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15日，蒋介石夫妇才惬意地从角板山返回台北。 谁知在士林官邸才安顿下来，蒋介石还没准备办公，周宏涛就送来了顾维钧从美国发来的密电。 1952年4月28日“中日和约”在台北签署 在密电中，顾维钧报告说：美、英盟国在对日和约方面协议准备签订一个多边协约，而台湾及北京均暂不参加，俟日后由日本政府决定签订和约对象。蒋介石一看就暴跳如雷。 原来就在他在角板山休息期间，6月2日，杜勒斯飞往伦敦与英国政府会商对日和约之事，英国主张中共参加签约。这与美国原来的计划相左。经过双方讨论、协商，最后决定中共和台湾任何一方都不邀请参加，并在和约草稿修正案第23条不将中国列为缔约国之列。之后，美方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一些报社。顾维钧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后，便密报台湾。于是乎，蒋介石一回台北就正好看到。山外的变化真是恍惚难测啊！ 本来，蒋介石孜孜以求如何在对日条约上使得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获得与其他国家的同等条件，谁知现在连去开会的资格都没有了，谈何签约？最后，他气呼呼地在公文上批示： “存。可知美国舆论是没有公理与正义的。” 不到一个星期，6月18日，蒋介石对外发表《为对日和约发表郑重声明》，全文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导源于日本侵略中国；故在各盟国中，中国抗日最早，精神最坚定，牺牲最惨重，而其贡献亦最大。对日和约，如无中国参加，不独对中国为不公，且使对日和约丧失其真实性。 最近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假手中共匪帮，继日本军阀之后，侵略中国，中国元气大受损伤。若干国家，居然承认匪帮伪政权，并从而对中华民国政府是否有权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一节，表示反对或怀疑；实则即纯就法理方面而言，此种怀疑，亦无存在余地。 第一，中华民国政府为联合国所承认之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前后对日宣战及宣告战争状态存在之国家，现有五十余国，其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者，占极大多数。第三，与日本有关各国际机构，如在东京之盟国对日委员会，自设立以来，始终为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国民政府既为大多数盟国及联合国所承认之唯一合法政府，决不能容忍其有权参加和约之地位，能因任一盟国或五十余个对日宣战国中之任何少数盟国，持有异议而改变。 中日两国，关系密切，且为亚洲两大邻国，必须诚意合作，亚洲始有安定。故本人于日本投降未几，即一再声明：中国对于日本不采报复主义，而应采合理的宽大政策，并以种种直接间接办法，求取对日和约之及早观成。 最近美国政府，不顾苏联之阻挠，出而策进对日媾和工作，自属适时之举；中华民国政府，为力促其成起见，曾就和约中所涉若干重大问题，如赔偿问题，日本安全问题，采取克己而协调之态度。倘美国所主持之对日和约，竟无中华民国政府以平等地位正式参加，将使自由中国之国民大感沮丧；且将使中国大陆上亟盼自共党统治下获得解救之中国人民丧失希望，而中美两国国民百年来传统之友爱精神将因之毁损，其影响所及，不仅对日和约本身之价值与力量已也。本人于此郑重声明： “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绝不容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之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反中华民国上述严正立场而订立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上及道义上丧失其力量，即抑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此种丧失真实性之对日和约，不但使第二次大战不能获得真正的结束，并将加深远东局势之混乱，更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患也。” 蒋介石这份措辞强硬的声明终于使得杜勒斯等人让步。 19日下午三时，蓝钦正式把杜勒斯在伦敦与英国拟定协议的新闻稿抄本送达“外交部长”叶公超，内称：一、对日和约有关之主要各国政府，对于何人具有合法及实际权力，可以代表全中华民族订立永久性协议一事，不能获得同意。二、建议目前所拟议的多边和约，不必由中国签署。中国之利益由该多边条约予以顾及。三、日本依照国际法对中国之态度，则必须俟日本恢复主权及平等地位后，自行决定。 次日，“行政院”召开临时秘密会议，专门讨论对日和约问题。 针对当前局势，在会议上，叶公超代表“外交部”提出三项处置办法：一、中日双边和约应与其他盟国之对日和约于同一时间签署。二、中日双边内容大体相同，另加中日间特有问题之条款，全部由我方与美国商定。三、此项办法由美国协助“中华民国”政府实施。会议基本上通过这三条，并决议此事由叶公超秉承“总统”蒋介石和院长陈诚的意见因事因时决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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