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院选举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中国领导层在此次选举前、期间和之后的行为，可以看出其如何使用传统和高技术作战的战略和策略。 这种作战形式利用传统和先进的技术——导弹、船只、喷气式战斗机、侦察机、试验和干扰性技术——向对手发出政治信息。中国领导人进行这种独特军事演习，或许反映出他们认为事态已发展到单纯外交已无法获得足够回报的程度。他们也可能是在寻求新办法发出自己想要传递的信息。最后，他们可能觉得，与日本的争端已开始越界，危及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虽然中国领导人使用这种独特的作战形式，但并无意愿让争端升级为某种军事冲突。相反，在军事演习中，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前，也有可能是让争端淡出公众关注。 1994-1996年台海危机和-2013年东海危机都凸显中国独特的演习形式。在台海危机中，事件由中国领导层认为的台湾走向独立引发。因此，中国进行一系列传统和高技术作战演习，包括大规模军演、地下核试验、弹道导弹试射、两栖登陆演习及实弹演习。 它们发出不同的信息，针对的是其行为日益威胁中国国家利益的不同行为主体。对台湾选民和领导人，信息是1996年台湾“总统”选举时不要搞独立公投;对外国势力，信息是中国不会容忍外部对内政的干预;而对中国大陆民众，领导层意在展示防止台湾独立政治意志和军事就绪性。 此外，或许最明显的，中国领导层的军事行动证明，他们可以给台湾造成政治的和重大经济损害。 再来看中国领导层在东海和如今在太平洋的行为。围绕钓鱼岛的敌意加剧，可追溯至日本年9月宣布对3座岛屿“国有化”。从那时起，中国进行越来越多的传统和高技术作战演习。这些演习针对日本领导层;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希望东京将领土争端搁置一边，让它淡出公众视野。 就台湾、钓鱼岛而言，观察家应该预料中国领导层会继续使用传统和高技术军事行为，强力达成政治结果。中国领导层的行动驱动力将包括内外因素，即中国对手的行为、中国国内民众的情绪。如果中国领导人觉得对手的行为日益危及中国的国家利益，那行动就会升级。 正如蒙特·巴拉德所说，认识到中国领导层采取军事行动，意在政治结果而非军事结果，应该有助于预测未来的军事行动，防止未来冲突中的严重误判。 香港媒体：保卫海权要有新思维新策略 最近，为反制日本政府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国有化的行径，中国政府持续4个月派遣海监船、渔政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领海范围内执行公务，还第一次有海监飞机抵 达钓鱼岛海域上空，配合在该海域的4艘海监船编队，实施首次海空联合巡航，有力地宣示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此一举措，是中国扞卫钓鱼岛主权的一小步，却是保卫海权要有新思维新策略的一大步。 中国的国土面积是多少？绝大多数人回答是960万平方公里，显然没有算上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这片海域，除了渤海是内海之外，从黄海、东海到南海，百分之五十二面积与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8个邻国存有不同程度的争端。 当今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对能源矿产有巨量需求，但本身地大物不博，海洋资源的开发刻不容缓; 中国现在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大国，货品出口、原料进口数额庞大，海上交通成了生命线，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海权包括岛礁、领海、经济专属区的主权完整，构成了国家主权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国家主权、安全、发展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 保卫海权，除了立场坚定之外，还须审时度势和讲究策略运用。 保卫海权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 1971年6月，美国向日本移交冲绳群岛主权时，居然私相授受，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屿的管辖权也一并交给日本，其后全球华人掀起波澜壮阔的保钓运动。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并说由下一代人解决钓岛争端。 邓小平提出这一主张的背景，主要是文革十年浩劫给国家带来巨大创伤，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中国希望有一个周边和平环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日本当时作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其资金、技术、企业管理经验等对于中国有重大吸引力。 因此，若钓岛争端能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化解，应该是互利共赢的。其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不仅用在钓鱼岛，还套用到南海诸岛。 对待海权被侵，中国当初基于和平外交，主动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无不可，关键是争议的对方要接受。结果30多年过去，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接受;相反人家还钻空子，我占了就占了，你尽管搁置，欢迎之极！ 有道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见势不妙，就应调整政策，不能一本皇历看到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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