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来指示把拍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这下可让那些平时从容不迫的摄影师慌了手脚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做些新的规定。 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 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就等总理见缝插针审看。 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想见缝插针洗个澡，没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 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想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是叫他们去大会堂。 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去了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下。 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最近主席的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儿，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三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儿！”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里了。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的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心里却无法平静，老想那“三分钟”。 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 毛泽东的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快放线架机子。 “三分钟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三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他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光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点，机子可以转足三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三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呀！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三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声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都清楚，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周总理操心最多。他今天只给三分钟也是无奈之举啊！ 第一次他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一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一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主席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一分钟。 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主席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主席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的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他们渐渐发现，稍晚一点儿，毛主席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掌握了分配三分钟摄影的最佳时间，冲洗出来的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 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三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当事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 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对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三个字——“视情况”。 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 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啊！ 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着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而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主席，只要见主席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主席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在江青的提议下，毛泽东的书房第一次安装了摄影固定灯，解决了刺眼的问题。没有想到，第一次使用就开错了两组灯 1973年2月，基辛格又一次飞越太平洋，来到中国。 也不知是老友相逢还是病情好转，毛泽东这次和基辛格会谈，精神出乎意外地好。审片时，江青也出乎意外地叫好。看得出来，江青当时的高兴情绪是由衷的。 “这个镜头拍得好，带劲。主席谈话时津津有味，人民看见会多高兴！”江青倚在高背沙发上，嗓音吊得很高。 钓鱼台十七号楼，是江青活动的地方。她的放映厅也在这幢楼里。每次从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为总理放片后再赶到江青的放映厅，杜修贤就有一种很不平衡的感觉。总理没有自己的放映厅，不是不能配备，而是他从不肯要。所以他在哪儿工作或活动，他们就要将放映机和卷帘幕布带到哪儿，等他利用空隙时间审片。 “主席的眼睛怎么啦？刚睡醒？”一直叫好的江青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话。工作人员赶紧倒片重看这段似乎没什么问题的画面，果真毛泽东闪过一个不易察觉的眯眼表情。 “可能是怕灯光。”杜修贤回答说。 江青朝后一靠，一手托住腮，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直到片子结束，她没有再说话。 杜修贤和江青平时接触较多，知道她的性格特点，喜怒无常，患得患失。说好听点，是搞文艺出身的人的性格特点；说不好听，这性格让人觉得神经兮兮的。 嘴碎爱唠叨是女人的天性。 他们不怕江青话多，倒怕她阴沉着脸不说话。沉默之后，往往是一场劈头盖脸的“暴风骤雨”。这几年杜修贤已基本学会和江青近距离打交道的“艺术”——“敬而远之”。 江青不等杜修贤他们出门先开了口：“你们等一下子再走。我们谈谈主席眼睛的预防问题……主席看书多，光强了，他的眼睛受不了啊！” 江青这番话和这种带感情的语调，使得杜修贤有点儿感动。“是的，主席上次会见黎德寿后讲‘我最怕这个灯’。我们听了都很着急，可是拍摄时又不能不打摄影灯，也不知想什么办法好。” 江青望望杜修贤，站起身，打着大幅度的手势，用慷慨激昂的语气说：“可不可以在主席的书房里安固定灯，安在高处。主席座位后面安侧光灯，作为主灯。把开关安在书房外面，这样不会惊动主席。光不直射眼睛，效果也能出来。这既是替主席着想也是替你们拍摄着想。和办公厅主任说一下，要解决这个问题。” 杜修贤心里一亮：这是一条路子。以前他们也想到过这个办法，但技术上没有把握，加上考虑不成熟，没有敢提出来。这次不妨借助江青的积极性把主席那里的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好。 “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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