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朱元璋的开战威胁，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针锋相对，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不卑不亢，绵里藏针，表面上给了“天朝”面子，实际却暗藏“奉陪到底”的强硬。 小小日本，为何敢杀大明使臣？这首先与两场历史巨变有关。其一，南宋灭亡；其二，日本抗元。 南宋灭亡前，中国是日本的榜样。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进行哀悼。可见，日本的“中华情结”何其深厚。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两伐日本，结果船队均被台风摧毁。通过抗元，日本大大提高了战胜中国的信心，对中国也不再崇拜。 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在日本人的眼里，已经失去了正统地位。中国自南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 朱元璋鄙视日本由来已久，在他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小丑。但日本却认为自己比明王朝更有资格继承中华大统。大明与日本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然而，面对朱元璋的步步紧逼，日本当政者还是寸步不让。他们除了上述两个原因，还有什么更撑得住的理由呢？ 追寻历史的深处，我们发现：日本当政者的“战略”眼光原因，甚至占据日本对抗中国底气的更大比重。 怀良亲王认为，中国作为一支大陆力量，对外张力极其有限，从未有征服海上岛国的记录，何谈海战胜利经验？所以，这个执掌日本大半江山的王者，虽承认本国实力还没有强到能战胜中国的程度，但料定大明皇帝不敢做蒙古远征军都做不到的事，朱元璋的战争威胁不过是说大话而已，所以自己也来个以牙还牙，放出“大话”—放马过来，俺不怕你！ 果如日本所料，尽管日本一再不敬，朱元璋仍然只是大话压人，始终不敢轻举妄动。不知他是忌惮日本“神风”，害怕重蹈蒙古之辙，还是韬光养晦，总之后来没和日本一般见识。 再后来，朱元璋在留给接班人的丹书铁券中，明确规定日本为“不征之国”。原来，他从日本的应战书中找回了面子—既然日本称我为“天朝”，自称为“臣”，朕也就宽怀大度，不再追究日本杀使者的事情了。 朱元璋此举看似大度，实则无奈—我不打你了，你也别惹我。大明时期，中日力量虽不对等—大明国力明显高出小打小闹的日本几筹，但从两国对抗的气势上看已呈均势。 关键词：朱元璋如此角色 本文摘自《百家讲坛》年第7期，作者：程万军，原题：朱元璋为何不敢出兵日本 朱元璋为何把日本列为永不攻打的十五国之一？ 甲午海战、马关条约、南京大屠杀……中国跟日本有着说不清的恩怨情仇。如果当初朱元璋攻打日本的计划付诸实施，也许…… 中国与日本在地理上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是唇齿相依的邻邦，历史上有过漫长的蜜月期，如汉唐。也有过水火不容的时候，后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元朝时忽必烈的两征日本，其声势浩大，规模可谓空前。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明初建国的时候，雄才大略的朱元璋也有过进攻日本的打算。 “倭寇”是明朝的关键词之一，“倭患”一直贯穿了整个大明王朝。尽管在后期有诸如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的一力抗击，但是一直要到德川幕府17世纪，连续三次发布锁国令的时候，“倭寇”才真正意义上在我国东南沿海绝迹，“倭患”也才真正解决。 早在朱元璋统治的洪武时期，倭寇就长期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骚扰。据统计，洪武年间有记载的倭寇入侵达44次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洪武十四年之前，平均每年超过两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可谓殚精竭虑，绞尽脑汁。 洪武元年，他派永嘉侯朱亮祖镇守广东，在沿海要地设置卫所，派兵防守，同时发国书给日本诸国（当时日本正处于分裂的“南北朝”时期）表达了自己希望与日本诸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一起消灭倭寇，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但当时的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诠以“倭寇乃九洲海贼所为，日本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为由予以搪塞。