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参过军，做过工，现为作家、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社长。 阎明的名片有两种：一种写着阎明，另一种则是阎铭。而递出哪张，全凭心情。 测字的人说，前者不吉，此生注定厄运缠身，用另一种吧。对这样的话，阎明不能不信，否则无法解释他这一生。 阎明的父亲乃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广州有这么一句话：“有钱住西关，有势住东山。”新中国成立后，富人都去了香港，西关已成明日黄花，然而，军区司令部、省委、市政府等接收了原国民党党部等，东山风光依旧，在那里，阎明度过了青葱岁月。 在阎明就读的子弟学校中，随便拉出一个同学，都有显赫背景。在炫目的光环中，阎明想到的未来，一路顺风。 然而，命运如此捉弄，一夜间，阎明的父亲从老革命成了反革命，阎明从革命的接班人成了“狗崽子”。整整七年半，一家人在苦痛中煎熬，阎明被剥下军装，赶进小工厂，过着半劳改的生活，当父亲终于结束审查时，老人的牙已统统掉光…… 漫漫申诉路，永无尽头，拳拳赤子心，竟被尘埋。当忠诚与热血，皆付东流，当误解与谎言，铸就历史。作为微渺的个体，又该何去何从？ 往事不忍成历史，往事不忍成历史…… 阎明在心中，一遍遍呐喊着，为不应忘却的曾经，为那些被扭曲、被沉默、被侮辱、被伤害、被忘却、被封锁的灵魂。他没有权力沉默，哪怕是向苍天呼告。 苌弘可化碧，杜鹃可泣血。 翻开新写就的《往事不忍成历史》，阎明无限释然。此生或错过，真话将永存，他说：“好在，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不是领导的历史。” 我爸不是石光荣 晨报：您儿时的广州是怎样的景象？ 阎明：我今年58岁，前28年都在广州及其周边度过。和所有“大院”中的孩子差不多，有些优越感，与当地人很隔阂，也和老百姓打过架。但我们是前线，不像北京歌舞升平，那么有安全感。敌机常来撒传单，印象最深的是它们飞得很低，传单用电光纸（即复印纸）印，遇水不掉字，我们的飞机在拦截时，因为没定高设备，还撞过山。加上“反攻大陆”、“北部湾事件”等，抓了特务，学校就组织看缴获的装备展览。但只说好的，比如宣传我们是人类史上最早用地对空导弹打下敌机的，其实我们飞机也被响尾蛇导弹打下来过，那也是历史上首次被空对空导弹击落，这就没人提了。那时我们这些小孩的警惕性特别高，看到香港等外面来的人，就把他们当特务，盯他们的梢。 晨报：您父亲是怎样一个人？是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那样吗？ 阎明：小时候和父亲接触不多，他一年2/3的时间在外面，他是个温文儒雅而沉默的人。在部队，石光荣那样的“二杆子”有，但很少，真正当领导的，都有文化。像黄永胜，谋略过人，打过很多经典战例，比如围歼廖耀湘时，10多个小时和总部失去联系，刘亚楼急得大骂，说要枪毙他，连林彪都着急了，可他利用这段时间，指挥部队大范围穿插，最终截住敌人。再比如林彪，廖耀湘溃败时，我军前线乱成一团，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打，林彪没按常规部署，而是冷静地下达命令：向能找到廖耀湘的方向打。最终取得完胜。军人要勇敢，但更要智慧。 再低调也没躲过去 晨报：为什么您父亲很沉默，是性格的原因吗？ 阎明：可能与他一直从事作战部门工作相关。他话少，很低调，守口如瓶。他曾是吕正操的部下，一起进的东北，后吕正操调到西满军区做司令（当时东北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几个军区），叫他过去。下面有人议论，说他们是一个山头的，我父亲听到后，就推掉了，留在总部跟了林彪，没想到，摆脱了小山头，却融入了“四野”这个大山头，最终还是没逃过被牵连的命运。解放军刚进东北，中央盲目乐观，提出要“独占东北”，命令强攻四平，损失惨重，林彪在未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撤军，一度被敌人追得几乎山穷水尽。林彪很奇怪，怎么敌人像长了眼睛一样？一查才发现作战科长叛变了，当时我父亲也在作战科，正巧被敌人打散了，在山中转了两天才归队，林彪以为他也投降了，吓了一跳。 晨报：您父亲和林彪交往很多？ 阎明：几乎没交往，他后来被调到北京，当上副总长，刻意和“四野”的人保持距离，黄永胜有时在家放电影，招待老部下，我父亲从不受邀，搞得黄永胜很不高兴。我父亲只和别人保持工作关系，而工作关系都是记录在案的，所以林彪出事后，他特别坦然，觉得与己无关。“9·23事件”当天，周恩来还和他研究对策，9月24日他陪李先念去越南访问，我父亲是越南地形专家，在东北时就被誉为“活地图”，对地形过目不忘，他曾多次进入越南，帮越共作战。李先念回国后，他还留在那里准备与武元甲大将一起研究解放南方的问题，结果突然就被召回了，成了被审查者。 “一号号令”是历史误会 晨报：您父亲与林彪来往不多，审查什么呢？ 