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爱国，不买日本货……” “中国和印度最终将走向冲突……” “俄罗斯总与美国对着干……” “阿拉伯妇女极端保守，没有社会地位……” 近些年，如是的报道，大量地充斥在国内的媒体中，并随即成为中国人头脑中普遍的“认知”。2007年1月，国内《国际先驱导报》的一篇文章，将以上这些归纳为中国人比较常见的对世界的五种“误读”。 还有一种普遍的“误读”，不知道为什么该报没有提到，即“俄罗斯今不如昔，人民纷纷怀念前苏联……” 对于前五种“误读”，文章列举了不少佐证，其中关于韩国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内媒体大量报道韩国人踊跃捐献金首饰。其结论就是，韩国最后克服危机，靠的是这种高涨的爱国热情。可是，实际接触一些韩国人后，他们的反应却很漠然。“听说过，因为媒体有报道。”而问及当年如何克服危机，他们提供的一个事实是，当年韩国有很多大企业，不得不卖给了外国公司，如“韩宝”、“起亚”、“大农”等。其中，“双龙”还卖给了上海汽车集团。一度韩国人如何用国货抵制日货，也被说得有鼻子有眼，实际情况却是，2002年，SONY游戏机PS2在韩国销售60万台。2006年，韩国对日本逆差达到创纪录的253亿美元。佳能和尼康数码单反相机占韩国市场的90本田和丰田，成为该国最畅销的进口汽车品牌。在韩国一家门户网站做的调查中，有近68％的人，不希望生在韩国，而梦想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瑞典等。倘若依据这条消息，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韩国人根本不爱国？ 对于后一种“误读”，实际的情形，恰如普京总统的一段名言：前苏联70年的历史，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文明的大道。看不到苏联时期的成就是错误的，而看不到人民在其中付出的代价，则是更大的错误。或者说，在当今的俄罗斯，谁不为前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他就缺乏良知；谁想回到前苏联时代，他就一定没有头脑。[1] 中国人对世界的“误读”中，其实，最严重的是对日本。 一百多年来，一个自称“九州万方”的泱泱大国，对这个蕞尔岛国，一些时候是在怨妇般地控诉，一些时候又在风流云散般地遗忘。剩下来的，大概就是自以为是的“误读”。 与日本官、产、学并举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华解剖式的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与判断，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仍停留在狭窄、肤浅的层次。在一些根本性的对日认识上，甚至与“二战”前相比，也还有一定的差距。即使在学界，中国研究者们对大和民族的理解，也难以超越周作人、戴季陶、王芸生的视线，甚至没能超出黄遵宪、梁启超的视野。国人“误读”日本，尤以20世纪90年代后为甚。 一、人与非人 国人对日本的“误读”，择其大要，举之有三： 其一，因为侵华战争中日军的普遍兽性化，还有网上一些年里各种版本的谣言颇为流行：“日本人吃婴儿”、“日本人培养出售盆景猫”、“日本人利用基因技术改变中国人的基因”，以及据说一个在日本BBS中人气极旺的帖子——《大日本帝国兴国圣战计划》，里面耸人听闻地叫嚣“日本将于2015年灭亡中国！”这些都导致了当下部分国人对日本人印象的非人化——如鲨鱼残忍，如狐狸阴鸷，如鼯鼠猥琐，如变色龙不可信。俨然中国人与日本人若不存在人与非人的进化差异，至少也有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差距。我们将160年前福泽谕吉看中国的目光踢了回去，即视东瀛为“恶邻”。 要说清楚两国人的相似与相异，不妨取一个简单直观的方法，即通过两代人来比较。 一代人是如今五六十岁的。在中国，这代人常常被称做“老三届”，在日本，这代人便叫做“68年世代”。 1968年，在全球每个大陆，都标志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1968年，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影子，那么，在列岛，更是为西部大陆上那场令河山变色的“大革命”所震撼。当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经常会有关于中国“文革”的报道，与在中国一样，这些报道一再激起当年那些20岁左右日本青年的满腔激情。日本共产党各级组织，通过印刷大量《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以及其他“文革”文献，催化了这种激情。很快《毛主席语录》就在日本发行了几百万册，当时不少日本大学把《毛主席语录》用作中文教科书。东京、大阪等地，出现了抢购《毛泽东选集》的风潮，人们甚至排几小时队等在书店门口。那一年，《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要比历年列岛走红的歌星的唱片销得多。毛泽东像章，更几如稀世之宝，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托还在与中国做着一点有限生意的公司，或参加了日中青年交流活动的同学从中国带过来。