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大儿子周七月，因为对当时形势不满，带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叛国”的罪名坐牢九年半，两次被判死刑。1976年1月8日晚上19点多，当“新闻联播”里哀乐响起，正在河北衡水劳改队的周七月感觉当头棒喝，“完了，全完了，国家也完了，我也完了”。 隔了几十年的光阴望回去，这个典型的“红色家庭”，两代人，有着关于周总理的不同情感与记忆。  资料图：周巍峙与妻子王昆及小儿子周八月 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相知 1976年1月9日，北京医院的小会议室里，接到通知的干部们排队来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由于“四人帮”控制着不能扩大周总理逝世的影响，安静的队伍慢慢向前移动，从小会议室一直排到医院门口。周巍峙与王昆的小儿子周八月则在医院门口，哭着求警卫放他进去，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周伯伯”。头一天，当街上哀乐开始盘旋的时候，正在家里的周巍峙和王昆夫妇抱头痛哭。总理病重的消息一直对老百姓严格保密，周巍峙夫妇通过朋友得知总理身体不好，“虽然有精神准备，但是一听到哀乐，那种悲伤的情感止不住啊”。 到了遗体前一看，总理“脸是黑的，满脸老人斑，那么瘦”，周巍峙说他双腿一下子软了，“总理他走得这样惨，过去他跟我们讲了那么多豪情壮志，现在都没了。我想，若不是‘文革’，总理不会走得这么快”。王昆则说她在总理逝世时哭了一个星期，“造反派也知道我哭得最伤心，天塌下来了，这一辈子也还不了清白了”。 看着形容枯槁的遗体，周巍峙不由得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样子，“两个对比太强烈了，那种儒雅和潇洒，让人不由得不亲近他”。 那是在1938年9～10月间，周恩来在太原商议抗战大计，曾做过李公朴秘书的周巍峙也从上海转移到太原。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时，周巍峙听到过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宣传，“不过都是毛、周被扭曲的形象”。李公朴与山西军阀阎锡山那时共同办了“全民通讯社”，一共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周巍峙就负责与八路军在太原的办事处联系。“一次我去‘八办’，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防空洞上指挥大家转移进洞，避免敌人炮弹袭击。别人告诉我，这就是周副主席。当时我还暗暗纳闷，这就是‘大胡子’周副主席，胡子还没有蓄起来啊。” 不久太原形势告急，周恩来给各界干部做“武装保卫山西”的动员，一开口，“同志们啊——”，身为苏北人的周巍峙就被乡音感染了，“一下子情感上靠得很近”，“讲话时的那种激昂全是真情实感，非常有吸引力”。 一直做文艺工作的周巍峙真正与周恩来有近距离接触，是在1944年。前几年，已经加入八路军的周巍峙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前线演出宣传，人们熟悉的诗人田间、作曲家李劫夫、电影导演凌子风、电影演员陈强都是“西战团”成员。在重庆领导抗日斗争的周恩来偶尔回延安进行汇报。等到1944年“西战团”回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经常和大家一起聊天，偶尔也一起跳舞。周恩来对话剧很有兴趣，常和周巍峙他们一起讨论剧本。“他在窑洞前坐个小凳，戴上眼镜就翻剧本”，和大家面对面接触时，“感觉他对人很诚恳，有什么说什么，在他面前完全没有拘束”。 13岁时在家乡河北唐县参加妇救会的王昆，因为一副好嗓子，1939年被吸收进“西战团”。1944年在延安，活泼的小姑娘王昆到组织部去玩，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正和彭真一起散步。王昆的三叔王鹤寿之前已经参加革命，邓颖超看到王昆乐呵呵地说，“哎呀，侄女长得这么像叔叔”，周恩来就主动和王昆打招呼，自然而亲切。 1945年歌剧《白毛女》的演出，让王昆一下子成了名满延安的“喜儿”。王昆清晰记得当年4月28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首演，刚演完，打着赤脚的她正泡脚盆子洗脚，周恩来来了，“大家围着他说话，他说戏很好，但还要不断改进，变得更紧凑”。后来王昆从张瑞芳那里得知，周恩来在重庆提到这出戏时，说“延安最近演出了一台戏，感人至深，许多人看后都忘不了”。王昆一直牢牢地记着周恩来的这句评价，看作一辈子的荣耀。 “那时候见领导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人和人的关系非常近，也很自然。”到了联欢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总会和大家跳跳舞。年纪最小的王昆几乎总是第一个被周恩来邀请，“他喜欢和我们拉家常，比别人还要亲近些”，周到的周恩来总会把在场的每位女士都请到。 