示就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由黄金改为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进行谈判，当时美国表示难以照行。凭着与海约翰长久以来良好的私人关系，梁诚迂回地以中美今后在商业领域的发展前景向他提出“重新核算，减收赔款”的要求。海约翰当即表示可能并向美国总统William Mckinley(威廉·麦金莱)提出。后因麦金莱总统被暗杀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继任而拖延。但梁诚为退赔庚款积极游说，并抓住1907年Jamestown Exposition(洁姆司博览会)开幕之机在外交官酒会上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随后在国会咨文中要求授权“退还”庚款。 经过前后7年的不懈努力，梁诚终于促成美国国会于1907年12月通过议案，退还2700万美元{16}，条件是这些退款必须用于中国派遣学生留学美国，由此引发了清政府的“庚款留学计划”。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后又将皇家园林清华园拨给学务处，命名为“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堂，为选拔、培养合格的官派留美学生创造条件。这个留学美国的宏大工程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庚款生”中出现了胡适、竺可桢、杨振宁等一大批中华精英。当年的清华学堂也成为了后来的清华大学。 美国的退还赔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各国都表示愿意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都紧步美国的后尘，纷起退款。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大学问家钱钟书即是庚款留英生之一。 非常巧合的是，安多福现任校董事会主席唐先生的祖父，也是庚子赔款的留学生之一。 (2)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据安多福校史资料统计：从接收留美幼童的1878年到1992年，曾在安多福就读的中国学生共有176人(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 20世纪80年代，当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刚刚开始好转，安多福就积极行动，设法与中国重续以往的友好关系。在时任“中美联络办公室”主任的校友乔治·布什(老)的努力促成下，安多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了交流项目。以后，安多福又与北京、上海多所高中学校建立了互访交流关系。 安多福是全美最早开设汉语课的学校(1962年开始设立汉语课，1980年正式教授汉语课程)。近年来，汉语成了安多福最受欢迎的外语课程之一。全校有200多名学生选修汉语，其热门程度仅次于在美国最普及的外语——西班牙语。 如今，在现任校董事会主席、美国著名华裔人士唐先生的发起和赞助下，安多福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更加快速地向前发展。唐先生提议并出资赞助的教师访问团，每年夏天都要到中国的北京、上海、西安、敦煌、西藏、四川等地巡游访问，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学校还建立了在中国的“School Year Abroad”(海外学年)项目和为期5周的暑假中国活动项目，让学习中文的学生有机会亲身体验中国的文化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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