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查阅蒋介石1919年的所有日记，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有关次子蒋纬国的记载几乎比比皆是，而且凡记有蒋纬国生活情况的地方，蒋氏大多寄予无限深情。譬如：“纬儿顽皮，禁闭少许时，事后甚怜之。”又如：“纬儿弄药，始则呵止之，继则以其倔强，掌责数下，终不降服，如是良久，听其啜泣声咽，下次再勿之语，不胜疼怜。”等等，蒋氏笔到之处，无不倾注慈父的苦心。如若蒋纬国与其素无父子天性，料想像蒋介石这样纵横疆场、视杀戮如草芥的军旅中人，实难在笔下流露如此柔情。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20年春天，蒋介石因侍妾姚冶诚与他同居以来，终日在家中聚人狂赌，一怒之下，他决定赶姚氏出门，这时，蒋介石为了蒋纬国有人带领抚养，几经思考，最终仍然不忍与姚氏彻底分手。断绝之念，终因纬国一人投鼠忌器，最后不了了之。这其中有几则蒋的日记，写得非常富有感情。 蒋介石这样心性残忍的军人，关键时刻在笔下仍留如此颇有情感之字句，确也让人为之动情也。5月31日，蒋在决定是否因蒋纬国而挽留姚氏的时候，日记中曾有“盖因弃去，一则纬儿无人抚养，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一则藕断丝连，虑其终结不解之缘”的句子。 看得出，蒋介石在无限憎恨姚冶诚，几欲逐出而后快的时候，仍在左右权衡，他思虑再三，最后还是因纬国的抚育问题而放弃彻底赶走姚氏的主意，因此在日记中记下：“乃决定暂留而析居，以观其后。” 时光到了1920年至1921年间，蒋介石儿女情长之心渐淡，与姚冶诚更是貌合神离，而蒋的日记中有关蒋纬国的记载则笔墨更多，亦越加语言亲昵，将其视若亲生己出的文字随处可见。有些语句，甚至比对蒋亲生的长子蒋经国还要溺爱有加。这就难怪有人认为蒋纬国并非戴季陶所生，继而又有人据此否定戴季陶把纬国过继给蒋介石的一贯说法。 蒋介石对次子蒋纬国的挚爱真情，不仅表现在纬国的幼年时代，即便后来蒋纬国长大成人，从蒋介石解密的日记中，也不时可见他对蒋纬国的一片深情。如1943年蒋介石在重庆时还关切着次子纬国，他4月12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近日纬儿心神颇觉不安，彼不愿诉衷，但其衷心自有无限感慨。昨晚乘车外行，彼称前夜梦寐大哭，及醒，枕褥已为泪浸，甚湿，不知其所以然云。彼复言哥哥待我如此亲爱，是我平生之大幸，亦为我蒋门之大福云。”蒋介石如与纬国若无血脉亲情，他会如此浪费笔墨吗？ 当年11月蒋介石亲自飞赴埃及，参加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其时，蒋介石在飞机上翻开日记本，国事冗繁之际，他仍在灯下把蒋纬国的情况一笔笔记在日记本上，其内容为：“登机视纬儿犹熟睡，颇安。以彼下午忽发痢疾，热度竟至百零二度以上，见母子谈话与母询儿病（此时的母，系指宋美龄，而非姚冶诚——引者注），亲爱之情，引为余平生第一之乐事。” 蒋介石与蒋纬国的父子感情从中可见一斑。 4. 蒋与女护士有染？ 这样，就把话题再引向另一个日本女人——重松金子。 从蒋介石日记发现，自1919年蒋在日本与重松金子重逢，相见了最后一面，此后数十年间，他再也不曾提及此人名字。只是在1921年3月11日，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忽然再一次出现这个日本女人的名字。当天蒋氏记道：“晨起，得季陶书，知纬儿生母因难产而身亡。异日此儿长成知其事， 必引为终天之憾。思之曷胜感悼。” 这篇看来简洁的日记，其实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自然也凝聚着蒋介石对这位猝然作古的日本女人的深切怀念。蒋介石与戴季陶结识于清末，当时他们都在日本，两人在患难中结下了金兰之谊。1922年6月，广州发生了“陈炯明事件”，那时的蒋介石和戴季陶均已从日本归来，只是蒋介石当时仍为一介无名之辈，而戴季陶则已得到孙中山的青睐重用，在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出任秘书长，同时又兼任广州军政府的外交次长和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在孙中山手下可谓权重一时的人物。（本文选自《蒋介石笔下的风花雪月》 本文作者：窦应泰 作家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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