一位姓北田的先生，至今还保存着十几本装订工整、纸张都有些泛黄了的学“毛选”的心得笔记。北田先生的中文学习，就是这么开始的。为了准确理解和领会毛泽东著作的精神，他还写信到北京的新华书店，要求购买《毛泽东选集》中文版。他身体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九州的故乡，动员父母把不多的土地分给农民。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他试图在当地组织农会，将该县的政府权力夺过来。家里人和当地农民视他为“白痴”、“疯子”，他义无反顾地宣告与“万恶的剥削家庭”彻底“决裂”。 受红卫兵运动影响，青年学生们的各种组织，一时间，如雨后林中蘑菇似的在列岛各地出现，有的名称干脆就叫“红卫兵”。在那时的许多日本青年眼中，美国象征着帝国主义，象征着罪恶；而中国象征着革命，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青年的共同导师。在游行、示威中，他们常常将毛的画像高高举起，并用鲜血将毛主席语录写在横幅上；年轻人则在横幅和画像下，表情庄严地前进。这样的画面，不时出现在当时的电视、报纸和期刊上，成为当年日本的时代写照。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当时日本左翼运动的描述，他们一聚就是几万人，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神情激动地高呼反美口号，行走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冲绳的大街小巷。 由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左翼运动蓬勃开展，大大拓展了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列岛的活动空间。1975年，是这两党政客们的黄金年代，在全国175个都、市及县中，其市长、县长均由左翼政党囊括，其中包括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长崎、神户等大城市。 “68年世代”，却仍与日本政府产生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其中，让当局最为难堪的是两次。1968年1月，4.7万名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到佐世保，驱赶即将前往越南参战、在该港进行补给的美国7.5万吨核动力航母“企业号”。 同年7月，位于东京东面30英里千叶县的成田，数千青年学生与这块土地上的三百户农民串连一起，抵制政府在此兴建大型机场的计划，他们拆毁机场公司设置的边界墙，在土地四周打上巨桩，阻挠政府派员对这一带勘测。甚至在地下开挖复杂的隧道系统，以摆出一副长期斗争的阵势。 青年们的不满在冲突中逐渐上升的同时，他们对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也愈发崇拜。不少人相信以暴易暴，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有些“红卫兵”，开始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东京山谷地区的“红卫兵”，高呼“赶走剥削者！解放山谷！”的口号，袭击了山谷警察署，烧毁警察的自行车，砸碎建筑物的外墙。有些人还给毛泽东写信，立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并表示想去中国学习游击战术，学成后，像切 格瓦拉一样投身世界革命。日后被称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日本赤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度风云际会的日本左翼运动的畸形变种。日本赤军共分为“赤军派”、“联合赤军”和“日本赤军”三派，相继在1969年到1971年之间成立。以重信房子为头目的“日本赤军”，又称“阿拉伯赤军”，日后长期活动在中东地区。 1970年3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赤军派”，为向世界宣告自己的诞生，劫持日航飞机“淀号”飞往朝鲜，震惊了世界。劫机者九人中，年龄最大的田宫高磨只有27岁，最小的柴田胜宏只有16岁，还是高一的学生。九人平均年龄不到22岁。除了柴田和另一名青工之外，全是一流的国立、私立大学学生。劫机者们日后在平壤附近开辟了“日本革命村”，设立“党创建准备委员会”，有计划地绑架在欧洲的日本留学生，到北朝鲜与他们生儿育女，培养“革命后代”。到“赤军派”覆灭时为止，从欧洲和日本本土被诱骗、胁迫至北朝鲜的日本人，已达11人。这一跨国事件，现已成为日本与朝鲜之间棘手的外交难题。 位于长野县轻井泽的浅间山庄，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王公贵族避暑胜地，在1970～1971年间，成了“联合赤军”的训练营地。青年们在此磨灭个性，消除性别意识，从灵魂到肉体彻底“革命化”。