洪武二年，着眼于长远利益的朱元璋又派杨栽等七人出使日本，并亲自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威胁“倭寇”。接到信后，日本国的怀良亲王大怒，斩杀明使五人，其他的悉数扣留，朱元璋的这一次交涉毫无成果可言。洪武三年三月，不死心的朱元璋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等再次出使日本。赵秩经过一番惊险的周旋和唇枪舌剑后，终于软化了怀良亲王的立场。怀良亲王派和尚祖来捎带了大量的贡马和土特产向明朝“奉表称臣”，而且还送还了七十多个被倭寇抓去的中国人。朱元璋十分高兴，在皇宫设宴款待日本来使，并赏赐了大量的财物。考虑到日本人普遍信仰佛教，朱元璋还派了八个和尚护送祖来回国。但是朱元璋对当时的日本缺乏最起码的认识，他高估了怀良亲王的影响力，怀良亲王只是一个亲王而不是国王，他的意志并不能代表整个日本国的意志，那么当时最有势力的日本国王是怎么想的呢？说来还真是凑巧，这位仁兄的想法正好与怀良亲王相反，他并不认为跟中国交好是一件多么急切而急需解决的事。于是这次曾给朱元璋带来希望的交涉就这样再次搁浅。 后来日本国也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朝贡，但因为这些多是地方实力派官员贪图大明朝的赏赐而搞的私人活动，没有正规的表文和印信，所以朱元璋都不怎么搭理。洪武十三年，日使再次来贡，情况同前几次一样也是没有表文，但带了一封日本征夷将军源义满的奉丞相书，文章写得极其嚣张，朱元璋看后很不开心，便拒绝了日本的朝贡。洪武十四年日本再次来贡，朱元璋又一次推却，并让礼部写了一封信责备日本国王和他们的那个征夷将军：“王居沧溟之中，传世久长，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王环海为险，限山为固。妄自尊大，肆毁邻邦，纵民为盗。上帝将假手于人，祸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与王。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无乃构嫌之源乎？”。 关键词：朱元璋如此角色 日本不甘示弱，也回了一封极其强硬的信，而且文采斐然：“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朱元璋看了这封表文大怒，史载“帝得表愠甚”，但考虑到元朝两次出征日本损兵折将的前车之鉴，朱元璋忍住了这一口恶气。虽然如虎将李文忠者也曾建议朱元璋征日本以雪前恨，但朱元璋在深思熟虑之后还是没有率领大明朝的舟师东渡。 不过这一件事后，朱元璋改变了以往企图交好日本的策略，而改为在内部积极设防，在沿海各地加强防守和卫所建设等，尽量减少倭寇造成的损失。最后他以日本支持胡惟庸造反为由，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果断地断绝了跟日本的往来。把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并把这写入了传给后世子孙万世不变的《皇明祖训》中。正是在这同一本《祖训》中，日本还被列入了永不攻打的十五国之一。 西方人如何评价明太祖朱元璋：长期患偏执狂症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年02月21日B20版 作者：黄波 原题为：一边兴学校,一边毁文化 洪武朝堪称中国历史上遍设学校之始，兴学系元璋一大善政。但元璋只希望造就为己所用之工具，对学生设禁甚多，不但不许议论所谓军国大事，更规定“生员不得擅入厨房，议论饮食美恶”，敢有犯者，杖击并充军。 国子监第一任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宋讷对学生单靠严厉立威，伙食很差，学生竟有饿死者。一个叫赵麟的学生受不了虐待，在学校里贴出一张壁报抗议。按照校规，这是“毁辱师长罪”，应该打一百大板充军，但元璋却认为学生向师长抗议，此风不可长，竟法外用刑，把赵杀了，并在学校前立了一根长竿，悬其头以示众。 这根血淋淋的竿子一直竖在那儿，居然要等到明史上以荒淫出名的明武宗出场，才被下令撤去。史籍上说，明武宗南巡，到了南京的国子监，看见这竿子感到奇怪，说这是做什么用的呢？教员回答是挂学生脑袋的，武宗大不以为然，说了一句很朴实的“名言”：学校岂是刑场！撤掉吧。这根血淋淋的竿子一共竖了126年。 把科举考试的内容限定在几部经书之内，宋朝王安石是始作俑者。朱元璋的“创造”在于，他和文臣们一起，把科举考试的文体格式僵硬地固定了下来，文章怎么起头，怎么转折，怎么结尾，都必须一丝不苟。这样一来，文章立意早已是圣贤的，格式又是统一的，逼迫天下读书人把才思浪费在“八股”这个螺丝壳中，只能在螺丝壳中看谁的道场做得漂亮，徒然耗费青春。 