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收到一份开会通知:“定于明日上午八时在重庆道门口银社召开重庆市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请准时出席。” 这是重庆解放后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我很想去。 不料那天报纸出得迟，熬夜等新闻电讯直等到两点多，看完大样上床已三点多了。 疲惫不堪使我误了这次座谈会，留下了终生遗憾:事后才听说那次会是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主持！ 而刘伯承将军是我学生时代崇拜的偶像，竟因我不可原谅的疏忽与这一机会失之交臂！ 那以后，我只有在电视上看到刘伯承了…… 幸好在不久之后，我见到了另两位慕名已久的大人物，得以略补遗憾——这也是新闻记者这一职业给我带来的机遇。 时间是1951年秋。当时我在重庆《大公报》担任采访文教新闻的记者。 一天上午，和《大公报》经理王文彬先生一起，乘车去重庆化龙桥采访西南军政革命大学(简称:西南革大)的开学典礼。 记得那是一个阴天，只见在一个露天广场上，黑压压站着一片西南军政革命大学的学员，肃静无声。 临时搭就的主席台上，靠后方摆了两排条桌，桌上蒙了一层白布，上置茶杯，显得十分简朴。 几家报社记者和应邀出席的重庆各界代表，一律作为来宾被请上主席台就座。主持大会的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口和登台的来宾含笑一一握手，这位驰名中外的“刘邓大军”首长，神态沉着，平易近人，令人不禁顿生敬仰之情。 大约因为后到的缘故，我们坐在来宾席的左前排。坐定之后，我才发觉后排坐了不少早来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 坐在我背后那位身着军装，上唇有两撇八字胡，神情豪爽的军人，竟是以两把菜刀闹革命闻名遐迩的贺龙将军！ 这一意外发现，使我不禁注意观察起他来。其时大会尚未开始，贺龙正和旁座闲聊当时重庆正上演的川剧《武大郎之死》的观后感。 这是根据上世纪30年代欧阳予倩的话剧改编，从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角度，为潘金莲鸣冤叫屈的戏。 剧中的潘金莲不是淫妇，而是争取妇女婚姻自由权利的勇敢女性。 此剧可说是后来为潘金莲翻案剧的老祖宗。在“五四”运动后期，诸如此类的翻案文章曾是一个时髦的潮流。 我侧耳细听，贺龙以各抒己见的口吻，态度鲜明地谈出他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这种翻案文章没啥意思。世上人物千姿百态，作品无妨自由取材，不必强求一样，更不应强人就己。 《水浒》中的潘金莲，作者原本是写的淫妇，写得真实可信，也得到广大读者认同；如果你要写争平等、反迫害的女性，满可以另写一个李金莲、王金莲，何必要去窜改别人的潘金莲为自己的主题服务呢？ 为了说明潘金莲这一人物刻画的成功，贺龙具体引述了《水浒》对与她相关的郓哥、武大郎等一系列人物描写细节，一步步入情入理地展开分析，如数家珍，可见他读《水浒》之细，对这一问题琢磨之深。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诬蔑贺龙缺少文化；读不懂小说《水浒》原著，只能看《水浒》连环画，我想起这一段记忆，不禁嗤之以鼻！ 记得当时在贺龙随意而谈之际，旁边的人无论识与不识，也随意插言，毫无拘束。 贺龙不以为忤，大家也觉得用不着客气，光景和坐茶馆一样。新中国开国之初，人际关系间那种平等自由的气氛，至今仍令人怀念。 在那次会议上，起义将领刘文辉的发言，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刘身材中等，着中山装，面孔白晳。走向麦克风后，他深深向台下一鞠躬。 他的话不多，但简明扼要，很有特色。他说:“我生平做了很多坏事。只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起义了，投向了人民。将功补过。”他的这番话获得热烈掌声。 琐碎的细节有时比重大事件更令人难忘。或许这正是50年前的这次采访至今还鲜明地留在我记忆里的原因。 本文原载于天津《老年时报》，原文标题为“听贺龙说潘金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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