军事训练之余，他们用日文吟诵毛的诗词《长征》、《井冈山》，讨论中国共产党内已进行的“九次路线斗争”，为中国军队应以南昌起义还是以秋收起义为建军节，争得脖子上青筋毕露。 他们内部也进行残酷的“路线斗争”。日后，警察在附近棒名山的斜坡林带里，发现了14具尸体，其中一名女性是已怀孕八个月的惠美子。这些人都是被扒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然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活活冻死、饿死的。经事后审讯被俘的“联合赤军”分子，证实死者都是因“信仰”不坚定，或是言行被怀疑，而遭到自己“同志”的清洗。其中一个，只是因为戴了耳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而遭活活打死。 1972年2月29日晚，1200名警察包围了浅间山庄。 与这支强大武装力量对峙的，只是“联合赤军”的五名青年，他们手中扣押一名人质。警方先是劝降，开来装有强力扩音系统的装甲车，呼叫：“想一想你们的前途，投降吧！”“你们的罪过并不大，放下武器，警方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权利”……后者毫无反应。警方请来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请他们观察现场，看能否提出一些建议。心理学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呆了两天走了。警察不得不发动威慑性攻势，后者坚不投降，以来福枪、土炸弹、燃烧瓶，对抗着火力强大的先进武器。这是一次面向全国的电视实况转播，全岛有92.2％的观众，通过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数百名新闻记者躲在盾牌后匍匐而行，闪光灯一片一片压过了雪光。 政府显然不想将这些“迷途的羔羊”置于死地，双方在冰天雪地的山地里僵持了十天之久。直到那一天全球的收音机、电视机，都在播送一条惊世骇俗的消息——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警方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动用飞机，把3名青年的母亲从外地接来。三位母亲在现场声泪俱下，用话筒呼叫孩子。其中，坂东国男的母亲喊道： 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们，回家吧！ 坂东国男遂向母亲开枪，但其余四人放弃了抵抗。不久，坂东国男的父亲在一棵树上自尽，临死前留下一封道歉信，内称“我以自己的死，对我儿子的罪过表示歉意”。 浅间山庄事件得以收场，及随后暴露的赤军内部大肃清事件，让日本青年受到的心灵震撼，可能仅次于当年他们的父辈在“玉音放送”里听到日本战败。轰轰烈烈的日本左翼运动从此进入低潮。赤军也作鸟兽散，唯有其志不死的“日本赤军”，因为再也得不到日本国民的理解与支持，不得不将自己的根据地转移去了阿拉伯世界。 当年广大的激进青年，在痛苦地经历了青春反叛期、精神的喧哗期后，或是如暴烈了一个夏天的蝉，在深秋霜天的阵阵寒意中，渐渐地干成一个标本。1972年至1975年间，一些“68年世代”，因为对“革命”的失望，或眼看恋人在“革命”的名义下乱伦，再有社会的歧视、工作的无着等，飞蛾扑火一样走上了不归路，自杀的方式多为卧轨或撞电车； 苏联解体后大量解密的档案里发现，1955年便当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日共”七大后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日共”十六大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仍任名誉主席的野坂参三，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时，竟出卖“日共”另一位领导人山本悬藏，致使其被“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处死。1992年，日本共产党给了野坂参三一份承受不起的“百岁礼物”——开除出党，这份“礼物”，却没能挽救“日共”自身暮云飞渡的颓势。 一些“68年世代”，思索起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的涨涨跌跌，当初曾经激动亿万人心的“革命”，何以演变为一头反噬的巨兽？自然，他们更多地思考曾与他们的希望与失望都有关的中国，他们不舍得将脏水和盆里的孩子一块儿倒掉。他们的心渠里，至今泛有对中国友好的涟漪：在今天列岛的“反核战”、反《周边事态法》、反《有事法制案》、为“二战”时期中国慰安妇、劳工等无偿打官司，甚至为被害人出差旅费、做中国留学生的保证人、致力于中国的环保运动、“希望工程”等五十多岁上下的日本人，大多是当年的“68年世代”。 当然，也有一些“68年世代”的人生轨迹变得首鼠两端： 过去他们对“社会主义”无限向往，恨不逢“地”，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不尽把玩，弦歌不缀。过去他们对中国一见钟情，锦上添花，现在他们视中国为背上芒刺，脚下鸡眼。