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那年，朱德突然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面对困惑与忧虑，朱德少了许多话语 1959年，朱德73岁。 这一年，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过去一样，他仍然用大量时间外出视察，到国外访问，出席并主持各种会议。尽管他的工作丝毫没受年龄的影响，但他的思想上却产生了一些困惑。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于长年在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的朱德而言，不能不引起深思。思考的结果，他不能不对现行政策提出疑问。 1959年夏天，朱德出席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一上山，就找主管农业的李先念谈话，指出要把各方面的生产能力都使上去，尽量多的生产出东西来。接着，他在中南小组会上发言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什不够，共产搞早了一点。” 他反对刮“共产风”。他在与广东的陶铸和湖南的周小舟谈话时指出：去年最大两件事，大炼钢铁和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造成了损失。 从这一系列谈话看，朱德已觉察到党在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他是力主纠正者之一。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定调让朱德始料未及，同时对毛泽东的做法感到很不理解。就在毛泽东批彭的当天，他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倡导“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的个体经济。两天后，他又在小组会上继续讲：“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个问题以后还应重视。”不仅如此，他还说：“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关心经济建设，只要纠正错误，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7月26日，彭德怀作检讨。在随后讨论时，朱德表态：“彭总发言态度是好的！” 然而，谁也没料到，在一周后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一大批领导人被列入彭的“俱乐部”。朱德虽能幸免，却遭到自与毛泽东合作以来一次较为严厉的指责。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朱德传》对此有段记录：“毛主席对朱德的发言很不满意，在中央常委会上，批评朱德发言‘未抓到痒处’。” 此时，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也公然批评朱德在庐山会议上“右倾”，称朱为“老野心家”、“想当领袖”，甚至不顾历史地宣称：朱德实际上“没当过一天总司令”。 1959年的秋日来临前，朱德感到有一种肃杀的气氛。许多老战友、好同志突然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一直韬光养晦的林彪则成了毛泽东最信任的人。尤其是在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后，毛泽东第一次用不尊不敬的评语点了他的名。更为具体的是，中央军委为此作了调整：毛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为常委。 一直以来，朱德诚服毛泽东的智慧和魄力。他用30年的行动证明了他对真理、对领袖、对人民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毛泽东和人民及子弟兵的尊敬。30年合作荣辱共，一朝轻言为何起？从彭被打倒，自己遭毛泽东批评，再联系到内部的争斗给人民带来的疾苦，朱德的确感到一种困惑，一种莫名的忧虑。 难道真是廉颇老矣？真的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了吗？从这个夏季开始，朱德少了许多话语。过去散步时，他还同身边工作人员聊聊天，问些事。那一阵子，他散步时总是默默无语。有时在家里，他坐在沙发上，两眼望着前方，仿佛要把一个什么东西看透似的。 难道元帅真的老了吗？有一件事或许能反映朱德的心境。那就是庐山会议后，朱德想回故里。 朱德自离开家乡以来，已经整整50年没回过故里了。在此之前，有过多少次回家看一看的机会，他都没有顾及。但现在，他决意回故乡一趟。人老思乡嘛！再过些年怕走不动了，也回不去了…… 正是从那个特殊岁月开始，朱德手上多了一根拐杖，心中也多了一份惆怅…… 林彪点名：朱老总不好。闲居玉泉山，家中突然贴满大字报。“九大”前夕，他已进入“黑名单” 春天总是给人带来希望。1961年春，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朱德的脸上充满了笑意。