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新疆的几个问题，据参加会议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说：会议到最后，毛主席提出，林彪的身体不好，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委日常工作，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同意。 这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责任落到了贺龙身上。 林彪着实又不痛快起来。按他的意思是最好位子他占着，工作别人做着；他想干时干一下，不想干时就不干。尤其是贺龙，他一直就不喜欢他。这样一来，自己不但被排斥在军委领导之外，而且自己的位置可能要一直被贺龙顶替下去，他开始更加密切地观察毛泽东的思想倾向，并以此衡量贺龙主持的军委做事的尺寸，从中挑刺。 首先将“倒”向贺龙一边的罗瑞卿置于死地，遇上“文化大革命”的火候，他又开始收拾贺龙了。 1965年11月间，69岁的贺龙在出席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后，刚回到北京，就听说军委直属机关正在对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开始批判。他不知道肖向荣犯了什么错误，但这是林彪的指示，想必是有原因的吧，他不便过问。那时节，经常有人会遭到批判。 贺龙不想过问，但却躲不开。11月底，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议的主持者、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特地跑到贺龙住所。 他对贺龙说：“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判肖向荣。他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肖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感到诧异，便问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这位负责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瑞卿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看战争片，怕见流血，他还是个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是暗指林总的，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关键词：罗瑞卿总参负责人 贺龙觉得有些牵强附会，便问：“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 贺龙按照自己的思路，对那位负责人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对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再往那方面去想了。” 总参谋部的这位负责人没说什么就告辞了。 贺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早先不说，作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贺龙是很熟悉的。他觉得不但自己熟悉，林彪与罗瑞卿可能更熟，长征时他们都是一方面军的，抗日时都在军政大学。罗瑞卿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忠心耿耿，虽然他的职务也不小，可毛主席每次外出，他都像个“大警卫员”似的跟着，忙前忙后，他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呢？贺龙想不出个头绪。那个时候，没有头绪的事情也太多，人们只能“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善良的人们经常要强迫自己去适应形势。 不几天，那位负责人又来找贺龙，而且坐下来就哭。 贺龙打了一辈子仗，见得惯血却见不得泪，见了大男人哭，尤其是一位将军，心里就有些烦：“哭什么嘛！有什么事你就说。” “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 “怎么啦？”贺龙问。 “马上要出会议简报。简报里还要写上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脸上大变，眉头一拧，叫嚷起来：“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上面想吗？” 关键词：罗瑞卿总参负责人 那位负责人低着头，声音里透出无奈：“那不解决问题。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 贺龙真有些火了，这哪是可以担保的事？不过他还是说：“我可以担任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那人还在追问：“贺总，你这话能不能传达？” 贺龙最烦的就是罗里啰嗦，不明不白，干脆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 八天以后，贺龙接到通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他前去参加。 按照惯例，通知开会的同时要告知会议内容，与会者可以事先有所准备。但这次有些反常，除了开会日期，什么也没有告诉。贺龙有些纳闷。他想起中央最后发出过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是不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让秘书带上作战地图，以备万一。 到了上海，贺龙才被告知，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同时，给他们一包材料，其中有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的提纲，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上说：“有重要事情需要向主席报告，先由叶群前去送材料和作口头报告。”贺龙着实吃了一惊，这才感到此次会议非同寻常，而且，很快联想到自己保罗瑞卿的事。他想可能会有麻烦。 他的住处被安排在兴国路1号的一座平房里，和刘少奇住得很近。晚上，李井泉来看他，恰巧刘少奇、王光美顺道来访。 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应当事先知道的吧？” 贺龙摇摇头：“我也是刚刚知道。” 