忙碌而亲近的一国总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任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等职务的周巍峙家很早就有了电话，周总理往往一个电话直接打过来，交待工作。那时在初中寄宿的周七月，周末回家时住在父亲的办公间里，有时半夜会接到总理的电话，“我是恩来啊，周巍峙同志在吗？”周七月便赶紧去敲父母的房门，放下电话的周巍峙披上外套就出门了。 50年代一次开会，周恩来和管理文化工作的周扬、周巍峙一起探讨民间艺术问题。说着说着，总理突然一乐，“我们三人都姓周，我是老周，你是小周，那周扬就是大周了”。等到后来见到周巍峙的两个儿子，总理又乐呵呵地跟孩子们说，“我还是老周，你们是小周，你爸爸是大周了”。又给孩子们送来大贝壳做礼物，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慈爱的周伯伯。 周七月当时从一个孩子的眼睛里看，“首先是一个叔叔伯伯的形象，其次才是领导人”。那时候领导们经常去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天桥剧场看文艺节目，上小学的周七月爬到周总理的腿上坐着，周总理让服务员送来冰淇淋，前面就坐着毛主席，“他们都是一起打天下的兄弟，随随便便坐在一起，根本没有太多讲究，领袖们常常混坐在群众中间”。老百姓自然会从信息中感受到领袖的魅力，“1966年3月8日，邢台大地震，我早上躺在床上有震感，晚上听广播，总理就已经到了邢台灾区了”。 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周巍峙，感觉和总理相处愉快，总理非常关心人，布置工作时会顺带问问，“吃饭了吗”。但是和总理一起工作又会紧张，“他对情况非常了解，布置工作问得很细，我们如果不知道就得说‘不知道’，若是敷衍他，他发现了会发脾气的”。一次某国元首来访，当时安排的演出节目是《红色娘子军》。陈毅元帅一看着急了，“这个元首就是个大地主，怎么能给他看娘子军的故事呢”。总理连忙叫来周巍峙，准备换成传统戏剧，“他不放心，一定要我去把演员找好，让他们表演一下拿手把式，看到不出错才拍板定下来”。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过程中，总理十几次到现场指导，担任总指挥的周巍峙说，“他才是真正的总导演”。 周恩来经常带着周巍峙等去演员家里看看，赵青、于蓝等人都受到过周恩来的直接关心。有一次，周恩来让人请一位演员来给排练提意见，等到开研讨会时，又忘了通知这位演员。周恩来发现后，特意让周巍峙到演员家里，代表他对自己的疏忽表示道歉。周巍峙回忆，那时没有夸张的宣传，总理平易近人的故事似乎更多来自老百姓的口口相传，“总理对北京饭店的理发师傅、扫地的工人都很亲热，对不起眼的小人物很关心，这类小事非常多”。 一直受周总理喜爱的王昆，二十多年来直接得到周恩来对民族唱法的指点和帮助。1954年文化部让王昆去中央音乐学院向苏联声乐专家学习。王昆临行前偶然跟总理提及此事，周恩来说:“你只能学好，不能学坏，要唱得更好，更不费劲。如果哪天无线电里传来一个声音，我不知道是谁，别人告诉我是王昆，那就失去了你的特色。我们不能损失一个王昆。”苏联专家想改变王昆“原始的”“村野的”状态，王昆自己也被“洋嗓子”“土嗓子”的争论弄得有些迷茫。1962年底王昆试着用新学到的发声方法演唱了三首歌，总理听了不高兴，“哎呀，你怎么学成这种不洋不土的样子了？”直到半年调整后，王昆写信邀请总理夫妇听她演唱，总理听后才高兴地说:“谢谢你，你的歌声使我们今晚回了一趟延安。” “为人民歌唱”是周恩来当年在延安送给王昆的一句话。1964年看了《东方红》后，总理说王昆，“她是二十年前的《白毛女》、二十年后的《农友歌》呀”。这几句饱含感情的话，成了一个文艺工作者一辈子享用的精神支柱。 “为他担忧 他在希望在” 人们对周总理情感的起源，如今细细追究，似乎来得不露痕迹。在大家眼里，周总理和当时别的领导人一样，没有架子，受人喜爱和尊敬。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随着政治形势急剧变化，老百姓逐渐把信任和希望都集中在了周恩来身上。那种真挚的情感，既有对国家命运的惶惑和担忧，也掺杂着个人申冤的强烈诉求。 “文革”初期，直率的王昆就对江青一些言行很不满意，在朋友中几次议论，说“主席夫人怎么提倡武斗呢”。后来周巍峙和王昆都成了江青亲自点名要狠狠整的对象。大儿子周七月为王昆的事，被扣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叛国”等莫须有罪名，蹲了9年半监狱。小儿子周八月，“文革”开始时才10岁，父母被专政，由好心的保姆偷偷保护起来，根本没法上学。周巍峙说，“我们一家四口常常分住四处，是典型的夫离子散，天各一方”。 周七月形容当时人们的心情，一方面非常替周总理担心，一方面又把最后的希望全部放在了总理身上。在人人自危的年头，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些小道消息传了几天就变成真的了，谁都很难说下一个被整的是谁”。虽然这时一家人分散各地，但是对总理的担心却非常一致。周巍峙说，总理做的决定经常被否掉了，总理说的话又被批判了，一会让他抓生产力，一会又不抓，尽管没有确凿的消息，但是“我们都明白他的处境非常艰难”。 在监狱中的周七月，饥渴地通过报纸上的简短消息来判断局势。“有时候就在茅坑旁边捡报纸，看所有领导人的排名，今天提到谁了，明天又不提谁了。”眼看着毛主席周围的一个个领导人倒下，周总理渐渐承载了大家绝望中的希望。