从左边跳到右边，甚至从极左蹦到极右——其实，不分肤色，从来都是体内具有政客血清的人们的一项特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是西部迈，原为东京大学驹场学生自治会委员长，该校学生运动中的传奇英雄，现为著名右翼理论家，近年由产经新闻社出版的《国民的历史》等著作，否定南京大屠杀和东京战犯审判的正义性，他的著作因文字浅显易懂，迎合日本社会某些角落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思潮，而屡屡成为畅销书。 另一代人，便是当下的年轻人。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早不是战前那一大批出身贫寒、虾米紫泥般翻滚于经济危机的黑色浪涌中的少壮派军人。日本到处有樱花，也随处可见层林尽染的红叶。如果说少壮派军人看重的是因落花而起的知死之道，现在的年轻一代，喜欢的则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生机勃勃之感。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许多年轻人，从中学时想的是什么时候有第一次“性体验”，上了大学就琢磨怎么多打点工存点钱，假期去海外旅游。毕业了就想着进个固若金汤的大公司，把此生也“牢固”了。看看东京银座、新宿那灯火如海的夜晚，天上人间，几乎应有尽有，一对对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之中，早就斗志丧尽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劫持“淀号”飞机小组成员的后代——在北朝鲜长大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父辈当年的“革命行动”不予善评。在这一事件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田宫的长女说：“父辈们，你们的行为虽然很勇敢，但是却脱离了社会常识，我们不愿走你们走过的道路。”2001年，田宫、小西、田中的儿女们终于实现了她们的回国梦想，“三姑娘回国团”立即受到媒体的注目，她们对日本青年的流行歌曲、服装、发型、吃喝玩乐，似乎并不陌生，对自己能迅速融入日本社会充满信心，并期待她们的父辈积极改悔，早日出狱做一个新人。 眼下二十岁左右的日本青年，更是玩游戏软件、看着漫画长大的，《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热播的肥皂剧，酒井法子、木村拓哉、织田裕二这些红得像油爆虾的偶像，伴随着他们的青葱岁月。在他们的青春词典里，在“认知”这一节下，大概只有四个词：“时尚”，“潮流”，“创意”，“有趣”，显然缺少“历史”。他们进靖国神社，不是为了崇拜战争罪犯，只是春游、秋游，观赏那里流光丽影的樱花与红叶。他们想来中国看看，亦不是为着表达什么歉疚或友好之情，只是为了登上长城，吃一次北京烤鸭。他们即使能说中文，有时也与中国的“愤青”鸡同鸭讲： 2004年亚洲杯足球冠亚军决赛时，当日本队以三比一战胜中国队，能容纳7万人的首都工人体育场里，顿时，掀起一阵又一阵炸雷似的嘘声和骂声，无数的塑料瓶、易拉罐如骤雨一样，向终场正列队的日本队扔来。有中国球迷对在场的日本记者吼道：我们现在扔给你们的是塑料瓶，当年你们扔给我们的可是炸弹！ 坐一旁的日本青年啦啦队，其中还有东京大学的学生，面面相觑，根本就不明白这里的“炸弹”说的是什么事情。 看起来是对历史无知，或者以为历史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其深层原因，却是麦克阿瑟将军强悍地重铸列岛后，摒弃国家威权的政治制度设计，使得这代日本青年不会像中国“愤青”们有着那么澎湃的爱国激情。但真要打起仗来，他们是否一定不是中国“愤青”们的对手？ 在中国，呱呱落地后，听到的便是邓丽君那柔曼歌声，看到的便是阿童木和一休的动画故事的，现在有一个称呼“80后”。这是一个庞大的青年群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当今“80后”有2亿人左右。这是一个社会评价歧见迭出的群体，又是一个评价标准很难统一的群体。 中国的“80后”身上，有两条却是共同的。一是其价值取向，一般都关注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而很少关注意识形态层面的宏大叙事，而更多还是利益考量的选择。这已然暴露出在同样的年纪里，他们有着远比父辈幽深的心机。二是“遗忘”历史。许多“遗忘”，并非人主观的遗忘，而是一番剪裁、一番噤声的结果。因此，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叙事变成了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则沦为隐恶扬善。 通过以上两代人的大致描绘，可以肯定，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没有君子与小人的差距，更不会有人与非人的差异。抽去各自的时代内容，两个民族在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在对内心世界的体验上，其实有着很大程度的相近。这种相近，决定了只要彼此不有意无意地“误读”，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理解起来，绝不会比在东海油气田上两国共同开发更难。 