特别是国家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时，他的心情特别好。 “我今年虽然快80岁了，也还是有信心的！”他满怀深情地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那一阵，他仿佛忘记了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不快，一下子又变得精神而有活力。他向许多人讲述“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蓝图，许多人也被他的热情所感染。 然而，谁又能料到，就在他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尚未启动之时，一场“中国式的斗争”已悄然兴起…… 暴风骤雨到来之前一般都有不祥的征兆。先是一个神秘的上海会议，军中名将、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反党乱军”的罪名被打倒。对罗瑞卿，朱德是了解的。说罗反党乱军，他怎么都不相信。过去别人把罗作为毛泽东的影子，他能反党？他会乱军？ “如果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哟！这样搞范围就宽了，要涉及多少人啊！”从彭德怀到罗瑞卿被打倒，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为此急得吃不下饭。 林彪的一些做法太令人担心了。他大树特树毛泽东，包括毛泽东的缺点也说得像花似的。他上台就钻研毛泽东晚年的喜好，大搞突出政治。军队不抓训练怎么行呢？ 一天，朱德在林彪的一份讲话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之外，朱老总也不好，贺龙是最不好的一个……” 掩卷闭目，他就像放电影一样回首这些年的事情。自从在批彭的会议上自己保留了观点，遭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后，林彪、康生等人便有恃无恐地对自己展开了攻击、谩骂和诽谤。 “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了！不仅有老红军，就连抗战这一批也保不住了！”朱德从一开始就像一个智者预见到了未来。 那一阵，郁愤让朱德几乎失去了语言，许多他知道的事情对谁都不能讲，包括妻子和秘书。赶上“运动”，其他领导人和将帅各自自身难保，还能对谁说呢？所以，他终日长叹，郁郁寡欢，望着天花板发呆成了他的习惯。 由于林彪的攻击，军队内部批朱，“文革”发起后，由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开始了行动。 一天，江青召集控制着“造反派”的戚本禹，秘密作了一番交待：“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算是揭开了，会上还提到了朱德的问题。林总讲：朱德根本不是什么总司令，一天也没当过。朱毛、朱毛，那是假的，实际上朱是反毛的。他要篡权当领袖，是一个大野心家。” 戚本禹心领神会，衔命而去，先是发动人批斗了朱德的一个秘书，逼他写出“揭发”朱德的大字报，并以此为突破口，展开了对朱德的批判和冲击。 自从“文革”发起后，经康克清相劝，朱德搬到了玉泉山。对发生的那些事，眼不见也许心就不烦了。然而，广播中“打倒”的口号不绝于耳，心中怎能不烦呢？ 那天晚上，朱德预感到有事要发生，难以安眠。果然，秘书告诉他，康克清打来电话，让他回中南海家中一趟。什么事，夫人没说。朱德说：“看来火烧到我头上了，你们思想要有准备啊！”他吩咐工作人员：马上回家。 回到中南海，就看到门口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大标语。他借着路灯光，看清大门上贴着一张“勒令书”： “勒令大野心家、大军阀向革命群众交待你的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朱德无语，只是苦笑。他进屋坐在沙发上，听康克清讲述下午发生的事情： 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将朱德的住所团团围住，一边喊口号，一边让他出来交待反党罪行。折腾半日，看没有什么结果才不得不收兵。据说，当天下午，住在中南海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除毛泽东、周恩来家外，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几家都遭到了冲击。 听康克清讲完，朱德一言未发。一夜无眠，天刚亮他就早早到屋外看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看完“大字报”，他向毛泽东的院子望了望，敲着拐杖返回屋中。 这次上门“造反”虽然过去了，但发起者显然没达到目的。很快，由康生、江青等人策划，“造反派”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朱大会”。当时，满街贴满了“大字报”，红卫兵将“朱德罪行材料”汇集成若干个小册子散发，情况十分紧急。多亏陈毅事先得到消息，赶紧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亲自出面干预，指出这将造成“国际影响”后，“批朱大会”才停了下来。 “批朱大会”有惊无险，但后来的消息还是让朱德伤心不已。 先是人民大学传来消息说，“造反派”受人指使抓走了该校党委副书记孙泱。