那时候挨整的人要往外写信，几乎全部想到的是递给周总理。在“文革”严密的消息控制中，普通人被训练得对信息相当敏感。到了1975年，周恩来在报纸上出现的相片，“人已经相当消瘦了，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 周七月在1974、1975年两次托人偷偷向监狱外送信，都是直接写给周总理的，很多人也写信向总理求援。周巍峙在咸宁“五七干校”的艰苦岁月里，曾两次梦见了总理。“头一回梦见他时，见他很忙，而且更瘦了，我便上前去诉苦，总理安慰说，‘事情都过去了……’第二次做梦，是总理找我去分配工作。”后来周巍峙和王昆团聚时，两人说起来，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王昆也梦见了总理。 黄永玉老先生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里，描写到那个特殊年代人人惶恐不安的情形，张仃和陈布文夫妇的儿子郎郎，“在‘文革’期间被脚镣手铐地押到美术学院挨‘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时也要被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点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头，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尽的孤寂啊！” 在那样的年月里，周巍峙形容，总理成了人们手里“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啊，大家都相信，只要总理在，希望就还在”。 “文革”中总理至少三次问到周巍峙和王昆，这也成了夫妇俩感激至今的记忆。第一次是在北京文化部系统开会，总理问:“怎么看不见周巍峙了，他到哪里去了？”总理又说:“王昆有多大问题？顶多人骄傲一点，群众关系差一点，本质是好的嘛！”最后一次是1973年周巍峙回北京后，在6月间周总理看了朝鲜艺术团演出后，他点了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很生气地说:“为什么朝鲜还在唱《志愿军战歌》，我们中国反而不唱？周巍峙有多大问题？王昆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长大，她在延安时演出了《白毛女》，对文艺事业是有贡献的嘛！” 理性与记忆中的两种情感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周巍峙和王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继续着革命年代的工作方式。记者采访王昆时，80岁的老太太正在浙江忙着三天的演出，深夜12点才闲下来。今年在上海演出的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中，王昆仍然登台亲自领唱她的经典歌曲《农友歌》。在1998年出版的《王昆从艺六十周年纪念画册》中，老人深情地写道:“总理去世，我流了有生以来都不曾有过的那么多的泪，我的泪真的哭干了。事过多年，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捧起任何人纪念总理的文章，包括我自己写的‘犹闻总理击节声’在内，眼泪就又会夺眶而出。我们的好总理啊！我有多少话想跟您说呀！……虽然我现在已73岁了，但歌喉还依然年轻，还能在国家的大型的庆典晚会上演唱……我心中永远有一个思念不尽的周总理。” 而现今89岁的周巍峙老人仍然是中国文联主席，并担任总编委会主任主持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十年前周巍峙在出版社的要求下开始整理个人文集，但十年后的今天还没整理出来，“我太忙了”，书没出来，等待整理的文章在十年间又多了48篇。老人开玩笑地说:“我是一辆慢速行驶的大货车，旁边的人总是快速超车，我不停地赶，可还是赶不上啊。” 然而与依旧沉浸于旧时情怀的父母不同，1947年出生的周七月，会经常不自觉地跳开一段距离，来看待父母那一代人的感情。从一个孩子的感受出发，从小他的家庭就缺少普通人家的温暖，“直到现在我也非常不愿意在台下看妈妈演出，从心眼里害怕看到的不是她。只有在侧幕看她演出，才感到亲切。这毛病就是打小落下的”。 “文革”中两次险些被执行死刑、30岁才走出监狱的周七月，从头开始忙着创业、结婚、生子。过早经历了人生起伏的他，对曾经的政治气氛有着与父母不一样的冷静反思。随着“文革”中文献和个人回忆录的逐步公开，“周总理在‘文革’时的处境确实为难，但很多荒谬的事情他也是知情的”。当年对政治领袖的狂热情怀，会逐渐加上理性的判断和解读。但是周七月自己也不禁感慨，“感情这东西很奇妙，它有时候是和理性完全分离的”，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他记忆中的周总理还是那个亲切和蔼的伯伯，“感情的因素很难抹掉”。（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原文标题为“‘革命家庭’的总理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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