关键词：朱元璋如此角色 秦始皇怕读书人厚古薄今，非议朝政，焚书坑儒，唐太宗实行科举，看到应举人很多，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元璋更进一步，把读书人限制在八股中，其办法是唐太宗的“英雄入彀之术”，其用意则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心”。 南北文化水平不一，科考录取者中南人居多，洪武三十年也不例外。北人不满，元璋下令彻查的结果证明并无舞弊，这时又有人造谣，说复查者故意把北人中不好的卷子给皇帝看，元璋大怒，立即将复查的多个官员赐死，同时他亲自考试，重新选拔了61人，均为北人。“时谓之南北榜”。西方学者所撰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在叙述这一冤案时直截了当地评价说：“这种种事件表明了一个人长期患偏执狂后会是什么心理状态。” 狠毒变态明太祖：朱元璋曾将对手分尸喂狗 本文摘自《大明朝的另类史》 作者:梅毅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士诚，小字九四，乃泰州人。他自年青时代起，就做当地盐场的帮闲记帐一类杂差，很能损公肥私，凭关系让三个弟弟干上操舟运盐的营生，顺便走私贩盐。这性质与现在派出所所长让亲戚开歌舞厅按脚房一样，不算什么大恶，却无职业“道德”可言。当然，盐铁在封建社会一直是国家严管专卖产品。由此，利润颇丰。手中有了钱，张士诚自然轻财好施，很似《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颇得当地“劳动人民”欢心。从人品上讲，张士诚为人是元末群雄中属一属二的“好人”，不奸险，能容人，礼待读书人，但乱世大伪，既然他没有杀妻灭子的“气魄”，根本就熬不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 由于张氏兄弟向寿州附近诸富人家卖盐期间多受陵侮，不少人户还欠钱不给，加上盐场一个保安(弓手)丘义没事就辱骂张士诚，惹得张氏兄弟杀心顿起。恰值当时天下已乱，于是他们便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夏天，忽然起事。加上张士诚和他三个弟弟，以及一个名叫李伯升的好汉，当时一伙人一共才十八位，起事时，他们并无远大理想，只是杀人泄愤而已。就这十来号人，先冲进盐场保安室把弓手丘义乱刀剁死，然后遍灭周围诸富家，放火烧掉不少大宅院。由于当时盐场工厂生活极其艰辛，苦大仇深，见有人带头挑事，纷纷报名加入，共推张士诚为主，百多人聚集一起，一下子就“攻克”了泰州。接着，他又破兴化，占领重镇高邮。胜利如此容易，张士诚便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开始过称王称帝的瘾。 转年，张士诚树大招风，大元朝的丞相脱脱亲自率百万大军来攻，把高邮团团围住，当时的张士诚，叫天不灵，呼地不应，悔得肠子都青，连扇自己嘴巴怪自己招摇惹事。最惨的是，他想投降都不行，脱脱铁定了心攻下高邮后要尽屠当地兵民，以在江南树威示警。人算不如天算，脱脱遭朝中奸臣算计，元顺帝一纸诏书把他就地解职押往吐蕃，半路毒酒赐死。至于那“百万大军”，一时星散，群龙无首，张士诚终能逃出生天，率一股人马逃出高邮当流寇去也。 在天下大乱的“革命”形势下，张士诚很快东山再起，并迅速占领了江南最富庶的常熟、平江两个重镇。平江即苏州，粮仓，衣仓，钱仓，真正的大富之地。而后，张士诚势力发展极为迅速，湖州、杭州、诸全(诸暨)，绍兴、宜兴、常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泗州以及朱皇帝的老家濠州，全部被其所占领。刘福通如此朱逼勇武之人，也被张士诚手下大将吕珍包围于安丰(寿县)，出战时被杀。如果朱元璋不来救，连小明王韩林儿也会被张士诚军队活捉。 有一点要弄清，张士诚打韩福通，不是所谓的“起义军”内哄，这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派系。 江南群雄，分为两大派系，即刘福通和徐寿辉的红军系，以及张士、方国珍的非红军系。红军系又分东西两派，东派名义上以“小明王”韩林儿为其主，实由刘福通掌握，郭子兴、朱元璋这一只其实就是东派红军系，在淮水流域四处闯荡。西派红军包括徐寿辉、陈友谅以及日后割据四川的明玉珍，他们的活动地点主要是汉水流域。“红军”之间，平时互相争得你死我活，所以，张士诚打刘福通(又是从开封被赶跑出来的败寇)，可称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且，张士诚和元朝的关系也很好玩，起事当年他就受朝廷“招安”，还弄了个官做。 关键词：朱元璋如此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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