孙泱是朱德的革命引路人孙炳文烈士的儿子，曾给朱德当过秘书，朱德视如亲生。他们抓走孙泱，目的是逼其交待朱德的“罪行”。接着，又传来一个不祥的消息：“造反派”抓走了朱德在北京铁路局当火车司机的儿子朱琦。朱琦牢记爹爹的教诲，同爱人赵力平坚持在一线锻炼，两口子在群众中享有口碑。朱琦被“造反派”抓走后，也不知被带到何处去了，声息全无。与此同时，康克清在全国妇联也遭到批斗，逼她交待朱德“反党”的问题。 “这是什么道理？明明是要打倒我朱德，何必又株连九族呢？”朱德的拐杖在地板上敲得咚咚作响。 那些日子，朱德以沉默抗争，而其他老帅和老同志则直接用正义的胸膛面对林彪、江青一伙，“大闹”京西宾馆和怀仁堂，结果被诬为“二月逆流”。朱德和陈云一道，也被划进了“二月逆流”，停发了文件。他只能看《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同时也停止了他参加一些会议的资格。人大委员长以及党和军队领导人的工作几乎也停止了。 1967年的春天难见天日，孤愤的朱德身边，只有康克清相伴。 “您也是‘走资派’，我也是‘走资派’，都成了‘走资派’了！”康克清担心地说。 “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成了‘走资派’，还有什么‘走资派’呢？”朱德眼睛望着远方，心明眼亮。 看清了阴谋家的嘴脸，朱德也有了面对更加严峻形势的思想准备。 1968年12月，中央召开筹备九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朱德自然在参加之列。但当朱德看到主席台上坐着江青、叶群之流时，表情更加凝重起来。进入分组讨论后，朱德很快便成为“左派”的围攻对象。“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是怎么反毛主席的？说给我们听听，让我们也受受教育。”已担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的吴法宪带头发难，“你当了一辈子的总司令，实际上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你是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吧！” 这话朱德在庐山会议后就听到过，是林彪讲话的翻版。 见朱德不屑一顾，已窃取军委办事组组长的黄永胜开了腔：“有些人不服气，就看看刘少奇的下场吧。在党的历史上，真正跟毛主席走的，只有林副主席。” “有些人”显然是指朱德的。黄永胜的话纯粹是恐吓，看来不说话不行了。 “这次‘文化大革命’，无论如何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过去几十年我也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犯错误是个别的，每次都改正了！”朱德十分坦然地回答。 “改正了？恰恰相反，你是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吴法宪声色俱厉。 “辩证法没学通，主席天天讲，我也学不通。但是，我从来不搞别人的鬼！” 朱德这话显然击中了吴法宪的痛处。当年打倒罗瑞卿，就是他诱使刘亚楼的夫人在他写好的诬陷材料上签字。见朱德不硬不软地回击，他气急败坏：“你现在就说你和‘二月逆流’有什么关系？” “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楚。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朱德针锋相对。 “你说，你和刘少奇是怎么划清界限的？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审查报告上写的事，我从来没听说过，不晓得。说他是内奸、叛徒，让人想不到。”朱德仍然坦然地回答，“我没有和他在一起，不晓得。我知道的，毛主席都知道，我揭发不出啥子！” 吴宪法奈何不了朱德，张春桥、李作鹏、邱会作便轮番攻击。朱德一直沉着应答。最后，他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说我有包袱，我是有包袱。说我不是总司令，总司令是毛主席，我同意，包袱不就卸下来了！现在我不顾这些了，有什么用呢？说我过去一贯反毛主席，我过去有几次检讨了，我想法作解释了。刘少奇当国家主席，不是哪一个个人受骗，难道大家都会受骗吗？彭、罗、陆、杨谁不沾边了！一起工作了几十年嘛……” 朱德一板一眼地讲道理，说得会场一片肃静。会议主持人见“制服”不了朱德，反而给了他“散布流毒”的机会，只好草草收场，让朱德继续反省。 “九大”召开前夕，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一封密信，把朱德等134名八届中央委员诬蔑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与此同时，林彪一伙还到处宣布不投“老右倾”的票。 投票开始前，有人见到林彪的干将在代表中散布“朱德、陈毅是‘老右倾’、‘野心家’”，并“提醒”代表不要投他们的票。 情况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历来主张就是对立面也可以进中央。他在会上提到朱德、陈云等人时称：“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他主张把这些人选到中央委员会：“不把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 这时，康生仍然抓住朱德的问题不放：“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写检讨！” “算了，我们看他们，他们也看我们。