阎明：主要有三大“罪状”：一是“一号号令”，被认为是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二是“北兵南调”；三是给林彪修豪华别墅的“零号工程”。 晨报：很多历史书说，“一号号令”是林彪未经毛主席同意擅自发布的，图谋政变。 阎明：当时中苏在珍宝岛交恶，战争一触即发，1969年10月18日，为防敌人突然袭击，林彪下了几个指示。我父亲刚到北京3个月，对总参工作不熟，随手就给编了个“一号号令”，林彪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连黄永胜都不知道。毛看到“号令”后，大为震怒，认为林彪瞒着他调动军队，但毛主席没取消它，也没和林彪沟通，以后才突然拿这个说事。 晨报：这么说，这是历史误会？ 阎明：是的，你可以看看“一号号令”的内容，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在备战过程中，类似指令林彪下过很多条，怎么是“政变”呢？至于另两条“罪状”，更站不住脚了，“北兵南调”是苏联劝蒋介石趁机出兵，有情报说蒋将在福州空降，周总理亲自部署，要广州军区配合福建军区，调部队去协防，这与林彪有什么关系？至于“零号工程”，是汪东兴交办的，在靠水的风景区修了一些豪华别墅，有毛主席、周恩来等的，偏偏没有林彪的，众所周知，林怕水，根本不可能住那里。林彪不喜排场，到广州住在小公馆里，离军营近，能看到战士训练，他很喜欢。 从天堂跌到人间 晨报：您是怎么知道父亲出事的消息的？ 阎明：当时我在部队当副连长，刚开始上边没点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有侥幸心理，直到集体传达时，才知道父亲也被审查，当时就蒙了。广州军区高干子弟扎堆，最多曾达700多人，大军区一级的子弟就上百。先开始，我们这些“问题子女”被集中在教导队，伙食还好，几个月后按战士待遇处理到地方，那时地方正“批林批孔”，不敢接收，我被分到崇化县一个工厂，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干活。一有运动，就要挨批斗，“四人帮”被打倒后，我还被关起来接受过审查。但再困难，我的信念没动摇，因为我相信我父亲绝不可能是反革命，他从小对我的教育，包括他为人处世，足以作证。红色江山是他们老一代人流血牺牲打下来的，在“文革”那么大的压力下，他们还整天在为国家安全、党的事业玩命工作着，不谈代价，不辞劳苦，他们怎么会反党卖国？我怎么也不信。 晨报：您父亲最终审查结果如何？ 阎明：审查了七年半，三大罪状都无结果，最终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降两级处理退休了，他也想开了，说“只要不算反革命就行”。他很少谈过去的事，在审查期间，看守根本不拿他当人看，吃得很差，受了不少罪，出来时牙都掉光了。 晨报：老人家能服气吗？ 阎明：不服气又能怎样？他80岁就去世了，黄永胜死得更早，总有包袱压着，想轻松也不容易。我大哥清华毕业，被迫去喂猪，我二哥是空军尖子，结果当了矿工，我们比黄永胜的几个孩子算好的了，他家老大在韶关的一家工厂，两度婚变，老二成了钢铁厂炉前工，老三被下放到锰矿，老四在硫酸厂当搬运工。黄家几个孩子都很优秀，人品好，群众关系也好。 面向历史应有负责精神 晨报：回望历史，为何如此多的悲剧呢？是因为人与人的恩怨吗？ 阎明：个人恩怨很容易化解，改革开放后，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在京丰宾馆曾大规模聚会，通过聚会，大家主动化解了父辈的恩怨。恩怨总会有，但无伤大雅，不可能成为主流。你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悲剧？我不知道。 晨报：那么，您写这本书目的何在？ 阎明：很多人问我，写这本书干什么？是不是想翻案？我没这个想法，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真实记录历史。对于那段历史，错误的说法太多了，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在南方山洞里”等，都是误传。如果说业余爱好者犯错也就罢了，可专业历史学家也犯错，甚至一些亲历者都语焉不详。事实证明，模糊对历史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贻害无穷。我遇到过许多大学生，他们都在用质疑的口吻问这问那，他们还是孩子，没什么人生阅历，连他们都在怀疑，岂不令人担忧？回避局部只能让人们怀疑整体，会造成信任危机，既然如此，不如坦然面对。展示真相不会毁坏形象，反而能提升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她会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而这也正是她伟大的地方，我相信党最终会做出正确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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