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1894年7月末-1895年4月,是19世纪末日本对中国及朝鲜发动的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一次事件。 朝鲜问题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就在这一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加紧扩军备战。战争的导火索终于来了。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政府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政府出兵朝鲜。清政府没有识破这是日本的阴谋,于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500人于6月6日左右在朝鲜牙山登陆,在此安营扎寨,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6月11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当时聂士成就向清朝实权人物李鸿章建议迅速撤兵,这样便使日本在朝军队陷于孤立,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也会自动撤军。但李鸿章迟疑不决,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日本得知清廷出兵朝鲜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正面临议会的不信任案弹劾,得到此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着手挑起战争。日本政府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从1894年6月8日起,日本一方面派先遣队400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在朝鲜仁川登陆;另一方面,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 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大本营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找寻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清日两国撤兵,但清政府要求日本军队先撤兵。大鸟圭介也向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口头表示撤兵。然而日本援军反而不断增多,直至10000多人,果然,大鸟圭介开始不断挑衅,一会儿否认朝鲜是中国藩属国,一会儿又提出中日两国一道“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中国和朝鲜都严正驳斥和拒绝了日本的这些无理要求。但日方的目的已经达到——它一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一面又拖住了驻朝清军,为战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同时,日本也终于找到借口,挑起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7月期间,日本发动战争的阴谋已经愈发明显,中国国内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朝廷里也形成了以光绪帝载湉、户部尚书翁同龢(光绪帝老师)为首的主战派(帝党),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企图和解。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后党)。李鸿章明知日本的狼子野心,却并未认真备战,而是一味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由于前述的各国利害关系,美、英、俄只是对日本表示“谴责”而已,调停均告失败。 1894年7月23日凌晨,日本军队突袭汉城王宫,挟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解散朝鲜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并成立以金弘集为实际首脑的亲日傀儡政府。日本嗾使金弘集内阁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控制了朝鲜政府后,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北洋水师的战舰“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悍然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清朝在其宣战诏书中指出朝鲜历来是中国的附属国,中国是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出兵的,相反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理昭然”,令中国忍无可忍,因此“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在宣战诏书中则针锋相对,声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声称其开战原因是“帝国于是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朝鲜虽已允诺,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表示其目的是“使朝鲜永免祸乱”、“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宣扬帝国之荣光于中外”,日本的这些无理借口和诡辩之辞都充分体现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1894年,是一场日本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此战之后,中日的地位发生了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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