二、使用“爱国主义”得十分小心 其二，日本人不老实，缺乏对过去战争责任深刻、具有诚意的“认罪”。 在中国文化中有“成王败寇”的传统，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失败者必自称“罪臣”。中国人的认罪，往往不是出于道义复苏，或是日本文化中强烈的耻感，而是“求饶”的代名词。从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联合声明》，到2001年10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日本历任首相和天皇，已就过去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伤害和巨大痛苦，表示了21次的“谢罪”。但要让日本作出让中国人满意的“谢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何况大和民族素来“臣服”的只是强者，在一些上了年纪的日本人看来，1945年投降的日本，远不是败于中国之手。 日本不像“二战”后的德国民族。德国民族对纳粹罪恶的反省，对当时德国人全部沦为共犯结构的一环，以及当时德国人集体的灵魂堕落，都作了深刻的忏悔与反省，这方面的著作可谓车载斗量。但在如何避免重走历史道路、永远告别军国主义的魅影上，日本人的认真和精致，却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在世人看来，最为瞩目的是——在经济、科技、政治乃至在制度方面，大力吸收西方世界成果的明治维新，却摒弃了精神文化层面的自由、人权、悲悯等普世价值。这一近代化的根本迷失，终于在战后日本重建现代化国家的路径中找了回来，并给予先前仅叩拜于天皇制与武士道的国民性格以脱胎换骨的改造。在这方面，日本人自己也为之自豪。 对于国家那段灾难历史，日本国民最普遍的反思就是： 军部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权力中心，与战争动员系统相配套，整个国家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军国主义势力对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大肆摧残，一群野心家与嗜血狂，以国家利益和天皇的名义，转移国内矛盾，压制不同的声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议会政治不复存在，不支持战争的议员和政治家遭逮捕甚至刺杀。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下，整个国家除了以愚民为目的的煽动，再也听不到一点理智的声音，直到半个列岛即将变成一片焦砾碎瓦时，很多百姓还沉浸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清秋大梦中。战后，日本自卫队和国家政治之间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军人不得参与政治，更不能当议员。当年军人是这个国家独领风骚的英雄，是随时准备为天皇牺牲的勇士；现在，日本人更多的是将当兵视为一项收入不错的职业而已。今天，一个开放、外表平和的防卫省，替代了昔日封闭而又喧嚣的军部。 防卫省本部，位于东京新宿的一座小山坡上，门口路人熙熙攘攘，车轮如梭，如果不是房顶上布满碟形天线的高塔，及隐约可见的直升机坪，还以为这是某个大财团的总部。即便大雨在即，门厅前总有数十名参观者，在等待接待小姐招呼他们进去。接待小姐一个个娉娉婷婷，面若银盆，一身浅黄色的制服，逢人便鞠躬致意。只要提前两个月预约，谁都可以进防卫省参观。其接待室里，为参观者准备了大量免费资料，有时事新闻，自卫队在海外参与的救援行动，以及防卫装备方面的专题介绍……许多资料的封面上印着“ALL FOR PEACE ”（一切为了和平）的字样。 战后日本，通过一整套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消解了极权体制。在没有中国式的政治动员的情况下，国民选举的投票率一般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各州道府县政府须对自己的选民负责，与中央政府不存在直接隶属和任命关系，均有很大的立法自主权和活跃的地方议会，地方法院甚至可以判决首相违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在野党，都各有鲜明的政治纲领，因它们不断为获得执政地位而努力，对现在的执政党便构成有力的制约。虽然，这套政治体制当年是在美国人的监督下颇有些屈辱地建立起来，但今天的日本人，却体会到了它的好处，并发自内心地呵护它。 国家利益不再具有至高无上、可以剥夺人民一切权利的地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词，得十分小心，因为容易让人联想起军国主义。2005年，在对中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3％的日本中学生看到国旗时感到自豪。日本的中小学教育，可能让中国人吃惊——中小学教师的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教组”，是由日本共产党控制的，他们否认天皇，否认自卫队，否认太阳旗，否认“君之代”（日本国歌）。