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为外国培训航天员 与中方联合飞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兆耀16日透露，在空间站阶段，中国载人航天将在适当时机为他国选拔培训航天员，并与中国航天员一起联合飞行。

　　由联合国外空司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首次共同主办的载人航天技术国际研讨会当天在北京开幕，王兆耀做主旨发言时透露了上述信息。他说，未来中国空间站研制建设过程中，中国将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与联合国外空司及其他国家、地区的航天机构与组织开展广泛的务实合作，中国空间站阶段可在四个方向上开展国际合作：

　　一是开展平台技术合作，可以是单项设备与部组件研制的技术合作，也可以是分系统甚至舱段研制的合作；

　　二是开展空间应用合作，可以采用联合研究、搭载实验等方式，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等领域进行合作；

　　三是开展航天员选拔训练合作，可以与各国在航天员选拔训练技术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适当时机为他国选拔培训航天员，并与中国航天员一起进行联合飞行；

　　四是开展技术成果推广，积极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广载人航天技术成果，促进共同发展。

　　“合作与创新将会成为载人航天发展的两大主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牛红光指出，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更具革命性的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更好服务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是载人航天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飞天第一人、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杨利伟称，中国载人航天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研制建设载人空间站，“十年之后，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的空间实验新平台将出现在太空。

　　我们愿意与全世界同行一起在中国空间站建设和运营期间，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为人类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始终是人类探索外空一支积极重要的力量。”王兆耀表示，中国已全面步入空间站研制建设的新阶段。

　　2020年左右，中国将研制并发射基本模块为20吨级舱段组合的空间站，突破和掌握近地空间站组合体的建造与运营技术，具备航天员在轨长期驻留能力，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应用和空间技术试验。

　　1964年的一声巨响炸开了束缚共和国强盛的藩篱，原本以神秘与荒芜著称的罗布泊由此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两弹一星”的起源地。

　　很多人将那场核爆称作罗布泊的闪光，固然是因为原子弹爆炸时强烈的光辐射，但更多地却是执着于共和国强盛的闪光。强盛从此而始，我们有了“两弹一星”，我们实现了载人航天，我们还在向往着月亮，向往着遥远的太空。

　　“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

　　对于原子弹，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曾经有一句经典的评价：“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战略上藐视，但战术上足够重视。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正是在那时起的随后几年中，共和国与核研究有关的科学家、专家开始汇聚罗布泊，十万大军开始汇聚罗布泊，所有与核制造有关的工厂将目光对准了罗布泊。一座高达百米的铁塔在罗布泊逐渐被树立起来，代表着中国国防力量的“罗布泊的闪光”就在这座铁塔上爆发。

　　这一瞬间闪光的背后是数不清的艰辛与复杂。探矿，挖矿，加工，提取……先从南方的矿山开始，再把经过粗加工、细加工、精加工的半成品送到北方的工厂，北方的工厂加工后又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提取。可以说，核心材料铀235的提取辗转了大半个中国，任何一道工序都不能少，任何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技术标准。1964年初，当时的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一次会上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时任国务院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的赵尔陆上将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

　　罗布泊的“蚊子水”喝起来松乎乎

　　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建造以及后来的运转都是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国情下实现的。从建设基地的工程兵到进行核心研究的科技人员，奋战在罗布泊的每个人都经历过忍饥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阶段。

　　有的科研人员在食堂没有吃饱，就冲点酱油汤和黄糖水、含颗蜜枣顶一顶。很多人开玩笑地说，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可以坚持工作1个小时以上;吃一颗蜜枣，可以坚持工作1个半小时以上。在当时的罗布泊，部队驻扎地周边可以吃的如沙枣树籽、骆驼草等植物，几乎都被拿来充饥了。

　　陈士渠将军后来曾回忆说，那时候很多人都在喝“蚊子水”。因为没有水源，战士们收藏了部分雨雪水，时间长了水里积了很多蚊子。杯里有厚厚的一层蚊子，有的已经煮熟沉到水底不好捞出来。而且蚊子太多，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不能看，端起来就喝，喝起来松乎乎的，别有滋味。

　　1985年，杨振宁看望身患癌症的邓稼先时，问起国家为两弹研发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的事情。邓稼先说：“奖金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原来，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发给整个“两弹”科研队伍的奖金总数仅仅1万元钱，受奖机构自身又拿出一部分钱按照10元、5元、3元的级别分下去。邓稼先当时拿到了最高的奖励级别，但每一个“弹”只有10元钱。

