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确实，周恩来在1965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  资料图：邓小平 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 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毛泽东在1966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确保解放军对他的拥护，因为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 怀之后一直领导部队。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 林彪在抗战时脊椎神经受伤，从此变得性格内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在毛泽东实际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绝接受。自从成了毛的“亲密战友” 后，林彪对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的担心也确实有道理。到1970年，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有可能在他还活着时就计划篡权，在1971年夏末 开始准备解决林彪问题。他首先接见了林彪手下的主要军队领导人，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1971年9月初毛泽东乘火车从杭州回北京时，列车在上海停下。 由于他对林彪深怀戒心，担心个人的安全，因此没有离开火车，而是让上海的前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他的火 车。当林彪之子林立果在9月12日得知毛泽东已经回京后，林家人立刻变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 逃往苏联。但是飞机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它坠毁于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 邓小平最先是从用短波收音机听新闻的儿子邓朴方那儿得知了坠机事件。但是他等了将近两个月，直到这条消息正式公布之后，才采取了行动。11月 6日，当林彪坠机的文件传达到县一级时，邓小平、卓琳和他们上班的工厂里大约80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两个小时去听有关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听力不 好，所以被允许坐在前排，而且可以带一份文件回家阅读。林彪死后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很快就会让邓小平回来担任要职。邓小平本人肯定也这么想。听过关于林 彪的正式文件两天后，虽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他还是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发出了一封信。邓小平很清楚什么样的信最能打动毛泽东，他在请求把自己的 两个小儿子安排在江西他的身边工作后，又写道：  资料图：林彪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对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 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 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话虽然说得谦卑，但是邓小平心中有数，毛泽东对于像他一样敢作敢为、善于应变的干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 邓小平数月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复后，毛泽东显然仍未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让他回来，更谈不上让他担任什么职务了。此时的毛泽东身心交瘁，况且他的精力也没有用在林彪之后的领导班子上，而是忙于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邓小平》作者:林彪跟邓小平关系不好 傅高义：林彪跟邓小平本来关系不好。我估计，1950年代初毛泽东考虑接班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反正这两个人一直不和。 邓小平不是反对政治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题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演讲里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怕中国乱，所以他主张先有安定，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慢慢搞政治改革。——傅高义 “我不同意说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他的贡献在于他成功控制了开放的进程。”年1月18日，傅高义在完成了900页的《邓小平》后，来到1963年他最初踏上的中国土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 年3月，傅高义花了10年时间写作的《邓小平》（《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授予最佳英语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关于中国事务的著作还有基辛格的《论中国》入围，但未能获奖。  资料图：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在武昌火车站对湖北省委书记等人说：你们要多做少说；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 （侯根水/CFP/图）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他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古历史，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 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退休那年夏天，傅高义希望能“做一些能有所贡献并能延续的事”。 傅高义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被认为有助于美国商界和政界对1980年代的“日本崛起”有所准备。在他看来，现在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 “写中国我觉得不需要像《日本第一》那样的书名，把中国专门列为第一号的标题，因为人们都了解中国非常重要。”傅高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为研究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比研究邓小平更重要的了”。 “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傅高义说，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一生，可以揭示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在写《邓小平》之前，傅高义出版过关于中国广东的两本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和《先行一步》。对于广东和中国，傅高义有着自己的积累。比起前两本写中国的书，写作《邓小平》的难度显然更高。 2011年9月《邓小平》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热烈的评论。《纽约时报》评论说：“它已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 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说：“尽管其中许多信息未必是新的，但这是我们首次看到它们全都汇集在一本书中，并 以学者的角度加以客观分析。” 