因为日本没有《国旗国歌法》，前几年文部省要求学校在学生毕业仪式上升国旗、唱国歌，遭到很多学校抵制。 “日本让你感到自豪的是什么？”这是多年来日本政府主持的民意测验里向受访者提出的一个问题，其国民最多的回答是：悠久的历史传统、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斑斓的文化艺术。在一连串民意测验中，只有34％的受访者，表示为大和民族的团结而自豪。有近80％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培育爱国心。 在一个同样有着东方传统的国家里，日本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不仅在亚洲，就是在世界也走在前列。 新闻是国民的看门狗，就是用来监督政府的，谁敢干涉新闻自由——哪怕只干涉一点点，这本身就是可能引起政府垮台的天大的新闻了！在日本，打开电视，几乎随时能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不同的观点碰撞交锋，对政治人物的公开臧否和监督。在一个以自由民主为主流价值的健康社会，让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的各种声音充分发言，交相辩论，在各种理论和流派的博弈、证伪、试错的过程中，一种相对合理、有利于全社会的真正的“主流价值”才会形成、凸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距离真正的和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日本，有大量对于军国主义深刻反思的批判言论和著作，可惜因少有翻译，中国老百姓很难看到。其中的扛鼎之作是井上清的《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现代出版社1975年8月出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以相当丰富的材料，证明了战争和裕仁天皇是有关系的，应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次年再版重印。1989年，明石书店以《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为书名第三次出版。1991年，日本最著名的出版社岩波书店，又恢复原书名第四次刊印。1998年，井上清又编辑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什么》一书，集中揭露了侵华日军“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上海八一三事变中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在河北与山东的‘三光政策’”、“地道战”、“毒气战”、“对农业的破坏与掠夺”、“从军慰安妇”等罪行，并且，提出“追究真正犯罪没有时效，应该永远追究战争责任”。 在日本，有一批知识分子与井上清的立场相同，几十年来锲而不舍地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行了一次“日本军国主义研讨会”，尽管此时中日关系走向低迷，却仍有不少日本学者顶住压力前来，他们为中方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用以揭露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 日本龙影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和北京中坤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摄制了纪录片《靖国神社》。制片方对日本媒体的宣传放映刚刚开始，随即引发了岛内左、中、右不同立场的各方人士的激烈反应。12月13日的《周刊新潮》发表文章认为，《靖国神社》虽然是一部罕见地展现了有关靖国神社各种矛盾冲突现象的电影，但导演将“靖国刀”与“百人斩竞争”、天皇与战争历史的影像以及“皇军”刀砍中国人的照片交错组合在一起，不得不说是一部强烈的、甚至于露骨的“反日电影”。因为由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的“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基金” 资助了该片的后期制作，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主张，影片中使用的一些“皇军”刀砍中国人的照片是“捏造”，或出处可疑，该“基金”用日本国民的税金资助这样的电影是不能容忍的，从而提出要让制作方退回资助金的要求。对此，“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基金”针锋相对：“纪录片多带有强烈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对于《靖国神社》，我们也曾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但是，评委会最终决定对之予以资助；在影片完成后，经过确认，我们认为电影与原来的企划书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为此，我们必须尊重导演的作家性和创作权，即使有异议也不会横加干涉，提出强加的修改意见。” 