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毛泽东主张朱德等人进中央，这为朱德进中央奠定了基础，但林彪、江青并不情愿。很快，他们又密谋策划了“老右倾”的得票不能过半太多的阴谋。于是，大会秘书处决定：既要保证朱德等人当选，又要限制他们得高票，美其名曰“促进其转化”，实际上是怕这些人的得票超过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各代表团还明确了不投朱德等人票的人。最后朱德以809票当选，得票率为53．6％，刚好过半…… 朱德在九大上勉强进了中央委员会。后来，迫于朱德的威望和毛泽东的干预，朱德最后还是进了中央政治局。 望着报上公布的九大政治局人员名单，朱德心里非常清楚，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一个创建军队的元帅居然得不到解放军总医院的治疗。广东从化遭软禁。1971年，朱德的“预言”应验了 政治上整不倒，林彪、江青一伙就从肉体上对朱德进行折磨。 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在中共九大前后，朱德身体一直不好。加之阴谋者的嘲讽、诬陷和攻击，使他精神不佳，血压、心脏都出现了问题。朱德尿糖原本就高，身体一度很坏，而林彪则指使总后不给其认真治疗。 据朱德原警卫员陈凤歧等人回忆，301医院对朱德的治疗采取了百般刁难：其一，有的护士在朱德起床打针时，将被子一撩，使病人露出半个身子，故意冻他；其二，朱德心脏不好，血压高，年龄大，住在医院南侧，应开南边电梯，但医院怎么也不同意给其方便，只有转到北边电梯。而北边电梯遇到有黄、吴、李、邱在这里时，别人都不能用，朱德知道后每次都步行下楼；其三，黄、吴、李、邱稍有不适就去301医院，名为治疗，实则休息，医院都加特护。而朱德这么大年纪，从未给予过特护，有时连找人都难…… 秋日的一天下午，朱德起床后忽然咳嗽不止。他站起来试图走几步，但由于气喘不上来，两腿发软，身体渐渐下蹲。由于朱德体重，康克清扶不住，一下摔倒在地上，立刻满脸发紫。 大家马上寻找医护人员，但一个也未找到。幸亏朱德生命力顽强，一会儿恢复了血色。事情过后，医护人员也未及时处理，仍不给予特护。 那一阶段，朱德身体几次出现危险。 就在他摔倒之后不久，有一次去洗漱间，又一次摔倒，并造成骨折。如此重大事故，医院也没追查原因，还是不增加特护，任其遭受痛苦。 这次住院，朱德嗜睡不止，医院也不采取得力措施，更不用好药治疗，而且医护人员常常还借故翻白眼，打针时故意将朱德扎痛。眼见这种情形，陪护的警卫员直流泪，只好动员朱德回家休养。 虽然医院冷淡，但有病还得治疗。朱德信任军队的医院。后来，他出院时，曾对医院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讲： “我出院以后，还是301医院负责治疗。你们对我的病情也很熟悉，还是由你来管！”康克清也建议这样，并希望医院每天派护士给朱德注射胰岛素。 然而，那位负责人却回答说：“他出院后保健工作不归我们管，是中南海门诊的任务。住院期间我们管，出院之后我们不管！” 据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介绍，朱德晚年医护、保健和生活照顾的问题，到1973年仍有反映。他曾专门到朱德家中听取过朱德和康克清的意见，并召开工作人员会议，采取相关措施进行了处理。 1969年10月1日，是建国20周年大庆。这天，朱德被请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是否能上天安门，这在当时无疑是政治上的晴雨表。朱德登上天城门，预示着他还没被打倒，这给朱德夫妇、子女和工作人员带来一些轻松。但半月之后，林彪制造的进入紧急战备的气氛，又给朱德带来了厄运。 得知“林彪一号令”之后，朱德对康克清说：“现在毫无战备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绝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出这种预兆和迹象！” 10月20日，朱德被下放广东从化。临走前，他想带康克清一块去，但因康克清在妇联被监督劳动，难以成行。最后，他只好找周恩来解决难题。在周的努力下，康克清终于成行。 一到从化，有人就向他们宣布了活动范围： “往东，不要越过小桥到河东；往西，不要越过梅林哨所到后山……”一系列禁令，美其名曰：“为了保护首长安全。” 离开北京，远离了政治漩涡的中心，朱德心想：应该能够清静一下了。但他没想到，林彪、江青等人到处给他设下了天罗地网，何处能够清静呢？ 一份当时服务人员的回忆材料，便能说明这一切： “过去，这里来客人，有关领导都要上门征求意见。而朱老总来了一个多月，一直发低烧。可以说，没有什么领导来看望他。” 朱德喜欢看《参考消息》，但眼睛不好，看起来吃力。工作人员就读给他听。领导发现后，马上指示他们尽量躲开。生活不好，工作人员弄了一条鱼，“没想到负责人不让拿，只好又放下”。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4年第3期，作者：肖思科，原题：《朱德元帅的悲壮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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