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讨论北京是否适合居住的时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迁都设想也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 在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候，网上流传着迁都河南信阳的谣言。但是信阳人开始担忧：“请不要来，我的伟大信阳市不能接受那一切的污染，我们现在被誉为适合居住的城市，这非常好，我不要改变。”大家都对首都所代表的生活吓怕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如今有了诸多城市病：水要通过南水北调工程运来，“首堵”比“首善之都”更加深入人心，城市越来越大，四环、五环一直到了河北燕郊欢迎你。2013年2月28日，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姚明走出驻地酒店时，抬头看了看首都的天空，皱起了眉头，这一瞬间被摄影记者抓拍下来。那一天，北京迎来了灰霾、沙尘、大风的三重袭击，天空从灰白变成了土黄。在此之前，PM2。5制造贡献了“北京咳”这一新型城市病。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也在经受每年一次的“两会”考验。北京中心城区的拥堵指数曾经出现过9。9的高位，回家路上的北京市民其实都滞留在停车场。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1980年，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汪平提出将首都迁出北京。四年后，中国社科院的黎鸣向中央递交了迁都计划书。这些民间意见都没有下文。2000年，《经济参考报》发表了方可的《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这是迁都问题在官方媒体上少有的亮相。在那之后，梅育新、胡星斗等学者在网络上发表了关于迁都的研究成果。迁都不仅要拯救陷入各种城市病的北京城，而且希望通过迁都来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胡星斗在《关于迁都的建议书》中认为，新建一个小型政治首都有助于政治与经济分开，铲除政经结盟、钱权结合的腐败现象。 在理想主义者的设想中，未来的中国首都应该是怎样的？也许不必是庞大的城市，甚至也不必声名显赫。 朱士光在西安生活，他的亲身的感受是：西安的雾霾也很严重。今年2月份，西安只有一天是适合市民健康出行的，雾霾天气占了22天。“如果北京因为空气污染要迁都，搬到西安那真是大可不必了。”其实中国八大古都——西安、北京、开封、郑州、洛阳、南京、杭州全都受困于PM2。5，连安阳都不能幸免。 汤爱民也认为古都并不适合作为新的都城。近代以来，这些城市人口积聚很大，即便作为一个省会城市，水源、土地都难以承载自身发展的需要。另外，像南京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本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由它带动周边崛起的战略区位的意义不大。 汤爱民说自己曾经重点考察过湖北、河南、山西、四川、甘肃、重庆，也去了宜昌、襄阳、南阳、信阳、随州、汉中这样的中小城市。在他看来，由襄阳、荆州、荆门、宜昌四座城市相围而成的一片三角地带可为首选，《管子》中讲“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这一带处于鄂西高地上，有大山：大别山、巫山山脉；也有大河：长江、汉水，水源充足；人口并不密集，城市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可用的土地比较开阔，文化历史资源也比较丰富；处于东西、南北交汇之处，区位优势也比较好。 “现代国家迁都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发展的盲点在西部，根本解决是迁都到中西部，而且成本还不高。建都中西部，也可以很好地解决西藏、新疆问题，可以提高民族凝聚力。”对于前段时间，谣传甚广的“新首都”信阳，汤爱民说，信阳有点缺陷，南面是大别山，北面是淮河，从风水的角度，北面有山，南边有水比较好。 汤爱民也表示，新首都的选定不是一两个人拍脑袋决定的，首都的选定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准备，由最高权力机关设立一个首都发展委员会，组织水文、气象、地质等方面的专家收集资料，充分论证，“就像当初修建三峡大坝一样”。迁都是一个利益的博弈的过程，难免会得罪既得利益者。比如，如果迁都，北京的房价很可能会有所下降，相关的利益集团必然会进行游说活动。如何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汤爱民认为需要一个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协调好各方利益。 毛泽东曾想将首都定在哪？ 哈尔滨是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所在地，为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党中央迁往哈尔滨 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非常重视这块风水宝地，并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的注意力虽然向东北倾斜，但是哈尔滨毕竟远离中国腹地，从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转移过去很不容易，中间需要一个中转地，于是又选定了华北的避暑胜地承德，准备把承德作为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 在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林彪和罗荣桓曾就党中央迁往东北之事去电请示，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回电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不能离开。” 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东北哈尔滨之事暂时放下，但是党中央迁往哈尔滨的准备还在加紧进行。 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剧烈变化，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交通要道。毛泽东果断地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承德，中央军委命令，把中央先行警备团就地改编，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 毛泽东改变了主意 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 再说当时国民党政府仍然占领着中国半壁河山，要把那些着名人士接到大连再转往哈尔滨，共商建国大事，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设想过几种接送方案，经过几番周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三批民主人士先后经香港安全到达哈尔滨。 黄炎培等第四批民主人士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黄炎培等于3月25日到达北平。 随着三大战役频传捷报，毛泽东认为不必再远征哈尔滨宣布新中国诞生了，但把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他还没有考虑好。 一天，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欣喜异常，他觉得有了可以很好商量这个重要问题的人了。 北平成为理想都城 “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王稼祥对此也有所考虑。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是不是定在北平？”王稼祥的想法正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笑笑问：“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首先否定蒋介石所在的“南京”说：“现在国民党的首都，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的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毛泽东见王稼祥如此坦诚，而又言之有理，极感兴趣地点头表示赞许，并又提出问题说：“西安如何呢？”王稼祥回答说：“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合适。” 毛泽东又提到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曾经做过多朝都城的开封、洛阳应在考虑之列。王稼祥从经济和交通角度发表意见说：“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加之交通及黄河的水患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问道：“稼祥，你认为最合适的建都地点在哪里？”王稼祥受到毛泽东的鼓励，兴致更高，顿有江河一泻千里之势：“我认为作为首都最佳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联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重心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与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500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该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这么痛快淋漓的意见，觉得非常解渴，朗声笑道：“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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