　　神七航天员住与世隔绝“红房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科研和训练环境好了很多，尤其是神舟系列的航天员们，更是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知情者将这种关照称作“魔鬼训练”。

　　以神舟七号的航天员为例，他们被隔绝在中国北京航天城的航天员中心里，住在神秘的“红房子”中。之所以叫“红房子”，一是因为房子确实是红色的，二是因为红色意味着中国航天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源自这里。住在这里的“神七”航天员不准在外就餐、不准私自外出、不准抽烟喝酒、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

　　中国航天员训练有8大类58个专业，这被航天员们称为“登天的58个阶梯”。在具体的训练器械中，最恐怖的还是离心机，“神七”航天员所使用的载人离心机号称亚洲规模最大，椭圆形的封闭吊舱被连接在长达8米的旋转臂上。真正转起来时，航天员在里边被甩得“脸部变形、泪水横飞”是非常正常的。据了解，这台机器可以模拟出载人航天器上升和返回时的持续超重状态。

　　为了适应长时间的太空失重状态，“神七”航天员还要接受头低位卧床训练，时间长达5天5夜，也就是俗称的“倒着睡”。在这种状态下，航天员要正常吃饭、饮水、清洁个人卫生，还要进行摄像等操作训练，“头部肿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必须要克服的。

　　记者：您的父亲曾经说过，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可以更快一点，请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钱永刚：父亲那个年代，国家经济实力没上来，经常是要干事、干成事，但没钱。老一辈航天人深感发展航天事业的艰难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

　　例如，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生产任务书要求卫星在太空可靠运行1万小时。而要在太空运行1万小时，就要先在地面上运行1万小时。但当时中国的航天经费，仅仅能够维持卫星在地面运行200小时，没钱啊。

　　在这种没有进行足够实验的情况下，谁都不敢签字让卫星出厂。当工作人员找到父亲时，父亲说：“材料放我这里，我看两天。”几天后，父亲在材料上签了“我认为此卫星可以出厂”之类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失败了，钱学森来负责。

　　到了今天，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了。有经济实力为后盾，综合国力提高了，这是新一代航天人之幸，也是航天事业发展可以更快一点的原因。

　　记者：听说每一次航天员成功完成任务后都要去见钱老，是真的吗？

　　钱永刚：父亲虽然在家，但对中国航天事业非常关注。神五、神六发射后，国家曾经组织杨利伟、聂海胜、费俊龙去上门看望钱老，而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和惯例。神七发射成功后，有关方面一直都希望让经历过太空漫步的航天员去看望钱老，但考虑到钱老的身体和“神七”航天员返回后的各种安排，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但这个计划没有取消。

　　航天史专家刘登锐：

　　航天器选择“飞船”没走弯路

　　记者：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较晚，在已经有了借鉴的情况下，我们的航天器为什么没有选择美国的航天飞机？

　　刘登锐：俄罗斯采用的是飞船技术，美国是航天飞机。就中国当时的情况来看，航天飞机固然有优势，但劣势也很明显，投入大、危险性高、相关技术基础缺乏，所以研制航天飞机并非中国的最佳选择。

　　实践证明，我们研制飞船没有走弯路，恰恰是航天飞机走了弯路。根据美国方面披露的消息，2010年，美国现有航天飞机将全部退役，航天飞机将逐渐告别世界载人航天的舞台。

　　广东飞行员运送第一颗原子弹

　　在广州空军某干休所，住着一位叫李贤凤的退休飞行员，他来自广东南雄老革命根据地。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在45年前曾率领机组完成了原子弹爆炸前后的一系列飞行任务。至今，他的身上仍然留有轻微辐射的痕迹。

　　当时，接受了绝密任务的李贤凤担任一架伊尔-14型飞机（如图）的机长，负责装运原子弹及配套器材和运送蘑菇云中取回的样品，后来他还成为执行任务临时飞行大队的大队长、党支部书记。

　　原子弹临爆前，由李贤凤的机组负责将分解的原子弹，运送到前沿基地进行组装。这个任务是绝密的，不能告诉任何人。在飞行过程中，飞机利用地形地物，采取隐蔽低空飞行，通信联络上也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如此这般，飞机连续飞行多次把原子弹顺利运到目的地。原子弹运抵后，该机场没有任何不正常反应，保密效果很好。

　　原子弹爆炸后，又是李贤凤率领送样品的机组飞往北京，沿途战胜恶劣天气，经多次加油、吃饭后，经过8小时零8分的长途飞行于深夜2时16分，终于将样品安全送到北京。中央有关领导和专家等，在南苑机场迎接样品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