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出身贫寒，有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他家才获得解放，分得了土地，政治上也翻身作了主人。因此，陈永贵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热爱毛泽东。战争年代，他积极支前，努力生产。建国后，他成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与那个时代的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一样，他听毛泽东的话，带领农民跟共产党走。所以，从入党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坚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50年代初，他带领大寨全体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之后，率领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得了丰收，巩固了集体经济。 50年代后期，他又带领大寨人走上了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大寨成了大寨公社下属的一个大队。 同时，陈永贵又是一个具有一定政治头脑，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基层干部。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处处以身作则，在农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因此，他依靠群众，工作成绩很突出。50年代和60年代初，大寨就成了地区、省、全国的先进典型，陈永贵本人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模范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和大寨的突出事迹为毛泽东所了解是在1964年。这一年的3月28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专列停在邯郸火车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到邯郸火车站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在汇报中，陶鲁笳提到了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他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用笔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然后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不大识字，但讲话很讲辩证法。毛泽东听后更感兴趣了，他告诉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送给他。之后，毛泽东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他了解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周恩来通过山西省委了解到大寨的实际情况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也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材料，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从那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大寨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陈永贵十分赏识。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71岁生日的时候，在他自费宴请的客人中，就有陈永贵。陈永贵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人民大会堂时，毛泽东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问了他身体、家庭等许多方面问题，使陈永贵深受感动。席间，毛泽东还特意让陈永贵坐在自己身边。此后，经毛泽东提议，陈永贵以一个农民的身份，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那时，陈永贵经过自己刻苦学习，也基本能看懂文件了，能读《毛泽东选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陈永贵当上了晋中地区领导人，不久又晋升为山西省的领导人。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名，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大时，又是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革”中，陈永贵出于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朴素感情，对毛泽东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在宣传大寨经验上，也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但是，他与“四人帮”有本质的不同。 陈永贵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拥护“文革”的，而“四人帮”则是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想利用“文革”往上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四人帮”看不起陈永贵，却想利用陈永贵，对此，陈永贵不买账。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四人帮”从心里瞧不起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与陈永贵打招呼，不同他握手。张春桥多次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从来就不提陈永贵，不讲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于这些，陈永贵心知肚明。他对“四人帮”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见面也不打招呼。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陈永贵见到江青时，有时点点头，但也不和她多说话。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江青出于对国务院人事安排的不满，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挨个点名骂了一遍，其中也骂了陈永贵，说他是个老农民，没有文化，政治水平更低。江青骂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成员的事情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生气地说：她看上的人没有几个。我死后，看她怎么办。 “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想利用大寨的名气，在那里搞一个批林批孔的“点”。对此，陈永贵不买账。他坚持大寨搞政治运动，搞生产，都要自己搞，不要别人插手，不当“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陈永贵也坚持大寨自己搞运动，不让别人插手。而且，他还坚持，搞运动，不要误生产。在政治运动频繁的时候，大寨仍然抓生产，并且连年取得了丰收。看到大寨取得丰收，江青等人又想把大寨连年丰收说成是批林批孔的成果。对这一点，陈永贵也不买账。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说：批林批孔促进了生产，大寨算一个典型。陈永贵立即接过话来说：不对，没有批林批孔，大寨也连年增产。陈永贵的话，给了姚文元一个软钉子，使姚文元很尴尬。由于陈永贵的抵制，在“文革”中，“四人帮”始终没有机会把大寨当作他们抓的一个“点”。 “四人帮”见陈永贵不买他们的账，便抛开大寨，于1974年7月另搞了一个小靳庄，与大寨“争春”。但是，陈永贵并不理睬，也不学小靳庄，而是自己照样干自己的。那时，陈永贵多次在山西省的干部和大寨的干部面前说：小靳庄不搞生产，光是靠唱歌唱样板戏，能打出粮食来吗？他特意嘱咐大寨的干部，有人问小靳庄的经验好不好，大寨人学不学，你们就说，离得远，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谁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对小靳庄的经验，不表态。那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学小靳庄，大寨就是不学。 有两次，周恩来发表讲话时，陈永贵都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这引起了张春桥的不满。 周恩来生病住院期间，一方面同“四人帮”斗争，一方面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届人大顺利召开。开会前，陈永贵就打听周总理出席不出席会议，作不作报告。他也当面问过周恩来。当他听周恩来说，自己要出席，要作报告时，心里十分高兴。每次山西省来干部，大寨来干部，他第一句话就是先告诉他们，周总理的身体好多了，要在四届人大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呢。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出席国庆25周年招待会。陈永贵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那天，周恩来虽然重病在身，但精神很好，他以锐利的目光扫视了全场一周后，开始发表讲话。陈永贵见周恩来声音洪亮，精神很好，心里十分高兴，乐得合不上嘴。周恩来每讲一段话，陈永贵都热烈鼓掌。当周恩来结束讲话后，大家热烈鼓掌，坐在前边的陈永贵与众不同，一个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以此来表达他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冷冷地看了陈永贵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一声被陈永贵听见了，陈永贵也冷冷地扫了张春桥一眼，不理睬张春桥，只顾自己高举双手鼓掌，直到周恩来走下讲台。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带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的末尾，周恩来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布：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坐在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听到这里，又一次站立起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旁边的张春桥见陈永贵这个样子，阴森的目光从眼镜后面透过来，狠狠地盯了陈永贵一眼，又一次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这一次，陈永贵也听到了，但他仍然不睬张春桥，只顾高举双手使劲地鼓掌。 当时，张春桥是副总理，陈永贵也是副总理，但陈永贵排在张春桥之后，在副总理里面名列第七，张春桥又是政治局常委，应该说比陈永贵地位高。从两次见到陈永贵把双手举过头顶为周恩来鼓掌后，张春桥便认定陈永贵是紧跟周恩来的，与他们不是一路。但陈永贵不怕这些，他从不去讨好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 陈永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了张春桥，老干部们对陈永贵的行为十分赞赏。 张春桥对陈永贵早有成见。“两次起立鼓掌”事件后，他对陈永贵的成见更深了。此后，国务院开总理办公会时，张春桥动不动就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几句。陈永贵对张春桥那种作派也看不惯，但为了顾全大局，一般的事也就算了，但涉及人事安排之类的重大问题，该顶的还是要顶。 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人事安排问题，张春桥提名安排一个人到思想理论界当领导干部。当政治局委员们谈意见时，其他人都不发言，陈永贵却讲了话。他说，这个人我知道一点，他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陈永贵还举出了一些例子。这样就使张春桥十分尴尬。陈永贵一发言，大家都倾向于陈永贵的意见。张春桥一看安排不成这个人了，就很恼怒，但又不便发作，便阴阳怪气地拿陈永贵两次起立为周恩来鼓掌的事讽刺说：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个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人看出来。张春桥这是讽刺陈永贵爱出风头，为周恩来讲话站起来鼓掌，动作大。他虽然没有点名，但陈永贵在政治上并不含糊，立即就火了，他瞪着眼，黑着脸问张春桥：你把话说清楚，你这是说谁？张春桥不理陈永贵，仍然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陈永贵更火了，他站了起来，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声吼道：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不让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你还看不看事实？你不让我说话，大不了我回家种地！哼！你想不让我说话，你想排斥我，你现在还没有那个权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样尖锐的话是少有的，闹得张春桥坐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狼狈。政治局其他成员中，除了“四人帮”一伙外，都感到高兴，大家都乐于看张春桥出丑，谁也不出面打圆场，坐在那里看张春桥下不了台，邓小平也坐在那里不吭声，主持会议的王洪文也怔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会议不欢而散。散会后，陈永贵气呼呼地站起身，瞪了张春桥一眼，“哼”了一声，理也不理张春桥，大步往外就走。这时，有几个政治局委员跟上来，向他竖大姆指，夸他敢顶张春桥，敢捅马蜂窝，痛快。陈永贵回到住处时，又有几个政治局委员打来电话，称赞陈永贵敢顶张春桥，有勇气。（本文来源：环球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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