刘少奇甚感奇怪，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李井泉回答。 李井泉一说，大家都觉出事情不一般，沉默起来。刘少奇吸着烟，自言自语道：“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大家又是一声唉声叹气。 关键词：罗瑞卿总参负责人 第二天开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竟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角，据她讲是代表林彪来揭发罗瑞卿“罪状”的。 贺龙对叶群的发言很反感。开会回来，他就对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头，中间还不断插话。” 薛明知道“老总”一般不在家里谈“公事”，这次主动说起，便好奇地问：“她说什么？” “说了罗瑞卿好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叶群说，罗瑞卿要取代林总当国防部长。罗瑞卿会做得出来吗？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是靠不住的。” 薛明叹口气说：“叶群这个人，唉！” “这都是搞些什么事啊！”贺龙愤愤不平。他为罗瑞卿不平。 谁知，会议的第四天傍晚，叶群突然来到兴国路，拜访薛明。她们是老熟人了。叶群对薛明说：“林总很关心贺总，让我来代他问好。” 薛明赶紧起身相迎：“不敢当啊，请代我们向林总问好。” 彼此闲谈了一会儿，叶群客气地告退。 出于礼貌，过了一天，薛明前往林彪住处回访。 叶群像往常一样，很是热情，套着近乎。她告诉薛明：“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那篇文章，是林总决定用贺总的名义发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林总考虑，贺总在群众中威望高，特别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 叶群津津乐道，并以自责的口吻说：“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里去，是因为怕贺总骂我。薛明，说真的，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 薛明被叶群这一套东拉西扯的话弄糊涂了，不知她心存何意，脑子里琢磨着，嘴里就应付着：“你是贵人，太忙了。” 闲谈了一会儿，叶群突然说：“过去你说了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一怔，知道叶群打的什么主意了。 关键词：罗瑞卿总参负责人 那还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龙去部队视察工作，林彪也去了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薛明曾找叶群谈南京的事。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叶群在南京国民党控制的电台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时候，又与国民党的一个教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演讲比赛，又为国民党ＣＣ派办的壁报供稿。从一个人的生活之路来看，当时，叶群年纪很轻，本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无需向组织隐瞒，讲清楚也就可以了。这些事，当时随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的薛明都知道。延安整风时，要进行干部审查。出于对叶群的关心，薛明动员叶群向组织上讲清楚，以免不必要的麻烦。薛明将这个意思对叶群说过之后，叶群承认在南京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之类的话。但薛明要她自己去向组织上作交代时，她当场耍赖，又哭又闹，满地打滚，说薛明是要趁林彪不在害她。薛明被叶群一闹，没了主意，就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去了。叶群说的“坏话”，就是指的这件事。 薛明对叶群翻出老账，心里很不高兴，就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叶群眼睛盯着薛明，盼着她说些同情的话，可薛明依然如故，心里老大不快。 过了两天，叶群又来找薛明，对她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这样的情况，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就说不清了。” 薛明向她解释说：“文件是总政一位负责同志让我给她看的。” 叶群把脸一板说：“我这是关心你和贺总。” 贺龙对叶群的主动登门有些警惕，他预感这里面包藏什么祸心。他对薛明说：“不能小看了叶群的来访啊！叶群说以前的事情她不记恨，难道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 薛明面前也罩上了一层阴影，她想不出叶群还会搞什么名堂。 贺龙自然想得更远一些：“叶群来访不是来问好的，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整一整罗长子。我看还有更大的目的呢！” 上海会议开了七天。8月15日结束。这一天，林彪召集了一个军委常委会议，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林彪似乎“病”已痊愈，要来重整河山了。 林彪复出，罗瑞卿罢官，自己交权，层层浓雾遮掩在他的心头。若干次党内斗争的事实告诉他，这决不是一个好兆头，很可能已经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朝自己撒过来。他知道，如果真有其事，他无法逃避，无法躲藏。参加革命以来，打仗，对付多么顽固的敌人，他都有办法；可是，所谓“政治斗争”，他永远都是被动的，永远搞不透。想到这些，他心里一片惆怅。按以往的经验，工作是最好的安眠药，只要努力工作会忘掉一切烦恼。他想起不久前毛泽东曾让他去看看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得怎样。这件事还没有做，不如先去完成它。他让薛明独自返回北京，自己先到广州，放松一下被搞得焦躁不安的心绪，而后，独自去了四川。 等他回到北京，已是1966年春末夏初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林彪已经念着“政变”经走上前台。林彪搞倒贺龙的初衷没有变，而且心情更急迫。 关键词：罗瑞卿总参负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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