与此同时，日本众多有正确历史观的电影导演和文化人，对《靖国神社》表示了支持和声援。日本著名的纪录电影导演土本典昭，在与该片导演李缨的对话中指出，这部纪录片肯定会让许多日本人不舒服，但却是日本人不得不看、富有宽宏思想性和令人深思的成功杰作。活跃于时政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田原総一郎，也推荐道：从未见过如此倾注全力追究靖国神社的电影，痛心疾首，却气势撼人，无法躲闪！ 在列岛，也有一些极右翼的言说，多半被中国媒体及时报道。比起德国国内不允许呼喊纳粹口号、行纳粹军礼等严格管制，日本的右翼分子完全可以明火执仗：在一些所谓有纪念性的日子里，总有一些“老兵”全身披挂，再度戎装，去靖国神社门口吆五喝六；而靖国神社里面的游就馆里，即使现在，每天都在循环放映录像《我们不能忘记》，片中极力将日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卫战争。在中国人看来，这当然是光天化日下为军国主义势力叫魂喊冤，但在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眼里，这恰恰是日本对于极权社会的反省比德国更加深刻之处。必须珍视个人的自由，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决不能以国家或其他什么名义，强迫国民放弃自己的信仰，压制国民言论表达的权力。只要没有破坏公共利益和安全的行为，言说什么，信仰什么，均是个人自由，应该受到日本宪政体制的保护。 有中国学者认为： 你不得不承认，从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来看，目前的日本，恰恰是亚洲国家中离军国主义较远的一个。[2] 与其强调大国崛起，不如精心建设公民社会。 虽说“崛起”多半速度很快，大凡一切有碍“崛起”的，都将在权力的推土机下化为齑粉，决不会遇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机场——成田机场的兴建计划因七家“钉子户”而拖延数年这一类的难题。但脱离公民社会的大国崛起，不说可能重蹈纳粹德国、日本法西斯和中国“文革”的覆辙，也必是被充盈虚骄之气的几个GDP数字给忽悠出来的昙花一现。 在今天的列岛，公民社会已经板上钉钉，政府的一切运作服从于国民，而不是相反；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全民共享，而不是将甘蔗甜汁最多的一头给官员领衔的既得利益集团独享。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民不在欧美，也不在盛产石油的中东，而在日本。目前，日本的人均资产高达18.1万美元，是美国人的1.3倍，德国人和法国人的2倍。从1950—1980年，日本用了三十年时间，让国民的工资收入追上美国，日本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当日本和美国工资收入持平的时候，就意味着日本国民有了和美国人一样的购买力。 可以相参照的是，1978—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三十年，工资水平迄今却只有美国的4％。扣除国内实际购买力高的因素，国内实际工资水平也达不到美国的20％。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3] 在日本这个完全藏富于民的社会里，政府还在教育上实行小学到初中学费为零，高中以上虽不是义务教育，但有各种奖学金、助学贷款等，家庭生活实在困难者，还可申请费用减免。在医疗上，所有人均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每次医疗费用个人交10～20健康保险里出80～90若碰到大病难症，个人要出的超过工资的几倍，另可申请减免。 日本国民，无疑享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感。既免于物质匮乏，且对未来有稳定预期。林小玎告诉我，如果在她家山下的村子里有人振臂高呼：现在法律废止了，政府瘫痪了，让我们来一场杀富济贫的革命，把咱们这块地上最富的人给宰了、分了……估计95％以上的日本人不会随之前往。中国式的“打土豪分田地”，在列岛压根就没有得以实施的社会与人文基础；日本人又有言论自由，政府清廉，社会透明，免于精神恐惧。小泉在交出了首相官邸的钥匙后，在东京王子饭店的套房里暂住了几天，随后就带着行李搬进位于东京高轮的那座破旧的众议员集体宿舍。2006年的众议员宿舍已破旧不堪，被列入东京废弃建筑物的黑名单，与小泉不久前所住的耗资四百多亿日元修建的首相官邸简直有云泥之别。跟所有住在这里的议员一样，小泉每月还需缴纳大约6万日元的房租，其透明状况，也一定让中国人吃惊，连安倍首相夫人不能生育，也国民皆知。（本文摘自：《粤海风》2008年第3期，作者：胡平，原题为：《关于日本的误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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