书名翻译成《邓小平时代》的中文繁体版即将于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81岁的傅高义在哈佛家中，用汉语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采访。 “打仗时期对他影响非常大” 南方周末：站在你的角度，如何理解“了解亚洲最大的关键是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邓小平”？ 傅高义：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是中国，现在最大的经济力量也是中国，从前途、从跟全世界的交流来说，现在中国超过了日本。所以，我认为要是外国人想了解亚洲的情况，肯定是以中国为首。 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变，都是邓小平领导的。当然想改革开放的不是邓一个人，但邓起着领导的作用，有的部门考虑政治的影响，有的考虑经济的影响，有的考虑人的关系，有的考虑外国跟中国的关系……邓小平最后要拍板。 南方周末：在这个书里，你列举了大量采访名单和资料来源，在这么多又有矛盾又丰富的材料里，你是如何清理出相对准确的历史？ 傅高义：那是很难决定的事。比方说，《邓小平年谱》是可靠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么多人很认真地研究邓小平的材料，很可靠；第二，外国人见到邓小平的那些记 录可以找到，那是很认真的，是可靠的；还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霍克、香港原来的总督，这些人提供的资料也是可靠的。中国人写自己的记 录，往往都说好话。所以，要判断它是不是可靠，我认为很多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讲相同的事情，这是比较可靠的。另外我还去过邓小平去过的地方，比如太行山 区、他的老家四川广安县以及江西省瑞金县。 南方周末：你认为邓小平的一生有哪几个关节点，它们怎样影响了他？ 傅高义：邓小平在法国看了工人的工作这么苦，中国劳动者尤其苦，很多资本家的确剥削工人，特别是剥削中国留学生，所以他参加和组织共产党，这是影响他的第一件事。 第二，他在苏联的时候正是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代，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他可以看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有市场，也会跟外国有交流。1949年到 1952年他在四川领导西南局，也是共产党领导市场经济，也有跟外国的交流。我认为这两件事对他在1978年认为共产党很可以领导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有 很大的影响。 1966年以前，邓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时的经验非常多。此外，1973年到1975年，他实际上在领导外交关系，他有非常好的教师，周恩来。所有这些人生经历，都对1978年以后他处理中国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南方周末：如何简略概括，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 傅高义：邓小平在江西的苏维埃时期，很佩服毛泽东，他在广西的起义失败了，但是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成功了，邓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事。一直到1959年，邓都 非常尊敬毛泽东。毛泽东一说话，他马上就执行。1959年以后，他看到“大跃进”的错误太大，认识到毛泽东的政策是不对的。他要同毛泽东保持距离。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是他最大的对手，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太严重。但从1973年到1975年，我估计毛泽东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成功，应该妥协，所以他也让邓小平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邓小平跟周恩来在法国已经认识，他们都在法国的共产党支部。周恩来比他大六七岁，他很佩服周恩来。19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也是周恩来在领导。后 来，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方面他们的看法不一致。但是从1973年到1975年，他按照周恩来的领导 搞外交关系，向周恩来学了很多东西。 林彪跟邓小平本来关系不好。我估计，1950年代初毛泽东考虑接班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反正这两个人一直不和。 我更愿意说邓小平是“总经理”而不是“总设计师” 南方周末：你说陈云和邓小平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两个人对中国改革开放施加的影响分别是什么？ 傅高义：陈云的责任，就像在一个企业、公司里，他负责看人才够不够，钱够不够。1978年以后，邓小平挂帅，他想前进，陈云的工作是要考虑实际情况允不允许这样做。 他们考虑的事情有些不同。这是陈云和邓小平基本的关系。邓要走得快，陈云要小心走。 从1978年到1981年邓听陈云的话实行“调整”政策，他认为“洋跃进”错了，他在1978年考虑前进应该要踏实，应该按照实际情况，不要太快，所以他 认为陈云是对的。但是1982年、1983年以后，他觉得陈云的看法太保守，中国能做得更快。从1982年一直到1992年，有时候他们是统一的，有时候 是矛盾的，邓小平想做得快，陈云是觉得应该小心走路。我觉得他们基本上的说法是一样的，始终他们要维护共产党的权威，彼此在外面不讨论、不争论，他们两个 是好的共产党员，互相公开不说坏话。 南方周末：你怎样看待华国锋？他曾经被宣传为“凡是派”。 傅高义：华国锋在他当领导人的那几年做的很多事情都对国家开放有帮助，他建立了经济特区，往国外派遣组团，鼓励与国外交流。所以我个人并不同意说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他成功控制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至于邓小平、陈云跟华国锋之间的分歧，是在对“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问题上，邓小平、陈云认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工作，华国锋不想让这么多人平反，重新工作。 华国锋最大的错误，一是不让老干部都恢复工作；第二，他领导这么大国家的能力是不太够的。依我看，他领导一个省比较合适，他缺乏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经 验，他也没有军队工作和外交工作的经验。还有很多人不够佩服他，因为他的经验和资格跟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不能比。 南方周末：一般人都把邓小平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而你把邓小平说成是“总经理”。为什么？ 傅高义：我认为，“设计”的工作，本来必然要有一个蓝图，比较清楚应该怎么走，但邓小平是试试看，看情况，要是成功了就可以再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设计”的做法。他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是一个政治的领导，是国家的总领导，所以我说是“总经理”。 南方周末：中国改革的起点，你认为开始得更早些。在官方的宣传中，安徽的农村改革是自下而上，但你所勾勒的线索说这些改革从上而下？ 傅高义：我觉得要是上头不同意，下面也不能动。中共中央领导人权威比较大，他们做了很多，领导人说农业改革可以搞了。当然安徽的农民也的确想“包产到户”，但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从下而上。 南方周末：邓小平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有两次“南巡”，两次南巡的背景、目的、效果有何不同？ 傅高义：1984年他来广东时说经济特区好，他们成功了，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保守派不支持学经济特区的经验，但是邓小平1984年去广东看到进步这么快，效果这么大，那次南巡让其他地方学广东，是他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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